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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为什么最后会出家归隐呢

 FX_WBQ 2019-02-22

归隐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是中华五千多年文化中的一朵烂漫之花,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倍受青睐的主题,《红楼梦》这部巨著作为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也无可避免地谈论到了归隐之题。

其实,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现,甄士隐、柳湘莲、贾宝玉这三个人在经历了家庭的衰落与情感的失败之后都走上了出世归隐的这条道路,显而易见地成为了红楼这个人物群体的归隐代表与典型。

一、甄士隐的归隐

《红楼梦》第一回“甄世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是极具重要意义的一回,对整部作品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这一回无论是文本自身还是脂胭斋的批语,都明确地向我们传达了第一回乃至全书的主旨所在。

而在这一回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是,甄世隐作为出场的第一个人物因为邻居“葫芦庙”起火的缘故,自己的家遭受牵连而房屋被烧成瓦砾废墟,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变卖残存的家产去投靠岳丈封肃,最终却因贫困潦倒但又不堪受辱而随一僧一道飘然离去出世归隐了。

甄世隐从一出场便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形象。正如名字那般,他是个性情高雅恬淡,喜欢观花修竹,乐善好施,与世无争的谦谦君子和儒家“士”者,又是最后归隐于道家的古代“士”文化代表人物。甄世隐作为整部作品第一回中出场的第一个人物,经历了衣食无忧、家道衰落、世态炎凉、顿悟归隐的人生历程,他的这种经历不仅构架了整部作品的道家循环论思想,也成为了后来柳湘莲和贾宝玉归隐的伏笔与前奏。

二、柳湘莲的归隐

柳湘莲是《红楼梦》中颇具传奇的一个人物,文本中对他的描述是:“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合资,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人生经历了世家子弟的富贵,串场小生的落魄,再而成为江湖游侠,最终的归宿是第六十六回的回目下半联——“冷二郎一冷入空门”,即在尤三姐拔剑自刎后他便“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可以看出柳湘莲的去向同甄世隐是一样的,也是跟随着道士归隐了。

自古以来,侠是士的分化,却又兼容并包,并创造出了自己的新意。武侠们一般都是为了正义而执剑,他们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行踪不定,从远古一直发展到现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遁世”思想为主导,向来都是不入则遁,入遁结合,而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结合。这种武侠在金庸的小说作品中屡见不鲜,他们都是“经历曲折,最后悄然离去”走向归隐。柳湘莲便是这种武侠在《红楼梦》中的具体体现。

三、贾宝玉的归隐

贾宝玉是《红楼梦》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因此他的人生始末也是整部作品的始末。贾宝玉最终的结局是第一百一十九回所写的“中乡魁宝玉却尘缘”,即贾宝玉在“中了第七名举人”后便跟着一僧一道遁世归隐了,并且由当朝圣上降旨赐道号“文妙真人”。

我曾经读到这样一句话:“隐士的生活情趣和追求对诗、词、曲、文乃至绘画等艺术门类都曾发生过深远的影响,而要谈到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红楼梦》恐怕要首屈一指了。可以说,贾宝玉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形象。”

无论是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讲,还是从道家的“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来讲,贾宝玉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归隐型的人物,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仕途经济之道的厌恶上。

在古代士人眼中,只有读书入仕才算得上是光耀门楣的正道,只有那些“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的人才算是国家的忠臣良将,而贾宝玉是从骨子里极其厌恶这些东西的,他从小就不喜欢读书,也“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在贾府衰落之前,贾宝玉由于受家族的约束而不能像其他士人一样归隐于秀丽山川和流水田园,因此他便寄情于女儿,将自己隐逸在脂粉群中。因为在古代男权社会里,男子通常是和仕途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女子则象征着仕途经济之外的清心寡欲,可谓是离经叛道。

但对于贾宝玉来说,大观园里的众多女儿就是他的山水田园,是他远离仕途经济的避难港湾。及至后来,在贾府的倾覆之下,大观园不在,众女儿离散,贾宝玉失去了自己的那一方精神净土,在情非得已之下,也只能跟随那一僧一道走向绝离于红尘的彻底归隐。

然而,《红楼梦》中人物的归隐对隐逸之人的自我超越,而非生命的随波逐流。

人生活在社会这个群体当中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久而久之会在这种束缚之下失去自我。权利场上的迎来送往多是虚伪矫情、屈己违心的,经济途中的追名逐利必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统治者的思想专制权谋更是对知识分子的诛心之术,身处这样的环境,自我人格实在难以保全恪守,但隐逸作为一种与社会主流疏远分离的对立面,在远离了权利的纷争,远离了钱财的欲望,远离了群体的约束之后,把目光投向自我,重视的是人的人格精神。道家隐逸直接抵达人的内心深处,从人的心灵本体着眼,要求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随性之为,不受约束,可以说是揭示出了隐逸的真正意蕴所在。

