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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的“国学” 肖 鹰 20余种“范曾学术论著”，全部由各类零散文章编辑而成，不仅无一有条理成体系的“著作”，而且其中文章严重重合，差别不过是编排顺序不同，当称之为“十书一个样，一书十个名”。这个发现让我认识到，范曾不仅如收藏家郭庆祥所揭露的那样，“将十来张宣纸挂在墙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而且“出版著作”也是“一书十编”的“流水线作业”。 我无意将范曾比作赵秀才。我只是猜想，若赵秀才收了弟子，而未庄亦如今日世界这般大兴广告造势，其弟子也必将在报上撰文称颂赵秀才“无所不能，有所不为”。这样的猜想，难免读者要以为其中暗设了前提，将范曾的“国学大师”比拟于赵秀才用四块洋钱换来的“自由党”了。 在我近30年的学术经历中，我只遇见两个人亲口称赞范曾，一个是范曾的学生，还有一个也是范曾的学生。日前读报，读到某大报刊载文章以“大师风范”说范曾，赞颂范曾“无所不能，有所不为”。该文作者是我所知道的第三个范曾的学生。 “无所不能，有所不为”，这岂止是“大师风范”，恐怕除上帝本尊之外，连上帝之子耶稣也是担当不起的。 不过，我认为，这两句初看起来大出人格的“尊师广告”，放在范曾身上，并非那么离奇不经。然而，以旁观者言，将其学生此说修正为“无所不能，为所欲为”，更贴切范曾的“大师风范”。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范曾大师”如此风范，只有在当代中国的有限时空中，才是真实可行的。 远的不讲，单看近年国内闹国学、兴大师，范曾跨行上市，一个“国学开讲”，一夜之间就由业界“贬损”有加的“国画大师”转型为众多媒体造势追捧的“国学大师”。了解“范曾其人”的业内人士一定会认为，这是又一次上演“化朽腐为神奇”的“范曾显灵记”。 近日，为了切实见习范曾的“大师风范”，我专门对范曾的著述做了一番考察。据“范曾官方网站”（http://fanzeng.artron.net) 介绍，自2000年至2010间，范曾出版著作92种。其中，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版《范曾谈艺录》到中国文化艺术出版2010年版《范曾自述》，约有20种可称“学术论著”。经过浏览比对，我发现，这些“范曾学术论著”，全部由各类零散文章编辑而成，不仅无一有条理成体系的“著作”，而且其中文章严重重合，差别不过是编排顺序不同，当称之为“十书一个样，一书十个名”。汇总“范曾学术论著”，清除重复篇目，也许可以编辑一册20余万字的“范曾杂论杂述汇编”，它的代表就是2010年的《范曾自述》。这个发现让我认识到，范曾不仅如收藏家郭庆祥所揭露的那样，“将十来张宣纸挂在墙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而且“出版著作”也是“一书十编”的“流水线作业”。 那么，“范曾大师”的“国学造诣”究竟如何呢？我以为“范曾国学”有三个特点。 其一，以散漫无章的浮言游辞，逞古今中外无所不知之能，语焉不详，却又做头头是道之状。例证：《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是范曾与著名儒学专家杜维明的对话集。读此书，我们看到，在这场被媒体炒作为“当代儒学巅峰对话”的对话中，杜维明理彻言明，从容贯通地讲述儒学传统的天人观念，并以“天有不能”、“人与天地参”和“恻隐本心”诸观念落实儒学的“现代价值”；与之相对，范曾在对古今中外的生拉硬扯中，主要表现的是他除了“知道”吾国有孔孟老庄诸子之外，还“知道”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滋、康德一干人。这当然不是“对话”，而是学问家的思想讲示与门外汉的炫知逞能的“对比”，两者学问思想的高下，虽不当谓“天人之别”，但可称“天地之差”。 其二，以常识调书袋，不解义理，混乱芜杂，却又口号连天。例证：范曾《走进国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6月3日号）一文，全文列标题分四部分：国学的“源头活水”，国学的分类，国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几本国学参考书。