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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作为一种诗歌体式，从中唐兴起到今天，其发展传续有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作者从刘禹锡到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到杨维桢、宋濂、李东阳、王世贞、王夫之、林则徐……应者云集。作品创作更是呈一片汪洋之势，蔚为大观，仅《中华竹枝词全编》就列有作者4400余人，辑录作品69000余首。不仅如此，竹枝词还远播海外，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朝鲜、越南等国的诗人们也写出了不少反映本国风土的竹枝词。可以说，它传播之广泛，影响之久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形式，正如著名学者任半塘说：“自来民间俚艺，受文人重视如此者，史无二例。” 竹枝词永葆魅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为迷人的就是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充分体现了“志土风而详习尚”的独特本质。孔尚任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无论是土著诗人还是寓居文人，受到当地特定人文气候和风俗精神的熏陶，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当地乡土风物中展示出来。地理、名胜、人物、轶闻、农事、岁时、市肆、佛道、祭祀、餐钦、服饰、婚嫁、爱情、科考、战争等等，可以说，竹枝词百业皆备，无事不入竹枝。但因各个地域文化个性差异，使得竹枝词在这些题材内容上异彩纷呈，都充溢着鲜明的地方特征。本文以《历代竹枝词》（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中华竹枝词全编》（丘良任、潘超、孙忠铨、丘进编，北京出版社2007年11月版）为蓝本，尝试窥探竹枝词中蕴含的地方文化信息。 一、从山形水势竹枝词中看地理文化 一个地方山形地貌、川流水系，势必和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山水不仅能塑造人的性格、锻造人的体魄，也能影响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人对自然依存关系的朴素解答。千百年来，写自然环境的竹枝词不在少数，无论是青山绿水，还是穷山恶水，诗人都带一种敬畏的态度，虔诚对待。湖南常德市，唐称朗州，是刘禹锡首贬之地，也是竹枝词首创之地，江湖密布，水系纵横。“水”是这里的地理特征，刘禹锡初创《竹枝词二首》就写到了当年朗州的水：“杨柳青青的水手，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中“江水平”的景观和“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自然现象，道出朗州雨水频繁和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而清人赵永钦《桃源竹枝词》对这一带的水，则带着眷念和欣赏的态度，觉得沅江一片安澜，美如画卷： 漳江之水丹华清，漳江之月水光明。 来去江船不见月，来去江船月里行。 在诗人眼里，沅江漳江段就像一轮弯月，江水通明澄澈，看到此处有轻松如意的行船，犹如看一幅水墨丹清画卷。如今这里仍然是“江边杨柳，垂拂青条；江中流水，平面如镜”。江南雨多，特别是在雨季，人们出行、劳作、都要考虑雨水的因素。明代袁宏道《竹枝词四首·时阻风安乡河中》其一、其三是这样写的： 一溪才顺一溪湾，一尺绕过一尺还。 船子已愁箭括水，儿童又指帽儿山。 武陵葱翠独称梁，正望黄山一点苍。 三日风来两日雨，谢公昨夜拜梁王。 黄山是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的地理标志，平地突兀，山下澧水、虎渡河、松滋河三水合流涌入长江。独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独特的气候，只要黄山顶山有云雾遮盖，就必生风雨，当地谚云“黄山戴帽必风雨”。