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自社：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门遗址的观察

　　摘要：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变化转折时期的重要都城，其形制布局的发展演变继承前代并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考古发现的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门遗址为基础，探讨这一时期城门的建筑形制、社会功能和管理制度，为深化都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探索。

　　城门，是一个城市与外部空间联接的通道，也是城市内部空间之间互相联通的重要关键点，同时还是城市形制布局的重要节点，并与纵横交错的街道一起构成了城市的空间格局，是了解一座城市空间结构和形制布局的重要元素。城门不仅是一座具有交通功能的城市建筑，同时还具有防御、政治礼制和公共空间等诸多功能。多维度解读城门对于理解城市的沿革变化、建筑特征、政治礼仪、城市制度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址的形制沿革

 

　　隋唐东都城创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称东都或东京。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据洛阳。武德四年（621年），唐朝攻占洛阳，置洛州都督府。太宗贞观四年（632年）称洛阳宫。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改洛阳宫为东都。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辟，复改神都为东都（705年）。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改东都为东京。上元二年（761年），复改东京为东都。晚唐时期亦称东都、东京或洛阳宫。五代后梁以汴梁为都，以洛阳为西都，后唐以洛阳为都称洛京。后晋以汴梁为都，称洛阳为西京。后汉称洛阳为西京，置西京留守。后周称洛阳为西京或洛京，置西京留守。北宋时期以洛阳为西京，并多次大规模修筑。

 

　　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位于洛阳盆地的西部，北靠邙山，南面伊阙，西临涧水，东跨瀍水，洛水由西而东横贯其中，文献记载有“河汉之象”。城址平面略呈方形，南宽北窄，四面皆有城垣，南墙长7290米，东墙长7312米，西墙长6776米，北墙长7312米，与《唐六典》“郛郭南方北狭”记载基本相同。

 

　　城址主要由郭城、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组成。郭城内里坊区以洛河为界，分为洛南和洛北两个里坊区。郭城内通往城门的街道较宽，其他坊间道路以及坊内道路稍窄。郭城内有三市，分别是位于洛北里坊区的北市（隋称通远市）、洛南里坊区的南市（隋称丰都市）和西市（隋称大同市）。（图一）

 

图一 隋唐东都洛阳城城门位置示意图

　　宫城位于郭城西北部的高地上，南与皇城，东与东城、含嘉仓城相接。文献记载，隋代宫城以大内为中心，东、西各两重隔城，北面三重隔城。

 

　　皇城位于宫城之南，亦称太微城或南城。隋唐至北宋，皇城皆为衙署所在地。皇城呈东西向长方形，南临洛河。东西长2100米，南北宽725米。东城位于宫城和皇城之东，南临洛河，北接含嘉仓城，东与洛北里坊区相邻。东城始筑于隋大业九年，唐、五代、北宋、金继续沿用。隋唐时期，东城主要为衙署区；五代北宋时期，东城内置洛阳监，金代以东城为基础扩建中京。东城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450米，东西宽620米。

 

　　此外，在皇城和宫城之南有上阳宫，东城之北有含嘉仓城，都城以西有西苑。

 

　　二、城门遗址的考古发现

 

　　（一）郭城城门

 

　　文献记载，郭城有八座城门。南墙三座城门，中为定鼎门（隋建国门），位于城址南北轴线上，东距四坊之地为长夏门，西距两坊之地为厚载门（隋白虎门）。东墙三座城门，中为建春门（隋曰建阳门），北距五坊之地为上东门，南距三坊之地为永通门。北墙二座城门，东为安喜门（隋曰喜宁门），西为徽安门。曾对定鼎门、长夏门、永通门做过发掘，而厚载门和建春门经过勘探，上东门已经毁于洛水，安喜门和徽安门位置尚未确定。

 

　　1.定鼎门遗址

 

　　定鼎门是郭城正门，南对伊阙，北与定鼎门街、皇城正门端门、宫城正门应天门、宫城正殿明堂、宫城北门龙光门南北一线，组成了隋唐洛阳城的南北轴线，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定鼎门始建于隋代，历经隋、唐、五代至北宋，其间经过多次大规模的重建和修葺，为三门道过梁式建筑结构，是一座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辅以朵楼，其间以城垣相连的一组宏大建筑群。遗址由门道、门址墩台、朵楼、马道、水涵道、城垣和门外道路等组成。由隋唐至北宋，定鼎门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

 

