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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书法风格是应当服从于诗文内容的风格，还是应当二者独立？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牵扯到书法作品的书写内容以及书法作品的艺术性问题了。而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就在于，艺术作品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内容和风格的问题。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中国古代、中国现代还是在西方古典时期、抑或是西方现代时期，都存在着。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更是一切文艺活动需要考虑的问题： 内容与风格是否应该配合并且相互联系？有没有纯粹欣赏风格、或者说纯粹欣赏内容而忽略风格的作品？ 为了回答清楚，我们必须反问一些问题？艺术究竟是为了表现什么？或者说，艺术的作用仅仅局限于表现吗？艺术能否主动参与、并且推动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呢？文学、文艺永远是被动的吗？ 美国短短几百年的历史中，南北战争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内部战争。如果说这场大战是美国历史内部发展的一次必然要经历的战争，那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部文学名著来完成的，这就是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斯托夫人）于1852年发表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卑贱者的生活》。 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善良、勤劳而又被受压迫的非裔黑奴悲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美国的废奴运动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时间切换到1975年11月19日，由著名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颇具有反体制意味的电影《飞越疯人院》在美国上映。该片具有非常浓厚的反体制意味，对于精神病人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有所揭露，随即就在美国以及西欧掀起了巨大波澜，普遍引起了人们对精神病人管理制度以及人身权力的控诉，后来甚至为此通过了相关法案。 那么，这些例子显然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由文学、艺术等内容所影响下的社会，在这些例子中，艺术的内容、表现手法不再是对现实简单的反映和描绘，而是主动参与并且以一定的内容来影响社会。 这当然不是现代人才会用的手段，呈现一定内容、表现一定风格的艺术作品、甚至是一些简单的图式、装点，都有可能对其他人、社会、群体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公元前500年。波斯帝国当时的首都玻瑟波利宫殿（现伊朗境内）里面，篆刻了无数生动的艺术石刻，这些石刻艺术传达了当时波斯帝王大流士大帝政治理念，石刻将大流士大帝刻画成一个善良、包容，带给人们和谐安定生活的帝王，这对当时要管理、控制各大城邦的大流士帝来说，是自己政治理念最好的传达和生动和体现。 这些艺术作品的内容是完全契合他们所要传达的理念，他们表现出来的形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乃至于历史进程。 艺术作品的力量也正是体现在这里。因此构成所谓艺术以及艺术影响力的东西，自然是离不开内容以及风格这两种必不可少的要素。 中国书法史上最为后世所推崇的两件书法作品，一个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一个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他们都在内容和风格上做到了完全一致、和谐的统一。《兰亭序》写宴会的畅快人生感慨和生死感悟，那么风格就是秀雅而又超凡脱俗的；《祭侄文稿》写颜真卿对于侄子的怀念、赞美，那么风格就是悲悼沉痛，甚至是有些混乱的。 这些艺术珍品之所以能够被我们后世的人所珍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这些作品从内容和风格上都给人以极大的艺术震撼力，你会不自觉地就陷入书写者当时书写作品时候的状态以及情绪当中。 然而，现代艺术发展的路径是不断打破原有的藩篱和边界，不断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构成艺术作品的要素进行颠覆。印象派颠覆了画作的线条、颠覆了那些被传统的人们所推崇的人物、画面、构图，以表现光影效果为主。后印象派又是对印象派的一次颠覆，他们甚至连光和色都不在追求了，完全抛弃了内容和形式这两种要素，以追求表现绘画者内心的世界的主观感受。 随后，杜尚用一个小便池彻底宣告了艺术边界的消亡，非艺术和艺术之间的边界被打破。这些逐渐自我否定的路子，是现代一切文艺发展的共同趋势。在书法中，就出现了诸多带有颇多行为艺术色彩的书法形式：吼书、射书等等。 然而，我们必须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参照西方艺术发展的路子，用他们在绘画艺术上的理念手段来进行书法的“自我否定”，这一点本身是否合乎逻辑呢？毕竟他们并没有东方艺术中特有的以表现、塑造和书写抽象符号——文字上的书法艺术。 所以，古老的书法传统是否应该走向抛弃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体而选择其一，甚至完全将这两者废弃掉，打破固有传统的藩篱，在现代艺术的道路上狂奔？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做出判断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仍然需要内容和形式来为我们的书法作品支撑起艺术意义和艺术形象的话，内容就不能被抛弃，甚至我们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创作出符合书法创作的内容，当传统的诗词、古文被我们书写的不厌其烦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将眼光望向现代社会，望向我们身边这个精彩纷呈、瞬息变化的社会？ 笔墨当随时代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笔墨如果不紧紧跟随时代，自然要被时代抛弃，但是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如何进行表现和创新，仍然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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