诗人形象地描写了风雨季节从湖北渡河向南，经黄山到梁山的情形，诗意明快舒展，虽身著风雨，但心无羁绊。清高旷《沅江棹歌》更是把爱水乐水的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沅江江流湾复湾，西来遥出辰龙关。片帆月挂斑竹影，我将古愁过君山。”“江南岸岸拥画图，江柳条条绿阴铺。网得银鱼长寸寸，停桡先荐屈大夫。”清代刘名顺《孱陵竹枝词十九首》直接写水的就有10首。其中有：“洞庭春水泛春波，买得扁舟野兴多。几个鸭儿闲伴我，半湖烟月泛流波。”“大鲸港上堆鱼蓑，大鲸港下起金波。数声长笛秋月里，唤起鱼龙听我歌。”在这些写水的竹枝词中，我们可以找到包容、豁达、自在、乐观、平静、柔美的水文化要素。 “山”是夔州的地理特征，在众多写夔州的竹枝词中，山高、路远、险滩、愁绝是其形象概括，除了刘禹锡的《竹枝词九首》外，白居易、李涉、苏轼、贺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写过这里的山高水险，其中宋代黄庭坚《竹枝词二首》，是这些特征的集中体现。 撑崖拄谷蝮蛇愁，人箐攀天猿掉头， 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黄州。 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度明， 鬼门关外莫言外，四海一家皆弟兄。 山路弯弯，道道惊险，一步一拄，一步一顾，长蛇蜿蜒都发愁，“猿猱欲渡愁攀援”，读着都觉得胆寒。正是如此，才有粗犷、坚毅、勇敢的大山文化。面对三峡的重重险关，苏轼也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 自过鬼门关外天，命同人鲊翁头船。 北人坠泪南人笑， 青嶂无梯闻杜鹃。 宋代时期的“鬼门关”又称天门关，介于广西北流、玉林之间，是著名的古关隘，瘴疫滋生，凶险可怕，古代官人迁谪蛮荒，多经于此，死者迭踵。《舆地广记》载：鬼门关双峰对峙，中成关门，其间不过三十步。古谚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人鲊翁”是长江险滩之一，在瞿塘之下，号称峡下最险处。这些场景都是巴蜀地区特有的景观风貌。杜鹃在青岩叠嶂中声声悲鸣，显得更加凄厉，杜鹃的叫声也成为此地重要的象征。怀着同样的心情，写出同样景物的还有宋代孙嵩： 汹涌砰雷蛇饮溪，阴崖暗天虎印泥。 万里中原那有此，怜君更过鬼门西。 峡路阴阳无四时，寒云鸟道挂天危。 荒亭败驿此何处，望帝江山号子规。 诗中写的是自然景观，更是一种人文环境，人们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必须认识自然、掌握自然，最后达到利用自然的目的。虽有“一滩自有一滩愁”和“路转九回空断肠”、“船到夔州路更远”的苦闷不平，却炼就出“渠侬自有回天力，不学垂杨绕指柔”的自立自强。 二、从生产劳作竹枝词中看农耕文化 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写竹枝词的诗人们深入民间，在底层劳动者哪里获得材料、吸取营养，不断诠释着竹枝词源于民间、成于文人、唱于民间的本源意义。在生产劳作竹枝词中，按不同类别，有《田间竹枝词》《蚕月竹枝词》《采茶竹枝词》《河工竹枝词》《渔猎竹枝词》《栽秧竹枝词》等若干类。 2015年湖南、江苏、福建省高中语文学业水平测试题中有一道题：“脚痛腰酸晓夜忙，田头车戽响浪浪。高田车进低车出，只愿高洼不做荒。”要求回答这首竹枝词描写的灌溉工具是什么，答案是“翻车”，属于田间竹枝词大类。最早写劳动竹枝词的是竹枝词鼻祖刘禹锡，“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中唐时期三峡人刀耕火种的情形可见一斑。元代刘诜是第一个系统描写农业劳动竹枝词的诗人，他的《秧老歌五首》专写江南农夫插秧的场面： 三月四月江南村，村村插秧无朝昏， 红妆少女荷饭出，白头老人驱犊奔。 五更负秧栽南田，黄昏刈麦渡东船。 我家麦田硬如石，他家麦田青如烟。 昨日田秧乱如毛，今朝南风摇翠涛。 翁头浊酒莫厌尽，厌酒尽时秧又高。 春寒风雨来满川，牛蓑走偏东西阡。 郎君骑马莫问渡，江头自有官渡船。 前年东家得早禾，去年西家粳稻多。 我家今年定何似，努力耕作无奈何。 这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春插图，农历三四月间，全家男女老幼出动，白天黑夜地抢栽抢插、使牛打耙、送饭送茶， 甚至还有牵绳打垄、稻谷品种的细节。