　　隋代门址仅残存城门墩台与朵楼之间的连接夯墙、朵楼及城垣夯土。隋代城门墩台较唐代规模小，其基础部分东西两侧皆内收2.4米，东西长39米，南北进深皆为唐人所破坏。墩台与朵楼间城垣宽约5米，朵楼东西长16米，南北宽12米。隋代郭城南垣宽仅2.2米。

 

　　唐代早期和中期门址规模大体一致。门址为三门道过梁式建筑结构，三个门道内残存有地栿石、门枢结构础石等建筑构件。门道与门道间隔墙皆宽5.6米，门道进深约21米，门道两侧的城门楼墩台宽约8米。两侧马道南北宽4.7米，残长22米。两侧朵楼与城门墩台间距33米，朵楼东西长16米，南北宽12米。郭城城垣宽3米。（图二，1）

 

1. 唐代中期遗址平面图

2. 唐代晚期遗址平面图

3. 北宋时期遗址平面图

图二 洛阳唐宋时期郭城定鼎门遗址平面图

　　唐代晚期定鼎门的布局和规模与唐代中期大体相同，这一时期朵楼的北侧与城垣相齐，不再外凸于城垣，其形制类似马面。（图二，2）

 

　　北宋时期门址与唐代布局基本相同，但其门道宽度缩小，进深加大。门道与隔墙皆宽4.8米，进深约23米。唐代城门楼两侧的朵楼此时己废弃，城垣宽度加宽至8米。（图二，3）在东、西两个门道内有北宋晚期封堵门道的夯土遗迹，仅保留中门道以供出入。

 

　　定鼎门址系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辅以朵楼，其间以城垣相连接的巨大建筑群。此种建筑布局与敦煌壁画晚唐第138窟中所绘城门的建筑布局相似。定鼎门为一门三道建筑结构，自隋至北宋不同时期的城门建筑结构与平面布局大致相同，且历经多次大规模的重建与修葺。

 

　　2.长夏门遗址

 

　　长夏门位于郭城南墙，为三门道过梁式建筑结构。遗址可分为唐代前期、唐代后期和北宋三个时期。唐代前期和唐代后期门址皆为三门道结构，门道形制和规模基本相同；北宋时期为单门道结构，即封堵了唐代城门的东、西两个门道，保留中门道以供出入。

 

　　唐代早期门址残存有墩台、门道、隔墙等，城门墩台有包墙基石和包墙砖。三个门道皆宽5.25米（以地栿石坑中线算）。三个门道之间的隔墙宽约2.7米。

 

　　唐代晚期门址直接叠压在唐代早期门址之上。门址利用唐代早期门址的墩台、门道和隔墙，城门形制和规模与唐代早期门址基本相同。

 

　　北宋时期门址残存遗迹主要有墩台、门道和路土。墩台东西宽26.5米。门道位于墩台中部，东西宽5.5米，门道内残存地栿石坑和路土。北宋时期门址利用唐代后期门址的墩台，东西两个门道被封，仅留中门道以供出入。

 

　　3.永通门遗址

 

　　永通门位于郭城东墙，南距东南城角一坊之地，北距建春门三坊之地。文献记载，永通门始筑于隋至唐初，五代沿用，约废毁于北宋初年。

 

　　永通门为一门三道过梁式建筑结构，残存遗迹主要有墩台、门道、隔墙、路土等。墩台没有完整发掘，中门道宽4.95米，南门道和北门道宽4.8米。三个门道内残存有地栿石、排叉柱、门砧石、立颊、门限石、将军石和路土遗迹等，门枢结构石保存较为完整。门道之间的两道隔墙皆宽约3.6米。门道上有宋代封堵城门的夯土遗迹。

 

　　（二）宫城城门

 

　　文献记载宫城南面六城门，中为应天门（隋曰则天门），东为明德门（隋曰兴教门）、重光门和泰和门，西为长乐门和洛城南门。南墙北屈部分，东有宣政门（隋曰永康门）、西有崇庆门（隋曰隆庆门）。北面一座城门，为龙光门。东面二座城门，曜仪东门和圆璧门。西面二座城门，嘉豫门和洛城西门。已经考古发现的有应天门、长乐门、明德门、崇庆门、宣政门和安宁门等。

 

　　1.应天门遗址

 

　　应天门是宫城正门。隋大业元年（605年）创建，称则天门。文献记载，隋则天门飞观相夹，左右连阙，阙高一百二十尺。唐武德四年（621年）以其太奢，命行台仆射曲突通焚之。高宗显庆初年命司农少卿田仁汪、韦机重新营造。北宋时期亦有修筑。

