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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坐拥东方第一大港,这个沿海省份如何闷声发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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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8  最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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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说,研究福建历史,在进入宋代这一阶段时常会眼前一亮。

两宋时期,福建的文化可谓百花齐放,有理学家杨时、朱熹,文学家柳永、刘克庄,史学家郑樵、袁枢,书法家蔡襄和法医学开创者宋慈等。

整个宋代,福建诞生了五、六千名进士,期间任宰相的福建人有50位,包括章得象、章惇、李纲等名相。

靖康之变后,“程门立雪”的杨时又使福建成为理学的中心,其弟子罗从彦继承衣钵。随后,罗从彦的弟子李侗将理学的接力棒传给朱熹。杨、罗、李、朱被称为“闽学四贤”,都出生于福建,其中朱熹一生除了在外做官的几年,其余岁月大都在福建度过。

▲朱熹祖籍徽州,生于今福建尤溪县。

文化昌盛,离不开经济繁荣。

宋代,福建是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北方移民大规模南下,商品经济、海外贸易两开花,一度是四方商人汇聚之地,并坐拥东方第一大港——泉州

宋人张全真不禁感叹:“昔瓯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

欲说福建的城市风云,先从那个曾被称为“刺桐”的海丝古港讲起。

▲福建省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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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与波斯、阿拉伯等国通商,最大的港口原本在广州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广州时,在城中大肆屠杀,有十二万外国人遇难。这件事对广州的国际形象形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很多外国商人想想就后怕,一时不敢来广州贸易。

与之相反,泉州却在这一时期抓住了发展的机遇。

唐朝末年,豪杰并起,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投靠农民起义军,一路从淮南打到福建。

之后,王潮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干掉了原来的起义军领袖,取而代之,被唐朝任命为泉州刺史。

王潮三兄弟以泉州为根据地逐步统一全闽,建立闽国。在中原战乱不止的时候,闽国却得以休养生息,呈现出“一境晏然”的景象。

王审知之后,闽国的国君一代不如一代,最终导致内乱,被南唐所灭。

在闽国内乱中,泉州的传奇人物留从效崭露头角。

留从效出身寒微,深知百姓疾苦,为官后以勤俭养民著称,平时就爱穿着一身布衣和群众打成一片,把公服扔一边,十分接地气。

更难能可贵的是,起自行伍的留从效在政治上还是一把好手。

南唐灭闽时,留从效投靠南唐,占据泉州,被封为晋江王。后周大军南下,他派手下扮作商人,取道湖北递交密信,向周世宗表示归诚之意。宋朝建立后,他又向宋称臣,同时与南唐灵活周旋,使闽南免遭战祸。

从闽国到北宋,留从效以一介武将先后治理泉、漳二州17年,保境安民、招徕商贾,为泉州港成为海上贸易巨港创造了条件。他围海垦殖了大片田地,将唐代的泉州旧城扩建整整七倍,并在城中遍植刺桐树。

每当刺桐花开,“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伞欲烧空”。从此,泉州有了“刺桐”这一雅号。

留从效死后,其继任者陈洪进纳土归宋。

宋太祖赵匡胤刚接收泉州,就在京师置榷易院,管理泉州等地海外贸易。

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展,泉州增设市舶司,随后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在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时,泉州风樯鳞集,海舶穿梭,蔚为壮观,是举世闻名的东方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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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贸易的繁荣,使泉州自宋代起就成为著名的侨乡。

宋代从这里走出去的最传奇华侨当属王元懋

王元懋本是一个僧人。由于当时泉州外国商人众多,这里的寺院相当时尚,还教外语。王元懋在听了一门叫“南蕃诸国书”的课程后,对海外充满向往,一激动还俗经商,到了占城国(今越南)做生意,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

王元懋兼通各国语言文字,占城国王见这小子真是个人才,不能让他跑了,就把女儿嫁给他,招为驸马。他的事迹被南宋洪迈写入《夷坚传》,成为泉州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传奇。

千年以来,泉州的海外华侨一直都是促进该地区发展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国时,历史学者张星烺造访不复昔日辉煌的泉州,实地考察后发现很多当地人“亦不知(为古代世界第一大商埠)今日尚能维持不致如邯郸洛阳之凄凉者,南洋华侨不忘故乡之力也

宋代不仅有跨海经商的华侨,还有外国人为海上贸易而移居中国。当时泉州有蕃坊、蕃人巷,建有伊斯兰、婆罗门等宗教的寺院群,一如国外的唐人街。

蒲寿庚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先后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掌握泉州军政大权。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古人的铁蹄踏破南宋都城临安,挥师直下福建。