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时代，农民世代耕种、日夜劳作，全靠风调雨顺才有较好收获，该诗还可贵在记录了农家精耕细作的雏形。在写生产劳动的众多竹枝词中，劳动者的苦和累表达得相当充分。苏辙《竹枝词》“上山采薪多荆棘，负水入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龟，水重还家足无力。”天寒地冻，上山砍柴，下河背水，天天如此，手背都开裂了，连背水回家都显得很吃力，这是何等艰辛，与范成大“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如出一辙。明杨慎《竹枝词九首》被誉为“与刘禹锡异时同工”的竹枝词，则记录了又渔又猎又耕的劳作情形：“日照峰头紫雾开，雪消江面绿波来。鱼复浦边晒网去，麝香山上打柴回。”“最高峰顶有人家，冬种蔓青春采茶。长笑江头来往客，冷风寒雨宿天涯。”写的是自给自足的农家温饱知足的生活，完全没有凄冷愁绝的痕迹。 宋代杨万里是写船工号子的大家，《历代竹枝词》辑他专写三峡船家的竹枝词有五篇22首，其中有“峡里撑船更不行，棹郎相语改行程。却从西岸抛东岸，依旧船头不可撑。”“大矶愁似小矶愁，篙稍宽时船即流。撑得篙头都是血，一矶又复在前头。”“石矶作意恼舟人，东起波涛遣怒奔。撑折万篙浑不住，石矶赢得万余痕。”“莫笑楼船不解行，识侬号令听侬声。一人唱了千人和，又得磋前五里程。”等名段名句，把船工的形、声、神写得惟妙惟肖，其中更有一股不向困难屈服，不达目的不住篙的韧劲。杨万里《圩丁词十解》描绘的是江东水乡溧水县圩于们辛苦修筑圩堤的劳动场景，前五首是这样写的： 圩田原是一平湖，凭仗儿郎筑作圩。 万雉长城倩谁守，两堤杨柳当防夫。 何代何人作此圩，石顽土腻铁难如。 年年二月桃花水，如律流皈石臼湖。 上通建德下当涂，千里江湖缭一圩。 本是阳候水精国，天公刺赐上农夫。 南望双峰抹绿明，一峰起立一峰横。 不知圩里田多少，直到峰根不见螣。 两岸沿堤有水门，万波随吐复随吞。 君看红蓼花边脚，补去修来无水痕。 题注：“江南水乡堤河两涯，而田之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何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这五首介绍围田规模和修筑情况，后五首为圩丁集体修筑的宏大场面，写出了农民艰苦修筑圩堤后的自豪感，“斗门一闭君休笑，要看水从人指挥。”诗中劳动者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集体劳动智慧，不仅被水乡泽园人们代代传承，更宜各行各业借鉴。 三、从婚配嫁娶竹枝词中看婚恋习俗 竹枝词中写婚姻爱情内容的比例不小，佳句不少。“峨嵋山头月如眉，画眉夫婿归不归。十日学得眉似月，眉成又是月圆时。”（元陈允平）“妾家红墙江水边，楼前日到上江船。问人问得郎消息，郎到家时月正圆。”（明吴明道）“柳叶如眉枝似腰，赠郎辄挽最长条。条长即与侬心远，不是为侬春态娇。”（元丁复）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婚嫁习俗极具地域性，并且保持完整，是一种特色地方文化。清张芝田《梅州竹枝词》写道： 遇雨迎新猝不防，水鞋油伞给且郎。 讵知彼族豪尤胜，衾褥酬他各一床。 诗下注云：“州有娶妇、嫁女，某两家皆富。且郎到女家猝遇大雨，女家以水鞋、油伞按名给之。娶妇家更豪甚，见送嫁者每人酬衾褥一床”。如此嫁娶，虽有铺张炫富之嫌，但其重视程度无以复加，送亲、迎亲的“且郎”也会格外守礼。同样在梅州，民国钟应梅《梅州婚俗八咏》其二、其三记录的是祈求平安、驱除不祥： 乡村旧俗真堪笑，神话相传事不明。 却怪迎婚开别样，拖青人导彩舆行。 诗后自注：“迎婚时一人拖浓叶树枝先彩舆而行，名为拖青，乡老谓可以拔除不祥。” 迎来花轿拥红绡，步袅轻烟艺嫩茅。 阿叔背人私笑语，榔茶换得小红包。 自注：“新人下舆时焚嫩第一束于舆前，新人跨越之，当启舆门之际，由新郎之兄弟行而童年者，捧一小盘盛槟榔茶叶至舆前，名曰请轿，新人亦以预备之红包置小叔盘中。” “拖青”、“请轿”应该是广东梅州地区独有的婚嫁习俗，虽然夹杂有神明指引的迷信色彩，但祈求平安吉祥的愿望是美好的，经代代传承形成定制程序后，就显示出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 至于贵州侗族的婚俗又有不同，余上泗《蛮侗竹枝词》中写道：“尖头鞋子细花装，偏向邻家约女郎。半里如云蓝盖伞，担笼携酒送新娘。”侗女出嫁，邻女数十人各携蓝布伞送至男家，三昼夜后则携新妇归，生子后方行聘，皆反奁资，最多的妆奁有数十匹布者。