 

　　早期门址仅清理出城门墩台和飞廊遗迹，墩台直接建在生土台上，由城门墩台、门道、隔墙、飞廊等组成。墩台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宽51米，南北进深23.3米。门道位于墩台中部，三个门道皆宽5米，三个门道之间的两道隔墙皆宽5米。飞廊位于墩台东西两侧，并与墩台相接。南北宽14.8米。

 

　　晚期门址叠压在早期门址之上，补筑而成。残存遗迹有墩台、门道、飞廊、朵楼、阙楼、马道等。

 

　　墩台平面呈长方形，复原东西长55.2米，南北残宽25.2米。晚期门址墩台以早期门址墩台为主体并在其外围补筑。

 

　　门道仅存东门道东壁部分遗迹，较早期门址东门道东壁东移3.25米。

 

　　东西向飞廊位于墩台与朵楼之间，东西长17.1米，南北宽16.1～16.7米。飞廊底部两侧砌包边基石，其上砌包墙砖。

 

　　朵楼位于墩台两侧，以东西向飞廊与墩台相连接。东朵楼平面呈方形，边长18米。朵楼底部砌包边石，其上砌包墙砖。包边石外平铺散水，仅残存部分铺石，多为铺石印痕。

 

　　南北向飞廊位于朵楼与阙台之间，南北长16米，东西宽11.4米，残高1.2～4.3米。飞廊底部两侧砌包边石，其上砌包边砖。包边石外有石铺散水，由内向外三排铺石，东西宽2.1米。

 

　　阙楼仅存阙楼底部，南北残长5米，东西残宽32.5米。根据阙楼东侧残存的基础和散水石分布情况，阙楼为双向三出阙。阙台底部砌包边石，分内外两重，用铁细腰相连接，宽2.3米，其上砌墙砖。包边石外有石铺散水，砌法与飞廊相同。宽2.1米，坡度则为2°。

 

　　东马道仅存马道基础部分。南倚宫城南墙，西与东朵楼相接。发掘部分东西长11.8米，南北宽4.8米，夯土残高1米。马道呈西高东低斜坡状，北壁有包边石，南北宽0.6米。包边石上砌包墙砖。包边石外侧有砖铺散水，宽1米。

 

　　宫城南墙位于东朵楼东侧并与朵楼相接。城墙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城墙南北残宽7.5米。晚期城墙系在早期城墙夯土两侧补筑而成，残宽9.5米。城墙南壁残存包边石沟。包边石外侧有砖铺散水。

 

　　此外，在飞廊、朵楼、阙台、马道的台体夯土中有木骨的柱洞痕迹。

 

　　应天门从隋唐至北宋相继沿用，并经过多次大规模重建或修缮。早期门址应为隋唐时期，晚期门址为北宋时期。早期门址与晚期门址建筑形制基本相同，晚期门道较早期门道东移了3.25米。

 

　　应天门为一门三道过梁式建筑结构，是一组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辅以朵楼，向外伸出阙楼，其间以飞廊相连的一组宏大建筑群，其形制与西安唐懿德太子墓墓道两壁所绘出行图中的门阙一致。应天门南对伊阙和定鼎门，北领宫城，气势宏伟，建筑华丽，无论是布局形制，抑或是建筑规格，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和东亚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图三）

 

图三 宫城应天门平面复原示意图

　　2.崇庆门

 

　　崇庆门位于宫城大内南墙西段北曲部分，南距大内西南角36米，隋称隆庆门，唐称崇庆门，东与宣政门相对。

 

　　崇庆门为单门道过梁式建筑结构。进深与城墙齐平，外壁包砖，并内折至门道内壁与地栿石相接，仅存砖痕。门道宽4.4米。门道内清理出一方地栿石和九个地栿石坑。门道中部清理出一条沟槽，两端与门道居中地栿石坑相接，南北长4.4米，东西宽0.9米，深0.2米。此应为门砧石和门限石位置所在。门道内路土上有两条平行的车辙，辙宽0.25～0.3米，辙距约1.4米。

 

　　3.宣政门

 

　　宣政门位于大内南墙东段北曲部分，隋称永康门，唐称宣政门，西与崇庆门相对。

 

　　门址为单门道结构，可分为早、晚两期。残存遗迹主要有门道底部夯土、门道、门道南北两侧城墙及门道外的路土等。

 

