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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看到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泽厚先生一篇文章，说他从来不用“国学”这个词，这使我感到惊讶。《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国学”即“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意思自近代以来已被几代学者所认可，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国学院，很多学生都在国学院里学习，但为什么现在有人对“国学”一词仍有意见呢？ 2013年秋天，我应邀参加在京召开的一个国学会议，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国学界人士。我发现当下的国学学习大多停留在读经或诵经阶段，即学习儒家经典的阶段。儒学实际上代替了国学，以至于很多人把儒学当国学。 这可能是一些学者质疑国学、避讳国学的原因。这种状态也可以理解，在遭受近代以来沉重打击之后，国学能恢复到读经的状态已经不错了，这只是阶段性的问题。 但理解之后仍有遗憾：对国学的学习不应停留在传统的儒学范围内，应当用更宽阔的视野汲取国学更多的营养。国学的学习要扩展到诸子的范围，不能仅仅停留在经上。当然，国学的学习和研究分大众普及和学术研究两个层次，然而即使是大众普及也要拓宽学习内容。 国学不仅仅是儒学 儒学仅仅是国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能代替国学。首先要弄清国学的内容，国学应当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在古代社会，社会科学往往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黄帝内经》《易经》《山海经》《禹贡》《墨子》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四书五经只是国学的一部分。 国学轮廓的形成应当从汉代开始。汉代开始对古籍进行分类，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编写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其中有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和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总题《七略》，这应该是最早的国学。《七略》后来亡佚了，但其基本内容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 《汉书·艺文志》对国学的分类也是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第二部分是诸子百家；第三部分是诗赋；第四部分是兵书；第五部分是术数；第六部分是方技，如算术、医术等。可见汉代虽然独尊儒术，但对知识的学习还是文理并重。可是到后来，国学学习几乎陷入儒家著作的范围，教育一头钻进了读经、八股的牢笼里，但这并没有影响历朝历代对整体国学内容的编撰。 从西晋起，国学的内容从汉代的六大部分变成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种编辑方法一直延续到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 如果说什么是国学，我认为四库全书才是比较全面的国学。在很多人眼里，似乎读个《论语》《大学》或《中庸》就是在学国学了，这是一种狭隘的认识，也是受历史上独尊儒术的影响。这一独尊，导致我国图书编辑经、史、子、集体例的形成。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便把儒家著作或儒家欣赏的著作奉为“经”。春秋战国时期所称呼的诗变成《诗经》，周易改叫成《易经》。经是对一种学说崇拜的称呼，所以汉代以后开始读经，学堂所学的内容是六经。后来经过隋唐宋几代的扩充，终于将六经扩大到十三经，并且把这些书在编成第一大类：经类，位列史、子、集三类之前。 中国是崇尚伦理道德的国家，所以经的地位至高无上。今天中国的国学复兴和国学热，学的也是经。看看当下社会上那些国学班，有哪些学习内容超出了经的范围？但是，经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学，国学应包括诸子百家。 当下中国有国学大师吗 当前更奇怪的现象是哲学界挑起了国学研究的大任，儒学竟然萎缩成哲学的一个部分。看看现在社会上一些沾国学边的人，大多数是哲学界的学者，其他从事史学研究、法学研究的似乎都与国学无缘。这就是当前时代的错觉：国学似乎仅仅限于思想领域，甚至局限于儒家学说。这可能就是让李泽厚一类学者不愿意提国学的原因。 不过站在国际的角度看国学，国与国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毋庸置疑，有服饰、语言、生活习惯、信仰等各种区别。这些区别中哪一种最重要？还有，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学问是什么？在古代社会，国家间的区别主要是宗教，延伸到现代，或许人们最看重的是思想和理念。于是，思想成了最重要的国学。 2013年5月，台湾的冯沪祥教授到北京开会时感叹，当前中国缺少国学大师。的确，当下的中国有国学大师吗？没有。这不能怪当今的中国学者，而是近代以来按西学方法对学科的分类，彻底割裂了国学。由于现代学科的细分，文史哲分家，各把一块，缺少综合，导致国学到了近代几乎被彻底阉割。也因如此，现在找不出一个史学教授或文学教授或哲学教授称得上真正的国学大师。 换一种心态学习 当年国学被儒家划分成为经、史、子、集的格局。到了现代，又被西方学科的划分方法分成几块。所以，要重新思考国学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 另外还要谈谈学习经典的态度，即不要盲目迷信经典。凡是被称为经或典的书，一般都是具有深邃的思想或渊博的知识，所以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热爱，但这种热爱和崇敬不能变成迷信。儒学在孔子时期并没有那么神圣。宰予可以在大白天里睡大觉，还敢和孔子据理力争。子路对孔子更是当仁不让，两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但汉代以后，官方制定出指定的学习内容，于是一些学问像儒学就变得神圣起来，都成了“经”。到了明清，崇圣心理已渗透到整体国民的素质中，读书已不是读书而是读经。这种文化特点让国人变得容易迷信，一旦相信什么便对其十分虔诚。 由于具有这种民族特质，中国人在近代接触到西方理论时，便也以以前那种虔诚和热忱去信仰外国理论，容易过度地偏向某种理论，同时还不同程度地抛弃自己的文化。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要回归正确的学习态度，真正了解自己的传统，还要破除自身固有的一些迷信特质。对任何学问和知识都要打个问号，学习经典也不例外。这个世界上没什么神，也没什么圣，只有一样东西最重要，那就是科学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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