“婚姻仍复倩媒求，不管花中月下酬。颜色自夸阿妹好，聘牛多索两三头。”男女双方确定关系后，再请人说媒，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议婚，就是彩礼和婚配日期，“以女之颜色为聘牛之多寡，”有出价二三十头牛者。从这首诗中看出，漂亮的姑娘真值钱。 回族妇女出嫁，则以垂发样式与未出嫁女区别，“礼拜寺前相见日，红丝窣地绾珍珠。”（清朱紫贵《天山牧唱》）未婚者皆垂发辫十多条，已婚者则发后垂红丝为络，下垂珠宝为饰。 苗族的婚配与众不同，“马郎房”、“女半坐”、“送饭团”、“男人坐月子”等，可谓独居民族文化特色。这在伍颂圻《苗风百咏》中都有体现。 新营野外马郎房，竟绣胸前锦一方。 最喜所欢牛酒聘，头钱多少索能偿。 女儿生小好争妍，半座伊谁得并肩。 恨煞汉家新到客，缘何让坐不相怜？ 一鱼一鸭一篮香，捏饭沿途赠送忙。 将至婿家呼抢食，六笙声里接新娘。 郎慈真个似娘慈，扑朔迷离岂易知？ 生子守房夫婿事，最难哺乳慰雏儿。 其一是说黑苗各寨野外均造一房，名叫马郎房，未婚女子夜晚胸佩锦绣遮肚，来与情郎相聚所欢，事后男方以牛酒下聘，女出嫁三日即归母家，半年后向男家索要钱礼，谓之头钱，并且必须如数以偿，达不到索偿头钱要求的，女方则另行改嫁。其二是讲贵州丹江、台拱等地苗女，在家见客人来，即移身以半坐姿式让客，客人同意与苗女并坐，一家皆喜，谓女美丽，能得人怜爱。若女让了座而客不坐，则视为奇耻大辱。其三是讲苗女出嫁前，先派人挑着鱼鸭香以祭神，然后有一人沿途捏饭团送人，将至男家时，高呼路人来抢饭，饭抢干净说明这桩婚事吉祥。其四是写郎慈苗人妇女产下婴儿后，由其丈夫坐月子、守产房，满月后才能出门，产妇则同时从事耕作劳动。 湘鄂西土家族男女婚配时，还有“陪十弟兄”，“陪十姊妹”的习俗。田泰斗的《竹枝词》里有描述：“新梳高髻学簪花，娇泪盈盈洒碧纱。阿母今朝陪远客，当筵十个女儿家。”“箫声隐隐烛辉煌，十个儿童巧样妆。绝妙风流名色艳，华筵都唤状元郎。”新娘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女家邀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中未婚子女九人，陪新娘渡过女儿身的最后一晚，除了满桌酒茶、通明灯火外，大家都准备了一些说唱节目，轮流进行，不冷场，其中夹杂有酒令、笑话，羞怯者还能得到桌外围观长辈的提示或帮腔，直到天明新郎接亲，这叫“陪十姊妹。”新郎家也是如此， 九个未婚男子陪伴新郎，直到启程迎亲。这是一种相对文明、文化含金量较高的婚俗，一直延续至今。 四、从迁徙飘泊竹枝词中看移民文化 因明末农民起义和清初战乱，四川人口剧减，到了“民无孑遗”、“土著几尽”的地步，于是出现人口大迁徙。魏源《湖广水利论》提到：“当明之际，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湖广就是湖南湖北。这样的历史在竹枝词中得到了应证，清嘉庆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是这样写的：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这是说一家人中的女人，或嫁给陕西移民来的人，或嫁江苏来的人，而娶进门的媳妇或是江西人，或是湖南湖北人，家庭成员的原籍可谓五湖四海，而成都土著居民，算起来已经没有超过十代的家庭了。而在四川达县，移民情形基本相似，诗人王正谊写道：“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从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来的移民多得无法统计，语言交流很困难，这种五方杂处的局面，使得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参差不齐。 “湖广填四川”浪潮，使四川人口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据黄权生研究统计，湖广籍占整个四川移民的80.15％，其中湖南人移居人口最多的依次是永州、衡阳、邵阳、常德、长沙。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绵州县令陆箕永《绵州竹枝词十二首》有云： 村墟零落旧移民，课雨占晴半楚人。 几处青林茅作屋，相离一坝即比邻。 诗注：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土地少村市，每一家即傍林盘一座，相隔半里或里许，谓之一坝。