　　早期门址门道进深与城墙相齐，进深10.3米，宽5.8米（以门道两侧夯土壁为准）。门道内壁砌砖，仅存少量砖痕。门道底部夯土基础呈长方形，东西长12米，南北宽5.6米，厚0.95米。门道底部夯土与南北两侧城墙之间有宽0.35～0.5米的生土间隔。门道夯土基础向下打破城墙墙基，门道夯土基础的筑建应在城墙筑建之后。

 

　　门道两侧的城墙基槽上口宽12.82米，底部宽12.3米，深1.67米。墙体宽10.3米。路土位于门道东西侧，南北宽7米。

 

　　晚期门址压在早期门址之上，残存有地栿石坑、车道石和路土遗迹等。门道进深11.7米，宽5.65米（以地栿石坑中线为准）。残存地栿石坑位于门道两侧壁下。门道内路土宽4.4米，路面上清理出两条车辙，辙距为1.2米。门道中部残存车道石一方。门道西侧路土宽6.2米。

 

　　城墙宽11.7米，两侧有包墙砖。墙基包砖用长方形整砖平铺，东西宽0.85米。墙体面砖用斜面砖平砌，宽0.5～0.6米。

 

　　北宋时期门道以夯土封堵，封门夯土外侧包砖。仅存门道东端封门夯土包砖，南北残长4.2米，东西残宽0.77米。

 

　　4.安宁门

 

　　安宁门位于东隔城北墙居中位置。文献记载，东隔城有四座城门。即南墙居中有重光门，偏东有宾善门，偏西有延义门，北墙有安宁门。安宁门门址为单门道建筑结构，分为唐代早期、中期、晚期和北宋四期。

 

　　唐代早期门址残存墩台、门道、马道和路土。墩台直接建在生土上，仅存底部基础部分，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9.95米，南北宽15.9米，残高0.4米。门道宽5.35米。马道仅存底部夯土，分别位于墩台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南北皆宽1.9米，长度不详。

 

　　唐代中期门址残存门址墩台、门道和路土。墩台较早期缩小，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9.35米，南北宽15.1米。门道位于墩台东西正中，门道宽5.35米。

 

　　唐代晚期门址残存门址墩台、门道和路土。墩台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2.3米，南北宽14.4米。墩台北侧补筑夯土痕迹，门道位于墩台东西正中，门道宽5.35米。

 

　　北宋时期门道被夯土封堵。门道北部封门夯土外沿与门址墩台相齐，门道南侧封门夯土破坏殆尽。

 

　　5.圆璧南门

 

　　圆璧南门位于圆璧城南墙居中位置。文献记载，圆璧城南墙居中有圆璧南门，东墙有圆璧门，北墙居中有龙光门。

 

　　门址为单门道结构，遗迹主要有墩台台基和台体、门道、路土，以及墩台两侧的城墙。

 

　　墩台台基由三道东西向夯土条组成，夯土条中间断开，中间夯土条与城墙相接。北侧夯土条东西皆长14.25米，南北皆宽4.35米，残厚0.95米。居中夯土条东西皆长10.9米，南北皆宽2.6米，残厚1.04米。南侧夯土条东西皆长15米，南北皆宽4.5米，残厚约0.8米。夯土条应是城门承重位置。

 

　　墩台台体直接坐在三道夯土条上，仅残存少量夯土。墩台台体东西长30.8米，南北宽19米。

 

　　门道位于墩台中部。门道南北进深约19米，东西宽约5米。门道内，仅存路土遗迹。

 

　　墩台东西两侧为城墙墙基。城墙墙基宽4米。根据城门夯土基础布局圆璧南门应为庑殿式城门。

 

　　（三）皇城右掖门

 

　　文献记载，皇城有六座城门。南墙三座城门，中为端门，东为左掖门，西为右掖门。东墙一座城门，为宾耀门（隋曰东太阳门、唐初称东明门）。西墙两座城门，南为丽景门，亦称新开门，北为宣辉门（隋曰西太阳门，唐初称西明门）。端门北与应天门、南与定鼎门南北相对。宾耀门与宣辉门东西相直。

 

　　右掖门是皇城南墙偏西之城门，东距端门约500米。门址为一门三道过梁式建筑结构，残存遗迹有墩台、门道、隔墙等。（图四，1）

 