元军统帅伯颜与泉州城中的蒲寿庚取得联系,劝其归降。

蒲寿庚本身就是阿拉伯土豪,在元朝的四等人制中是地位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又对给予他财富权势的宋朝没有丝毫感恩。审时度势后,蒲寿庚果断弃宋投元。

当南宋忠臣陆秀夫、文天祥等忠臣拥小皇帝到达泉州时,蒲寿庚禁闭城门。已经通敌的蒲寿庚迫使南宋朝廷继续南逃,并下令追杀南宋宗室。直至崖山海战,陆秀夫背着皇帝赴海殉国。

蒲寿庚降元后,被任命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有元一代,蒲氏家族独霸市舶,掌控海上贸易。

作为“梯航万国”的东方巨港,元代泉州的海上贸易达到顶峰。

马可·波罗来到泉州,见满城尽是刺桐,港口千帆竞渡,车马络绎不绝。他在书中写道,这是与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贸易港口之一。

蒲寿庚为一己私利,虽让泉州免遭生灵涂炭,保住了其东方第一大港的地位,但也注定承受千古骂名。

明朝建立后,饱受元朝统治者迫害的明太祖朱元璋对蒲氏进行清算,下令将蒲寿庚开棺鞭尸,其子孙发配充军,永世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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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泉州迅速走向衰落。

最初,明朝依照前朝旧例,在泉州设市舶司。由于泉州府属的澎湖列岛与琉球比较近,该市舶司专通琉球一处。

然而,琉球商船似乎很傲娇,就是不愿在泉州港靠岸,多数停泊在福州南河口。

有学者考证,这是由于帆船时代,航海动力主要依靠季候风。琉球船队常在九月起航,乘东北风而来,又在四月乘西南风而归,最便捷的路线就是以福州港口和琉球的那霸港为两点。

朝廷寻思,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琉球人又不来了,就在成化四年(1474年)将市舶司迁移至福州。

泉州港失去了官方朝贡贸易港的地位,再加上元末战乱和港口淤塞,在明朝厉行海禁的情况下,渐渐销声匿迹,不复当年雄风。

福州抢了泉州的市舶司,抢得理直气壮,不仅因人家琉球老表抛弃了泉州,还因福州是当之无愧的省会,在政治地位上始终是福建的老大哥。

“福建”之名,始于唐代设福州、建州等五州。自古以来,福州就是郡、府、州的治所,后来又成为全省的行政中心,城内有福建省、福州府、闽县和侯官县各级衙门。

成为省会的一大条件在于一个字——稳。

在地理上,福州有“环山、沃野、派江、吻海”的优势,地貌上属于河口盆地,四周有崇山峻岭围绕。

福州建城,以屏山为屏障,于山、乌山相对峙,自晋代到明代几度拓城,有高耸坚固的城墙为保障,登高望远,可看到闽江奔腾入海。

福州占尽天时地利,可谓易守难攻。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为防倭寇之患,福州曾增置敌台36个,环城三面堑壕,深7尺5寸,广10丈,绵延三千多丈。此举有效地抵制了倭寇的进攻,使对方不敢轻易进犯。

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明清鼎革之际,福州一度承担抗清的使命。

顺治二年(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扶持下登基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改元为隆武

隆武帝是南明皇帝中难得的热血男儿。

崇祯朝时,他眼见清军直逼北京,曾上疏请求带兵勤王,在没得到朝廷允许的的情况下,不顾藩王领兵的禁忌带着亲兵千人北上。因此惹怒了崇祯帝,被废为庶人。

明亡之后,朱聿键流落到福州被扶上位,他以为自己终有机会一展抱负,即位不到半月,就下诏亲征,各地义军纷纷响应。

当时,财政大权都掌握在郑芝龙手中,忠臣黄道周得不到朝廷支援,便自己筹钱招募数千名义士和十余匹马,粮草也只有一月,毅然出仙霞关,与清军决一死战。不幸的是,黄道周的军队遭遇清军埋伏,一战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押往南京,慷慨就义。

在郑芝龙的挟持下,朱聿键不过形同傀儡,北伐终无所成。次年,清军挥师南下,隆武政权在风雨飘摇中走向覆灭。

历史何其相似,在此三百七十年前,临安城破之时,年幼的宋端宗赵昰也曾在张世杰、陆秀夫与文天祥等人的拥护下辗转来到福州,以此地为行都。大宋忠臣碧血丹心,为赵宋王朝保留最后一丝血脉,作最后抵抗,直至以身殉国。

