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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上因已“人尽其才”或者“功成身退”或者迫于形势淡出历史舞台不同的是，黄兴的逐渐“淡出”，却是他自己的选择。 而黄兴选择“淡出”的原因，乃与国父孙中山有关。 黄兴与孙中山一直是并列的关系，最初与孙中山一起创办同盟会时，黄兴的势头甚至是高于孙中山的，也正因此，史书上从来将黄兴与孙中山合称为“开国二杰”、“孙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样的两人看起来更像是合伙人关系，而不是上下级。 但中国有句古话叫“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道理从来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普通百姓都能懂的道理，黄兴自然懂。 这句古训被体现到极致并不是在共同“创业”之初，而是在“创业初成功”之时。 1912年1月，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成立。如果没有黄兴和他们那一辈的革命先行者，这一刻不知还要等多久。 之后的几年里，新生的民国摸索着前进的道路，期间不乏泥潭与深渊。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当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时，再大的分歧也会被无视；当敌人被打倒时，一丁点的异议，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黄兴与孙中山之间有了隔阂。为了国家的安定，黄兴并没有与孙中山闹掰，而是决定选择急流勇退。 在此之前的1911年4月发生了一次由黄兴领导的起义：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也是促成黄兴“退出”的原因之一。 这年4月27日，黄兴率领130多名敢死队，在广州发动起义。他们的目标是两广总督衙门，这已经是他们第十次发动起义了。起义一开始，敢死队进行的非常顺利，不仅直接突入了总督署，还将总督张鸣祁赶跑。 眼看胜利即将到来，清兵调兵遣将派来援军。起义军虽然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黄兴负伤逃跑，敢死队死伤大半。 不久之后，这些死去的烈士包括《与妻书》作者林培民等被葬在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 原本战场上的成败从来是常事，经常出入战场的黄兴自是知晓的，但他却偏偏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为何呢？ 因为，这一次失败与以往不同，它是一场本应胜利的起义，可最终却因为失误而失败了。 起义之前，黄兴等革命志士准备有十路兵马，然而未等开战，十路变成了四路；起义那天集结人马时，却只来了一路！ 更加让人气愤的是，仅仅这百余人，也没有装备足够的武器弹药，个别人还打起了退堂鼓。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起义，无异于以卵击石。 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兴明知寡不敌众，仍旧以其蛮横的霸气，率领敢死队毅然而然的选择了起义。在临行之前，黄兴给孙中山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写道： “今夜拟入，成败既非所逆睹，惟望公珍卫，成则速回，败亦谋后起。弟本不才，此次预备多有未周，厥咎殊深。奈事皆决议而行，非一人所能专断，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 言外之意，黄兴心中毫无一丝侥幸，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发动起义。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大都是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他们和黄兴一样，留下手书、为了革命以身殉国。 然而，这次起义却终究因为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使得黄兴在同盟会内部遭受诸多非议，认为是他的原因使得组织失去了大量精英。面对舆论压力，本就心有愧疚的黄兴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去刺杀两广总督，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后来，在谭人凤的死劝之下，黄兴才放弃了这一想法。但自此，他的心中便打上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结。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接连几次进行错误指挥时，黄兴本可反抗，但为了大局，他选择了服从。但这些慢慢成了郁结在黄兴心中的小疙瘩，这些小疙瘩和他的心结一起，让黄兴感觉到了一种喘不过气的不适。 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成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这对于黄兴而言，又是一个疙瘩。在他看来，革命的意义在于废除家天下而创共和，孙中山的行为，无疑是在给共和抹黑。 为了表达内心的抗议，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并转往美国，以“为祖国的未来谋求新的出路”为由离开了孙中山。 也就是从此以后，黄兴慢慢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只在异国他乡为祖国的革命奔走筹款（默默奉献）。 对于黄兴的离开，孙中山自是不舍。然而，他又岂能不知道这位革命同志的心思？只要他心有退意，任凭谁来劝说，都没有用。黄兴临走之前，孙中山赠送他一对联： “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孙中山的这句话，只黄兴能懂，想来，拿到这副对联时的黄兴，其心情是相当复杂的。这副对联里，有兄弟情与国家大义等等糅杂在一起生成的特殊情感。这情感，与黄兴和孙中山而言，似千金重。 黄兴再次回国时，已经是1916年，此时的中国跟他离开时已经大不相同，袁世凯已经在郁郁中死去，南方诸省相继独立。 本该苦尽甘来的黄兴，却因为常年为革命事业奔走，积劳成疾、病入膏肓；他终未来得及品尝革命的“甘甜”，就在上海病逝了，享年42岁。 1917年，孙中山亲自为黄兴主持葬礼，并将他葬在长沙岳麓山下。此后，黄兴一直默默在此守望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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