1. 皇城右掖门遗址平面图

2. 东城宣仁门遗址平、剖图

图四 洛阳唐宋时期城门遗址图

　　墩台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为36米，南北进深为17.5米。墩台北沿略外凸于城墙，南沿较城墙南沿外突6米。墩台夯筑而成，外侧残存有包墙底砖，南北宽0.5米。三个门道宽皆5米。门道之间有二道夯筑隔墙，东西各宽3米。右掖门始筑于隋末唐初，约废毁于北宋末年。中门道自隋唐至宋相继沿用，东、西两个门道于北宋时期用夯土封堵。

 

　　东门道东西宽5米，南北进深17.5米。门道东壁下，保存有十三方地栿石，呈南北向排列。地栿石彼此不相连，间距则由门道正中向南北两侧依次递增。地栿石正中皆凿有一个圆形榫眼，除居中（由北向南第七方）地栿石面上的榫眼与石面垂直外，其余地石栿榫眼皆向门道正中方向倾斜。门扉设在门道进深的中央，门向内开启。在东门道东侧由北向南第七方地栿石上，保存有结构完整的门砧石和立颊石组合。门道南北两端皆清理出北宋时期的封门夯土。

 

　　（四）东城宣仁门

 

　　文献记载东城有三座城门，南墙承福门、东墙宣仁门、北墙含嘉门。宣仁门与郭城东墙上东门东西相对，承福门和含嘉门南北相对。

 

　　宣仁门遗址主要由墩台、门道、隔墙、路土、封门夯土组成。墩台平面呈长方形，未全面发掘。门道宽5.36米。位于南门道与中门道之间的隔墙宽2.9米。（图四，2）

 

　　南门道以门道两侧地栿石内壁为准，门道南北宽5.36米。地栿石位于门道两侧的土衬石之上，呈南北两排对称分布。地栿石彼此相连，地栿石为青石，平面呈长方体，制作规整。地栿石上面凿有长方形排叉柱榫窝，排叉柱榫窝等距分布，相邻榫窝间距为0.83米。排叉柱一半露于外，一半嵌入门洞壁之中。排叉柱间砌砖为壁，砖壁外侧有草泥墙皮，墙皮上涂朱。土衬石深埋在地栿石下的夯土之中，上面与门道砖铺路面基本齐平。土衬石外露于地栿石外宽约16厘米。

 

　　门扉设在门道进深的中央。南门道中央位置保存有结构完整的门砧石和立颊石。门砧石压在土衬石上，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07米，南北宽0.8米。上面居中皆凿有一个凹槽。凹槽侧旁皆凿有一个方形榫眼。门枢结构十分完整，门道南侧门砧石上方形榫眼中清理出铁臼槽与铁鹅台各一件。立颊石仅存一件，嵌在门砧石上面居中的凹槽内。立颊系合角造，截面呈曲尺形。立颊上面凿有长方形榫眼。门限石仅存一方，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0.8米，东西宽0.53米。门道内门限石与路面基本齐平。将军石嵌在门限石之间，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0.77米，东西宽0.5米。将军石上面居中凿有长方形榫槽。

 

　　止扉石位于门道内侧南北两壁之下，深埋于砖铺踏道之间。止扉石由二块相邻方石组成，门道南侧的止扉石面居中榫眼东距鹅台中心间距为2米。东侧止扉石面中心凿有圆形榫眼，直径10.5厘米；西侧止扉石面西沿和南沿留有牙台。

 

　　撞石位于门道四隅。门道西南隅的撞石压在土衬石上，底部有榫与土衬石面上的石槽咬合。撞石露出地面部分高78厘米，东西宽38厘米，南北长43厘米。撞石西壁为斜面，收分与城墙西壁基本相同。

 

　　门道路面由车道石和砖铺路面组成。门道内有两排东西向车道石，车道石宽0.85～0.95米，中心间距为1.5米。车道石为横向平铺，残存48方石板，石板东西宽37～79厘米。车道东西两端均与散水石相接。

 

　　砖铺路面位于车道的南北两侧，宽均为1.29米，由长方形砖横向侧砌。砌砖有大小之分。砖铺路面东西两端有阻止车辆驶入砖铺踏道的门坎石。在门道中部扰坑内，砖铺人行道下有早期门道路土遗迹，直接压在早期城垣基槽的夯土上。

 

　　中门道仅做部分发掘，与南门道的形制基本相同。

 

　　宣仁门遗址的建筑结构保存完整，建筑形式规范，具有典型的宋代建筑风格。北宋晚期两侧用夯土封堵，仅留中门道以供出入。

 

　　三、城门形制及变化分析

 

