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写人出神入化

 

　　图：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资料图片

 

　　不论是写小说或散文，把人写好都是最考功夫的，因为写人最难，把人写活更难。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人，把他搬到文字的平面上，你靠什麼让他活起来？只有文字。文字人人都懂，如何把大家都懂的那些文字，有机组织起来，变成一种鲜活可感的、触动心灵的无形力量，那才是真功夫。

　　笔者浅陋，平生所读小说散文也算不少，深觉把人写得最好的，当代作家中，要算汪曾祺。

　　汪曾祺作品不多，也都不长，小说结构都简单，散文更散淡精悍，但几乎每一篇，写人就能把人写活，写景写物，其中有人的话，三两笔也能把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托出来。再三品读之下，笔者似乎摸到一点汪曾祺写人的诀窍。他写人，重神韵少铺排，都像从《世说新语》脱胎而来。

　　汪曾祺写人，最重白描。白描的意思正与浓墨重彩相反，就是只有线条，没有色彩，不花大功夫描摹，不细数前因后果，他只择其要说一两件事，草草描三两笔，彷彿无心，实有真意。因为所述事件殊异，描写的细节生鬼，一个人物活活就在笔下现身。这一现身就如传统戏剧人物台口一亮相，转身即走，但因为那个相亮得太漂亮，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吴雨僧先生二三事》写吴宓“相貌奇古，头顶微尖，面色苍黑，满脸铁青的鬍子”。说有学生形容他两边脸上的鬍子永远不能一样，刚刮了左边，等到刮右边，左边脸的鬍子又长出来了。

　　写端木蕻良，说他身体一直都不好，“我认识他时他就直不起腰来，天还不怎麼冷就穿起貉绒的皮裤”，这也是白描。他这白描，又恰恰对应了端木的性格，端木有诗云“赖有天南春一树，不负长江长大潮”，汪先生认为他“狂得可以”。端木既狂，又不到显赫人家串门，不拉帮结党，孤傲不群。想像他弯着腰，天不冷就穿皮裤，似乎就应该是这样特立独行的人。

　　他写一个卖菜的薛大娘，说她上市卖菜，赤脚穿草鞋，鞋、脚都很乾淨，她不打扮，但头梳得很光，脸洗得清清爽爽，双眼有光，“扶着扁担一站，有一股英气。”把一个卖菜大娘写得像民间女英雄。而这个卖菜婆娘，竟然又是个拉皮条的，为痴男怨女安排幽会，她自己也交了一个相好。她不觉得那有什麼不对，好像男女苟合，竟是一种互利行为。

　　白描不容易，最要紧是抓到神韵。一般流水帐，从头髮写到脚趾头，那没有用，人总有最特异的一些禀赋，他的性情必有一部分显露在他的身上，究竟在哪裏，那就要靠平时细緻入微的观察。

　　白描的文字，都是最平易的文字，这种文字要动人，就要铺排得好，用词準确简练，富节奏感，又要留有想像余地，就像国画的留白，让读者自己去作补充。

　　汪曾祺写人，很注重细节，人物的性情心灵都表现在待人接物的细节上。洋洋洒洒数千言，如果都抓不到一两个醒目的细节，那说的大都是废话。有好的细节，片言隻语也可勾勒一个人物出来。

　　上述写吴宓的那篇，提到一个细节。吴宓在联大上课，一进教室门，看见有一些女同学站着，他赶忙回头出门，到邻室去搬椅子过来，其余男学生也有样学样去搬椅子，这样等女学生们都安坐了，他才开始讲课。教授为学生搬椅子，这样的细节不可谓不奇，而这就是吴宓。

　　他写一个剧团的半职业女演员叫“酆”，她爱跟人谈她曲折的身世，有些话似乎不大可信。“她是个情绪性的人，容易激动，说话表情丰富，手势很多，似乎随时都是在演戏。”有一次有学生到后台，酆突然打了一个大学生很响亮的耳光，在化妆室又哭又闹，正不可开交，轮到她上场，她即刻不哭了，稍微整整妆，扑一点粉，立刻进入角色。“她哭成那样，脸上的妆并没有花了”。这样的细节令人读来会心一笑，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一边哭一边小心脸上的妆容，她也真是一个敬业的人。

　　写京剧演员张君秋，说他能吃。鳜鱼汆汤二斤重一条，青鱼托肺一次两隻，老正兴大闸蟹一次吃八隻，食量惊人。张君秋唱青衣，在台上楚楚可人，想像他胃大如鼓，真令人印象深刻。

　　汪曾祺写人还有一招，就是煞尾。文章短，所述事情不多，到了结尾，如果还长篇大论一番，那就头轻脚重。他写人当然有长有短，结尾也每每有不同处理，行於当行，止於当止，或轻或重，各有讲究。

　　写《我的父亲》，结尾几句话，说他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裏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麼会掺和进来了。”父亲一辈子爱好文学艺术，会糊风筝，又好玩，汪老人格上受父亲影响很深。这个结尾好像在和父亲说，我这裏都没你的事，你怎麼来了？“掺和”二字很形象，大概他父亲的性格，什麼都喜欢“掺和”，即使他去世了，在儿子的梦裏，也常常要来“掺和”。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写沈从文，结尾说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裏翠翠在梦裏採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这麼不起眼的家中小摆设，几乎无关紧要，但偏偏放到结尾来写，就好像沈先生不在了，那盆草还在，草还在，先生的心意还在，他的影响还在。

　　写《静融和尚》，能刻印，温雅似浙派，曾送一块田黄印章给作者。和尚当过法医，抗战时拉过一支游击队，后来出了家，又曾和作者一起去土改，“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怎样把阶级鬥争和慈悲为本结合起来的”。这篇短文的结尾是“静融瘦瘦小小，但颇精幹利索，面黑，微有几粒麻子。”临尾才来写他的外貌，几句话画出来，余音袅袅。

　　汪老写人，随时随地有一些淡淡的幽默感，隽永有味，这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也是他性情的自然流露。

　　有一次汪先生在联大上“西洋通史”课，要画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他交了地图给皮名举老师，老师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他写一个京剧丑角叫“贯盛言”，四十岁上死了，临死家裏给他準备后事，他把寿衣穿戴整齐，叫人拿一面镜子来，照了镜子说：“唔，就这德性呀！”有一天他很不行了，家裏大忙，他说：“你们别忙，今儿我不走，今儿外面下雨，我没有伞！”

　　《随遇而安》那篇短文，劈头就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如此起头，真叫人哭笑不得。

　　幽默感不是人人易有，要脑袋瓜很好用的人才有。汪老才气纵横，对生活观察入微，对人生感悟敏锐，因此下笔不经意就有幽默感流露出来。像他那样能调侃自身，诙谐世道的，还有黄永玉先生，黄先生写人物也是一流手腕（有一篇一两百字写郁风，把一个可爱复烦人的老太婆写活了）。他们都遵照沈从文的原则“要贴着人物来写”，他们又都是极端聪明的人，张爱玲说的：脑壳上敲一下，脚底板会得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