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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与鲁迅的相遇大抵始于初中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因为不论在哪本教科书里都会收录《故乡》或《社戏》。当然很多日本人读过也就忘了，但与夏目漱石在中国的被认知度相比，鲁迅在日本更为人们所知。的确，就世界认知度而言，鲁迅远远超过漱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总而言之，我也是这样知道鲁迅的一个。不过真正读他的作品，还是进了大学以后。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京都大学“学生运动”余烬尚热，也还有学生罢课等活动。当学生的我虽还幼稚，但也在思考诸如学问的政治性等问题。我本来想学古典文学，但被有一个朋友批评太资产阶级，而学中国现代文学总是可以的，这才开始读鲁迅。 但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才发现关于鲁迅的论文之多，这可把我给“震”了。于是便将目光转向瞿秋白，他是鲁迅周边还没怎么被研究过的人物。一查才知道，不仅鲁迅对他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评价，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家他也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借鲁迅的笔名发表杂文，后来还写了构筑各家鲁迅论基础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我的毕业论文总算是因写左联而过了关。 后来，我在金泽大学获得教职，并且调查成为1930年顷之新潮流的“新感觉派”等，但对写鲁迅却总有些顾忌。这不仅是因为先行研究太多，也是因为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那些写鲁迅的东西都把鲁迅塑造成了“圣人”。当然，我自己也是那样认为，并不对之抱有异议。虽然也意识到是否存在一个等身大的鲁迅，却不堪重负而终于没能动笔去写。 是一件小小的个案，使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还是应该面对一次鲁迅。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想法，那就是收在《故事新编》里的《理水》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鲁迅在写作《理水》的同时，也在编辑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倘若如此去看，那么认为这个短篇包含有纪念瞿秋白的意思也并非不自然。瞿秋白也和小说中的禹一样，离开家人，四处奔波，辗转于苏联和中国各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在写作关于《理水》的文章时，我发现了精读鲁迅小说作品的妙趣。如果像读古典作品那样，咬文嚼字，翻辞书，查典故，一路读去，便会有各种各样的发现。另外，鲁迅的小说作品全部都有几种日译本，我是在一边检阅这些译文一边阅读的。特别是《故事新编》诸篇，因为是以古代作品为材料，所以这项工作给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做演习再好不过。 据张梦阳介绍，在鲁迅小说中，在中国研究论文最多的是《阿Q正传》，其次是《狂人日记》，第三是《伤逝》。对现在的学生来说，读起来有趣的还是恋爱小说《伤逝》。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做兼课教员的立命馆大学，拿四种文本让学生比较阅读，一种是鲁迅原文，一种是丸山常喜译文，一种是竹内好译文，最后一种是英译，因为也有英语专业的学生来听课。学生的结论是“涓生是最差劲的男人”。那么，鲁迅为什么写了这个最差劲的男人的故事？ 我想，涓生这种最差劲的男人没有自由恋爱这一前提便不会出现。自由恋爱是近代的产物。倘若如此，那么鲁迅想要描写的不就正是近代本身吗？写小说的鲁迅本身在当时是处在怎样的状况里呢？……我和学生就此展开讨论。 另外，自1926年以降，除《故事新编》的历史小说外，鲁迅没再写小说。这与森鸥外恰好略有些相似。想必是做不出了吧。其原因不正是尽管他把自己看做过去的遗产，但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现了置身于近代的作为近代人的自己吗？这样一来，他反倒写不出小说了。我想。虽然也想不怎么太不清楚。 时至今日，竟不禁要和鲁迅去一同自言自语：“做人真愈做愈难了”(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 (作者系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 (浅野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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