　　（一）城门的形制变化

 

　　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门的形制以门道为考察对象，可分为三门道和单门道两种类型，其中郭城的城门皆为三门道建筑结构；宫城和皇城正面南墙上的城门皆为三门道，宫城和皇城其他城门则为单门道；东城正面东墙上的城门宣仁门为三门道，其他则为单门道。宫城内隔城的单门道城门又可分为墩台式和庑殿式两种建筑结构，墩台式城门有宫城南墙北曲城垣上的宣政门和崇庆门、东隔城北墙上的安宁门，以及西夹城上的嘉豫门和阊阖门等；庑殿式城门均为轴线上的城门或院门，有圆璧城南墙上的圆璧南门，宫城正殿宫院南门隋代乾阳门、唐代乾元门，以及应天门内永泰门等。

 

　　从城门的建筑规模方面分析，仅轴线上的郭城定鼎门和宫城应天门的门道和门道间的隔墙宽度一样，隋唐时期定鼎门的门道和隔墙皆宽5.6米，北宋时期定鼎门的门道和隔墙皆宽4.8米；应天门的门道和隔墙皆宽5米。郭城永通门的门道宽约5米，隔墙宽约3.6米；皇城右掖门的门道宽5米，隔墙宽3米。比较三门道城门的尺度可以看出，仅都城轴线上城门的门道宽度和隔墙宽度相同，这样的城门建筑更显高大雄伟，更能彰显都城的气势和皇家威严。

 

　　唐代的城门建筑皆为过梁式结构，门道内陆栿石彼此有间隔，排叉柱多为一半镶进门道壁一半露于外。从地栿石榫眼间距分析，柱间距由外而内逐渐缩小。门枢位置有相对完整的结构石件，门道内多没有车道石和铺砖，多有车辙痕迹。而北宋时期的城门建筑结构则相对完整和规范，发掘清理出的宣仁门应为北宋时期使用的城门建筑结构。其结构和营造模式与北宋《营造法式》的记载基本一致，门道内有完整的土衬石和彼此相连排列的地栿石，以及结构完整的门枢结构。门道内路面有两排铺设规整的车道石和砖铺路面。这些现象说明由隋唐至北宋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城门的建筑模式越来越规范和成熟。

 

　　郭城定鼎门主体两侧附有东西对称的朵楼，这种建筑模式在敦煌石窟晚唐壁画的建筑画中有反映。通过考古工作可知，隋代的郭城南墙宽仅2.2米，唐代郭城南墙也仅宽3.3米，可以说郭城城墙的防御功能不强，更像是一个都城的符号。其次，根据考古勘探资料可知郭城南墙以及其他城门两侧都没有类似定鼎门朵楼的建筑形式。可以看出定鼎门两侧的朵楼建筑更多是礼仪方面的功能，从而彰显都城气势和皇家威严。由此，定鼎门两侧的朵楼也就具有了阙的礼仪性功能，可以称之为城阙了。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郭城、皇城和东城已经发掘过的三门道城门皆发现有北宋晚期封堵城门的现象，基本上都是封堵南、北两个门道，仅留中门道以供出入。这种封堵城门的行为或许不是防御的需要，或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是统治集团有意在都城气势和建筑形式上降低西京的地位。

 

　　（二）城门形制的礼制性分析

 

　　1.三门道城门的礼制性

 

　　隋唐东都郭城的城门建筑结构，无论是郭城正门定鼎门，还是其他城门皆为三门道城门结构；而宫城和皇城仅正面南墙上的城门为三门道，其他城门皆为单门道结构；东城也仅正面东墙上的宣仁门为三门道，其他城门亦为单门道结构。这种现象更多的应该是封建政治礼制的要求，实用功能应该居于次要地位，是对秦汉以来形成的三道之制的继承和发展。

 

　　《三辅黄图》记载汉长安城门“四面十二门……三涂洞辟”，三个门道与对应的大街相通，中间为驰道，又称御道或中道。班固《西都赋》曰：“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张衡《西京赋》亦云：“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中间的御道和城门的中门道按礼制只有天子才能通过，其他人皆不能穿越。《汉书》曾记载：“元帝即位，（成）帝为太子……上尝急诏，太子出龙楼，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可见当时的规定非常严格，即使太子也不敢踏入驰道半步。陆机《洛阳记》记载东晋洛阳城“洛阳十二门，门有阁，闭中，开左右出入。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旁筑土墙高四尺，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这种分道制度在隋唐时期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了，隋唐东都城定鼎门内宽140米的天街没有发现专门的分道遗迹，相反整个天街路面上车辙密匝，层层叠压，说明城内的居民可以使用整个大街，已经没有了专用的御道了，但是基本的封建礼制还是得以保留下来了。据《资治通鉴·卷二二○》记载安史之乱后肃宗迎玄宗入长安时：“上乖马前引，不敢当驰道。”虽然专用的驰道形式不在了，但每遇重大的国家政治活动传统的礼制礼仪还是保留下来了。