在《红楼梦》中,甄世隐由于失去了经济的富裕,哪怕是在自己的岳丈面前都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柳湘莲在家道中落的遭遇中极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但在别人眼里终究是低人一等;贾宝玉虽然从一出生就倍受疼爱,但身在贵族家庭,处处受束缚,也难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人格。因此,他们的归隐能体现出以个体为依归的价值取向,是对独立人格精神的超越。

中国文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一直是安邦定国和名垂青史,这是对荣耀显达的追求,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但是无论多么显赫辉煌的功勋终归都会成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的如烟往事,而归隐则是退避了富贵名利之后的一种安贫乐道、自然无为的价值观念,是一种逍遥自在的生活状态。庄子有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可见,归隐带给隐逸之人的是一种恬静安宁且没有人事纷扰的惬意生活。

在《红楼梦》中,甄世隐承受了家业的付之一炬与幼女的丢失离散,失去了自己所守护和归依的家园,当他听了那《好了歌》后便表现出一番大彻大悟的举措,自此遁世归隐;柳湘莲经历了一场江湖游厉之后在尤三姐的刎颈玉殒中看破红尘纷扰,从而走向归隐;贾宝玉经历了家族的衰落与爱情婚姻的失败后,对尘世心灰意冷,即使如家人所愿在科举考试中金榜提名,却并没有因中举而春风得意,而是选择了归隐。可见,此三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实现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超越。

儒、道两家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观念,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乃至深层思维方式都有这两家思想的因子。但相对于儒家“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命观念来说,道家是有别与儒家的,因为道家主张的是对生命的维护,道家对生命具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向往和追求,这是一种生命长生的观念。归隐是一种不落凡尘、闲云野鹤般潇洒悠然的生活状态,这恰好反映了归隐之人在经历诸多遭遇之后对生命的另一番审视——逍遥地存在于天地宇宙之中。

在《红楼梦》中,甄世隐在贫困潦倒之中倍受冷落嘲讽,但他没有固执迂腐地以宁死不屈的方式来对抗这个显失公平的世道,而是以归隐的姿态来表示对这种世道的不屑;柳湘莲在尤三姐自刎的悲壮中失去了一份难得的爱情,而柳湘莲也非薄情寡义之人,对他这种武侠来说,归隐比殉葬更能体现他对尤三姐的接纳与忏悔;贾宝玉在家族的衰败当中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万念俱灰与生无可恋都难以形容他对人世的厌倦,唯有归隐才是最从容的归宿。

人们往往会在命运多舛的苦难中或选择随波逐流或选择舍弃生命亦或是选择归隐,而随波逐流与舍弃生命都不具有归隐所能隐含的希望寄予和所能呈现的清雅高洁。生命是人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价值的载体,因此,归隐不仅可以使归隐之人对人生存有一份美好的希望,而且能够拓展延伸归隐之人高洁如玉的品质。所以,这三个人在道家隐逸里实现了对生命意识的超越。

人生实苦,《红楼梦》中的甄世隐、柳湘莲、贾宝玉在经历了人生的苦难羁绊之后并没有选择以醉生梦死或自绝于世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余生和生命,而是选择了归隐,他们必定能够在归隐中找到真正的自己我。归隐中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无疑是对受伤心灵的最好慰藉和惨淡灵魂的蜕变升华,也是对自身生命的善待与热爱。归隐,无疑是极具智慧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是一种新的人生支点,是对自我的超越。

归隐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每个历史时期的文人士子无论是在人生当中平步青云还是崎岖坎坷都对归隐有着一份难以释解的情怀。虽然《红楼梦》中走向归隐的甄世隐、柳湘莲、贾宝玉三人是小说用艺术手法创造出来的虚构人物,有别于伯夷、叔齐、陶渊明、王维等现实生活中的隐逸名士,但基于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提出的“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条法则,《红楼梦》中的人物的归隐更能显现归隐这一行为对人的心灵的抚慰和灵魂的栖息,乃至对生命的珍惜与人格的坚守。 

在当下的这种社会中,人们纵然有份归隐之心,却难以寻得一片归隐之地。人生一世,既短暂又漫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物质追求是有限的,但精神追求是无限的,惟愿在人生追求中持守一份归隐心智,归于和谐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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