就我所知，就题名与结构看，这篇文章当是“范曾国学”绝无仅有的“纲领性文件”；该文末尾注明“本文为范曾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的发言”，则足见该文非等闲言论。然而，读完此文，你除了见到在任何“国学读物”、甚至“百度百科”都可翻检到的“国学”零碎信息外，无法从“范曾大师”的“讲示”得知国学究竟何物、何义、何为；你更无从知道“范曾国学”有何纲何领。但是，你可以见到不少口号式的、似是而非的，只能界定为“范曾呓语”的“国学论断”。比如：“国学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即‘先秦之学的生发’，这是对国学简捷而明了的论述”；“国学的终极目的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为物、为事而学”。至于这样的“口号论断”，究竟有何依据，义理何在，“范曾大师”是不予论说的。 其三，中西穿凿附会，以不知为知，以无理为理，以妄说为真传。《书道法自然》一文，散见于范曾近年出版的《书道法自然》、《范曾自述》等多种“著作”，当然是“范曾大师”论书法不可或缺之文。范曾在该文中称：“柏拉图之摹品说，在中国传说中的庖羲氏之时已然作如是说。”《易传·系辞》言：“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传》哲学的“仰观俯察”的“拟象观”，是基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唯变所适”的宇宙论；柏拉图主张的是以“永恒不变”的“理念哲学”为前提的“模仿说”（不知范曾所谓“摹品说”语出何处？）。在“变动”与“永恒”之间，“庖羲氏”（伏羲）与柏拉图正相反对，前者如何代后者立言？由此可见，范曾所谓“国学”，于中西源头处的根本大义，都未知是非究竟；他总是向读者炫耀的“中西贯通”，不过是附会妄言。 国学传统的治学精神，儒家讲诚意涵养，道家讲虚心守真，释家讲本心自觉，这三者在“范曾国学”中是见不到的。“范曾国学”的根本缺陷，就是缺少入于心灵的真切和出于心灵的真诚。“范曾国学”在当下文化中的声势排场之盛，由出版到演讲，从平面媒体到影视网络，只有“无所不能”的“范曾大师”能够办到。但是，无论搞多大排场，造多大声势，范曾还是不能掩饰他的“国学”的内在缺陷和外在虚夸，当然也免不了学界非议丛生。就此而言，“范曾大师”确实也有不能“为所欲为”之处。 在此，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有一段话值得引用。王阳明说：“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传习录》）阳明先生此说，距今已约五百年之久了，但以之描绘当今的“国学大师”，正是无比精准的“传神写照”。在与杜维明对话中，范曾自称特别服膺于王阳明哲学。若非口是而心非，“范曾大师”难道就没有在阳明先生所论“世之学者”中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 在《阿Q正传》中，鲁迅着墨不多地写了一个“赵秀子”。赵秀才是“未庄首户”赵太爷的儿子。这个本来依附于封建权势的无德无才的“末代秀才”，不仅是未庄第一个“秋行夏令”，以“盘辫子”代“剪辫子”，表示拥护革命的“先觉者”；而且还无师自通地懂得了用洋钱购卖“自由党”身份，因而花四块洋钱实现了自己超越未庄人的身份革命。赵秀才的创举，不仅令“未庄人都惊服”，而且让封建老父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所以目空一切”。 我无意将赵秀才与范曾相比拟。我只是猜想，若赵秀才收了弟子，而未庄亦如今日世界这般大兴广告造势，其弟子也必将在报上撰文称颂赵秀才“无所不能，有所不为”。这样的猜想，难免读者要以为其中暗设了前提，将范曾的“国学大师”比拟于赵秀才用四块洋钱换来的“自由党”了。当然，读者的“以为”，是作者所不能顾及的，这一点，奉了“大师风范”的范曾先生一定是深有体会的。 （载《东方早报》，2011－07－11，版面原因，见报文字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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