 

　　隋唐东都和北宋西京三门道建筑结构的城门，主要有郭城城门、宫城和皇城南向的城门以及东城东向的宣仁门。这些三门道城门不仅是交通功能的要求，更是皇家礼制威权的象征。特别是三门道城门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观，更能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

 

　　2.应天门宫阙形制的礼制性

 

　　应天门是宫城正门，隋称则天门。城门位于宫城南墙居中位置，正处于洛河北岸的二级台地的南沿之上，北领宫城，南对伊阙，居高临下俯视着皇城和里坊区，突显出宏伟壮观和礼仪天下的气势。它由门楼、朵楼、阙楼组成，是一座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附以朵楼，向外伸出阙楼，其间以飞廊相连的巨大建筑群，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充分彰显了皇家威严。

 

　　阙在汉代已经发展的十分成熟了，东汉洛阳宫就在宫城四面置阙。汉魏时期都城四面城门有阙，宫城的四面城门也有阙，《晋书》就记载“洛阳十二门，皆有双阙”。隋唐时期则仅在宫城正门两侧置阙，这种阙的设置正是迎合了礼制的需要。

 

　　《大业杂记》记载隋代的则天门“则天门两重观，上曰紫微观，左右连阙，阙高百二十尺”。唐高宗麟德二年重修则天门，据韦述《两京新记》记载“东京紫微宫城，南面六门，正南应天门，门外观相夹，肺石、登闻鼓”。可以看出隋唐两代的应天门形制大体一致。另据《唐六典》叙东都应天门时有“若西京承天门”的记载，同时还记有“（含元殿）即朝堂、肺石、登闻鼓如承天之制”，可见唐长安承天门、含元殿和东都应天门形制大体一致。从已发掘的含元殿和应天门的形制来看，二者的整体形制是一致的，从而亦可推想承天门的形制了。

 

　　五代和北宋时期曾多次修筑应天门，后梁以西京为都，诏修五凤楼。《旧五代史》记载梁太祖“及登基……车驾将入洛，（罗绍威）奉诏重修五凤楼”。宋初梁周翰《五凤楼赋》曰“乃顾京师，时行圣谟，陋宸极之非制，稽紫垣之旧图。且曰不壮不丽岂传万世。……乃诏共工，度景之中，因旧谋新，庀徒僝功，台卑者丰，栋易而隆，椽斵而砻……”应天门在五代和北宋时期已称五凤楼了。其实在唐代时期应天门已有五凤楼之名了，唐代诗人李白在《五凤楼晚望》中云：“晴阳晚照湿烟消，五凤楼高天泬寥。野绿全经朝雨洗，林红半被暮云烧。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自入秋来风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从诗所描述的风景来看，五凤楼就是当时的应天门了。

 

　　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应天门在隋唐至北宋曾经过多次大规模的修筑和改建，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应天门这种对置双阙的形制布局与北魏洛阳城宫城阊阖门、东魏北齐邺城朱明门双阙的形制布局类似，并影响了北宋东京宣德门、元大都崇天门、明清午门的形制布局。这种都城宫阙的形制理念从南北朝以来一脉相承并不断发展变化，但永远不变的是其巍峨宏大的建筑所代表的皇家礼仪和威严。文献记载在应天门举行的国家政治礼仪活动非常多，正是因为这种宫阙形制的礼制性意义，所以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国家和皇权的象征。

 

　　四、城门的功能和管理制度

 

　　（一）城门的功能

 

　　城门是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城市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的都城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制度。城门作为沟通内外空间和防御的节点，在城市的管理和使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城门作为都城出入的通道在城市交通功能中占有重要位置，也对都城的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城门和与之相通的街道，以及其他纵横交错街道将都城分为整齐划一的棋盘式里坊格局，构成了整个都城四通八达的路网，沟通了都城的内部空间。都城的轴线也是通过城门和城门建筑来联通和彰显气势的。郭城定鼎门南对伊阙，内与宽百步的天街相通，并与皇城端门、宫城应天门遥遥相对构成了天子都城的轴线空间。

