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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刻本 家刻本，即私人出资或主持刊印的书籍。私人出资刻书，主要出于传播学术的目的，数量远不如官刻、坊刻之多；加上刊刻人校勘精审、精雕细刻，故家刻本历来颇受推崇。宋代私家刻书最著名者，如庆元二年（1196）吉安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嘉泰元年（1201）周必大刻《文苑英华》；廖莹中世綵堂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纸莹墨润，令人赏心悦目，堪称宋版书中之上品，都是有名的私宅刻本。 当时与两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辽、金、蒙古，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刻书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契丹族建立的辽很重视佛教，注意吸收中原文化。除大量刻印佛经外，也印刷儒家经典、各类史书、诗文集及各种工具书。辽代印刷业最发达的是燕京、范阳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当时燕京已有多家书肆。辽代刻书传世已廖如星凤，有关文字记载亦甚少。目前见到的辽代刻本是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的，以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存《契丹藏》、《蒙求》等为代表，极其珍贵。 金代统治者虽以武力称雄，但也颇为重视文化，其刻书事业相当发达。金灭北宋时，将汴梁的书肆和北宋政府三馆文籍图书、国子监书版以及一部分雕版工人一并掠去，迁往金代刻书业的中心平阳府，即平水，今山西临汾一带。平水不仅官方设有刻书机构，主持刻书，私家和书坊刻书也很多。私刻多经史文集，坊刻多医书、类书及说唱诸宫调，为金代刻书业集中之地。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南丰曾子固先生集》、《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刘知远诸宫调》等，基本上都是坊刻。 1207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建立“蒙古汗国”。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这一期间为蒙古时期。受宋、辽、金等地刻书事业的影响，蒙古时期的刻书事业也日益兴盛。蒙古太宗八年（1236）已经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刻书。现存有代表性的坊刻本有蒙古定宗四年（1249）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所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家刻本主要有蒙古宪宗六年（1256）北京地区赵衍刊刻的《歌诗篇》。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为了巩固蒙古族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元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吸收汉族文化。上承宋金传统，政府重视刻书，官府与民间刻书业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两宋相比，刻书地区更为普遍。浙江、江西刻书业很发达。元代的杭州地区，把原先南宋的国子监改成了西湖书院，继续负责刊刻经史群书，形成元浙本系统。官刻书多奉诏下杭州刻版。其他地区仍以福建建阳和山西平水为最繁荣，形成麻沙、平阳两个刻书中心。江南、江东、湖广各地在刻书方面也有所发展。元世祖将经籍所从平阳迁大都之后，北京刻书业随之兴盛。元代刻书仍以当时士大夫诵读必需的经、史为多，诸子书、类书以及新编农书、医书、科举用书等刻印量均很大。在南方，经过宋元之交战争的剧烈毁坏，眉山这个刻书中心，已经不复存在。 元代刻书基本上延续前代。坊肆刻书比官刻、家刻数量多、规模更大，流传较为广泛。各地都有书坊，以平水、建阳最为集中，或延请名家校订，有不少精椠佳刻。福建建宁府沿袭南宋刻书风气一直发展下来，仍然是书坊聚居之地，刻书最多，建阳、建安尤为出名。如余氏勤有堂刻《国朝名臣事略》、刘氏日新堂刻《伯生续诗集》、宗文堂刻《静修先生文集》、虞氏务本堂刻《赵子昂诗集》等，刊刻精良，皆当时著名书坊所刻重要典籍。建阳书坊中有些书籍铺不仅自己刻书，有时也承接官方刻书。如余志安刻《四书通》，是当时名儒胡炳文的著作。从书后张存中跋语可知此书是浙江儒学委托建阳书坊刊印的。杭州地区的书棚本等比较精美的坊刻在入元后已经消歇。现存的只有杭州中瓦子张家书铺刊印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记》等，其字体接近宋浙本，是元代杭州地区的坊刻。元平水本现存有曹氏进德斋刻《尔雅》、《中州集》等。元代坊刻涉及经学、诸子、医药、文集、通俗读物等各类书籍。 在政府刻书风气影响之下，元代私家刻书比宋代有了更大发展。私人刻书家增加，书籍刻印品种齐全，质量提高。《书林清话》收录元代私人刻书就有四十余家。现存著称于世者，有今浙江淳安邵桂子编刻的《邵氏世谱》、今江苏松江叶曾南阜书堂刊刻的《东坡乐府》。又如岳氏荆溪家塾刻九经三传、吉安王常刻《王荆公诗笺注》、东平丁思敬刻《元丰类稿》等，皆镌刻极工，不下于宋版，为元代私人刻书中的典范。元代私家刻书中，有些历史相当悠久，绵延近百年。（作者：李红英，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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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坊主人多不见史传，除陈、余两家略可考证外，其余诸家坊肆，只能从传本和各家书目记载或藏书家题识中见到。一般认为坊刻本目的在于速成营利，不注重校勘，质量不高，其实并不尽然。现存坊刻本中仍不乏刊刻精品之作。如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所刻《唐女郎鱼玄机诗》、《周贺诗集》；建安黄善夫刻《史记》、《汉书》；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堪称宋代坊刻本中之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