这说明当时的绵州人口稀疏，村落规模小，住着战后余生的百姓，在当地务农，坚持日常生活的人中，有一半是湖南和湖北人。诗中表现当地聚落景观是茅草屋加树林，每个村落之间相隔半里或一里路程。胡用宾《旌阳竹枝词》中写得更具体详细： 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 楚歌那得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 “宝老官”，即湖南宝庆府人，今邵阳。诗中说当时的旌阳（今德阳），由于迁入人口多，且来自不同地方，不同的口音、方言、彼此都分不清，连招呼应声都困难，不知道沟通交流的内容，不知道相互之间表达的意思。其中有一种乡音是最多的，就是湖南宝庆口音。 移民迁入四川后，在原迁出地所从事的职业、生活习惯，仍然保留，如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中写道：“瓷器店皆湖州佬，银钱铺尽江西人。”说明江浙与江西人善于经商，尤其是江西籍移民长于经营钱庄，“银色从来有定脭，元丝九五递加开。怪他老表江西客，多认纹银是水汀。”诗人将江西老表描写得确实善于经营，甚至有“奸商”之嫌，从此“江西老表”就获得了同“绍兴师爷”齐名的雅号。而胡用宾《孝泉竹枝词》：“一线香风扑鼻闻，艳如花簇灿如雪。儿家不能防轻薄，保障风流有楚年。”“花翻新样不随波，时式梳妆艳若何。本地风光都见小，出奇偏有陕西婆。”则体现了楚地和三秦移民文化对四川地区民风民俗的影响。这种文化的影响，在移民迁出地的竹枝词中，也有明白反映。“暂驻鞧轩问乡俗，楚风半杂蜀人风”（《湖北竹枝词》）、“一夜元宵花鼓闹，杨花柳曲四川腔”（湖北田泰斗）、“千重巫峡连巴峡，一片渝歌接楚歌”（湖南易顺鼎）。 除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外，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迁徙融合，原因多半是外出谋生。陈文瑞《西江竹枝词》108首中有106首，是写江西地窄民贫、外出谋生的景况。如“豫楚滇黔粤陕川，山眠水宿动经年。总因地窄民贫甚，安土虽知不重迁。”江西地狭人稠，百姓背井离乡四处漂泊，无论是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东，还是陕西、四川，到处都有江西人的身影。“漫说玉山无玉剖，近闻梅岭有梅探。舟车经过数千里，东北浙西西粤南。”江西东北的玉山县，当地百姓同样因为生计问题，清代前期有大批人南下广东，或东进浙江，状如今天的“粤漂”、“浙漂”。王之春《海南竹枝词》中说：“乡音土语自纷纷，清浊宫商未易分。话到儋城差少异，三分客杂七分军。”由于来自各方的客家人多，乡音无改，讲话分不清轻重音，唱歌辨不出高低调，只有军话才是海南的官话。 在清代，“凤阳乞丐”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是与“绍兴师爷”、“江西老表”齐名的流动人口群体。在北京，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写：“赛会时光趁踏青，记来妾住凤阳城，秧歌争道鲜花好，肠断冬冬打鼓声。”诗注：“打花鼓，凤阳妇人多工者，又名秧歌，盖农人赛会之戏， 其曲有'好朵鲜花’套数。”孔尚任《燕九竹枝词》也有类似记录：“秧歌忽被金吾禁，袖手游春真可惜。留得凤阳旧乞婆，漫锣紧鼓拦游客。”在山西，孔尚任《平阳竹枝词》：“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舞袖弓腰都未忘，街西勾断路人肠。”诗中少女在平阳（今临汾）表演花鼓踏歌的情态呼之欲出。在南方，陈文瑞《西江竹枝词》：“弹弦卖唱都庐幢，多半邻村逐此邦。还有逃荒好身手，生涯花鼓凤阳腔。”在关东，太素生《沈阳百咏》：“谁是主人谁是客，团团听打凤阳锣。”在那个时代，凤阳花鼓真正是各地人群逃荒乞讨的重要手段，“身背花鼓走四方”也成为安徽凤阳人的旧标志。 竹枝词卷轶浩繁，内容博大，除上述几个方面外，真切反映地方文化的还有节庆时令、军事战争、怀古祭祀、奇闻异事、宴饮服饰等方面，难怪很多地方的文征、馆藏、方志，都把竹枝词收辑作为一项必要内容。竹枝词是地方文化百科全书，认真品读，可以找到很多问题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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