 

　　都城与外部空间的沟通也是通过城门来完成的，东都与长安间的两京驿路就是出定鼎门向东和向西皆有驿站相连，向南和向北也有驿站和驿路相通，通过城门，都城的内部封闭空间与外部空间联接起来。定鼎门外路面上清理出的密集的骆驼蹄印，就是都城空间与外部世界联通的见证。

 

　　北宋时期东、西两京之间的驿路就是以东京顺天门和西京上东门之间算起的，东西二京就是通过两座城门由驿路连接起来的。

 

　　其次是城门的防御功能。城门和城墙构成了都城外围的空间结构，对外部起到了防御作用。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均表明东都城的郭城仅有短垣，起不到很强的防御作用。而是将宫城的防御重点放在了洛河、皇城、拱卫宫城的诸小城和东城，特别是东城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宣仁门起到了重要的防御作用。

 

　　第三，城门还具有重要的政治礼仪功能。诸多重大政治和礼仪活往往在城门举行，如诏告、登基、大赦、献俘、酺宴等，使城门成为国家的大型政治礼仪中心。唐高宗曾在则天门受百济俘，在唐代受百济俘是国家重大的政治活动。唐高宗还欲在则天门改元和宣诏大赦天下，这都是国之大事。武则天时期的登基大典和改元大赦也在则天门举行，可见宫城正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正月还曾在五凤楼举行大型宴会，宫城正门还成了国家的大型宴会中心。

 

　　（二）城门的管理制度

 

　　隋唐时期的城市实行封闭的里坊制度，国家对城市和居民的控制非常严格，执行严格的门禁制度，对于城门和坊门的开启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唐代实行街鼓制度，根据鼓声城门和坊门依次关闭。文献记载，唐代设置城门郎掌管城门开启，设城门郎四人，从六品上；门仆八百人。规定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闭事宜，城门的开启和关闭顺序亦有严格的规定，长安和东都两京采取相同的管理制度。北宋时期里坊制度逐渐崩溃，城市越来越开放，但对城门的管理不但没有松驰反而更完备，包括路政税收等很多措施都是通过对城门的管理来完成的。

 

　　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原因，都城和城门废毁也十分严重，因此对都城和城门的维修也有相应的规定。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城门大多经过多次大规模的维修和重建。文献记载：唐代设“工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郎中一人，从五品上；主事三人，从九品上。郎中、员外郎掌经营兴造之众务，凡城池之修濬，土木之缮葺，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城池的修筑是由国家主导完成的。

 

　　此外，隋唐时期还设将作监专门管理都城、宫庙、官府等国家设施的营造，《唐六典》载“将作监：大匠一人，从三品。少匠二人，从四品下。将作大匠之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少匠贰焉。凡西京之大内、大明、兴庆宫，东都之大内、上阳宫，其内外郭、台、殿、楼、阁并仗舍等，苑内宫、亭，中书、门下、左右羽林军、左右万骑仗、十二闲厩屋宇等，谓之内作。凡山陵及京都之太庙、郊社诸坛庙，京都诸城门，尚书殿中秘书内侍省、御史台、九寺、三监、十六卫、诸街使、弩坊、温汤、东宮诸司、王府官舍屋宇，诸街、桥、道等，并谓之外作。凡有建造营葺，分功度用，皆以委焉”。文献记载表明，这些官方机构的修造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制度。在郭城定鼎门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带印戳文的板瓦残件，其中印文“供内□□日”较多，应该就是这种修造管理制度的反映。

 

　　五、结语

 

　　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作为隋唐至北宋时期的都城和陪都，正处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继承和发展的转折期。这一时期无论是都城的形制布局、建筑形式，抑或是管理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作为都城重要节点的城门建筑，其建筑形式、沿革变化和管理制度能直接反映都城发展变化的历史面貌。郭城定鼎门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附以朵楼的形制布局不见于前代都城城门，是这一时期的开创。宫城应天门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附以朵楼，向外伸出阙楼的形制，不仅是对前代都城对置双阙形制的继承，更是这一形制的发展完善，并对后世都城产生了重大影响。城门不仅仅是内部沟通和外部联接的建筑和空间，更是具有政治和礼仪等重要功能的政治空间和公共空间。宫城正门不仅从建筑形式上具有重要的礼制表象，而且成为了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场所，城门的这种政治宣示功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石自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