抗日战争时,日军入侵福建,福州两度陷落,但合计沦陷时间只有一年多。1941年4月21日,日军从台湾和厦门出兵,第一次攻陷福州,期间有162名警察为掩护群众撤离而壮烈殉国。仅仅一个月后,国军第80师在福州北面发动大湖战役,与其他军队频频出击,迫使日军于当年9月从福州撤退。

1944年,福州第二次失陷,又在沦淊七个半月后宣告光复。

无数英烈在福州浴血奋战,这座古城在民族危难之际仍然挺直腰杆。

▲1929年的福州。

福州在山水之间接受战火的洗礼,铸就一座英雄之城,不负省城之名,这也是其在地域差异明显的福建中,省会地位稳如泰山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经济上,福州始终无法重现当年泉州海外贸易的辉煌,另一座城市也在明清时悄然崛起,那就是——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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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漳州的月港一度取代泉州成为福建海上活动的中心。可月港是一个非行政性的城镇,只能充当与葡萄牙、日本走私交易的场所,靠海吃海的福建人需要一个新的大港。

16世纪中叶,位于福建省东南的厦门港在“隆庆开海”的带动下迅速发展,开启了闽海贸易的新纪元。

厦门港姗姗来迟,始筑于明洪武二十七年,相比历史悠久的福州、泉州,是一处年轻的港口。

明清两代,厦门海上贸易的发展速度让人惊叹,最终取代漳州月港,成为“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的东南巨港。清人梁章钜称厦门“洋船丛集,商贸殷佃,仙山楼阁,甲於南天”

从福建远销海外的商品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武夷红茶

据说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时,就带去几箱武夷红茶作为嫁妆。从此,武夷红茶名扬欧洲,喝红茶成了英国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由此衍生出“下午茶”、“茶话会”等社交风尚。

茶叶贸易给厦门、福州乃至清朝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西方的大量白银汇聚中国。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茶叶委员会”,从武夷山盗取茶叶种子与制茶技术,在印度试种加工。同时,英国将鸦片倾销中国,最终点燃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清廷在鸦片战争战败后,按条约要求开放五口通商,福建一个省就有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口岸,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当地茶叶贸易的兴盛。

与其他通商口岸一样,厦门开埠和近代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息息相关,却让厦门实现了商业贸易近代化和近代工业起步,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

▲厦门开埠后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数据来自林星博士论文)。

在近代厦门的城市建设中,鼓浪屿成绩尤为突出。

鸦片战争时,英军强占鼓浪屿,直到1845年才归还。厦门开埠后,英、美、法、日、荷等国蜂拥而至,在鼓浪屿建领事馆、公馆、医院、礼拜堂,甚至还有电影院,其中不少洋楼别墅留存到现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厦门鼓浪屿租界土地章程》的签订,使鼓浪屿成为“万国租界”,华侨富商也纷纷在此地购置房产。据《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92一1901年)》记载:当时外国人的住宅遍布岛上,道路平展,路旁栽种树木,又整治了水沟,添置了路灯,环境优美,设施先进。

在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福建风土记》中,一个日本人在题为《月的鼓浪屿》的游记里如此描绘:“鼓浪屿为南中国的京都,气候温和,风景秀丽,恐怕在全中国是有数的。”

▲厦门鼓浪屿。

当战火重燃,厦门亦难成一方乐土。

抗日战争期间,为断绝美英援华通道,日军封锁福建沿海城市港口,厦门发展陷入停滞。

1938年1月25日,日机一日之间就发动七次空袭轰炸厦门,市民死伤多人,工厂、民房、学校损失惨重。

抗战期间,在敌人炮火的疯狂轰炸和残暴的占领下,厦门房屋被毁数千间,船只被焚烧3000余艘,日军在此地烧杀淫掠,屠杀平民,强征壮丁,历经数百年建成的东方大港一度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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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福建沿海城市得以恢复重建,但与战争前相比,仍趋于衰落,加上战后贸易衰落,物价飞涨,福建城市经济再遭创伤。

建国初期,福建城市曾短暂复苏,特别是在经过1961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后,1965 年福建省工农业总产值完成31.63亿元,比 1957 年增长了38. 7%。

1966年后,福建城市发展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困境,在“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口号下,大批工人、农民离开生产岗位,有的企业停工停产数年之久,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等高校学生组织长征队,到全省各地农村“串联”。

1967 至 1968 年,福建经济的各项发展指标陷入停滞,几乎都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

福建城市再一次打出一片天,是在十年之后。

当改革春风席卷中华大地,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多地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他说:“闽之水何泱泱,闽之山何苍苍,若要福建起飞快,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

宋元以来,泉州、福州、厦门等城市的崛起,正是因为开放,靠的是敢闯敢拼的海洋精神

改革开放前,泉州只是福建省内一个人均生产总值仅为171元的农业小城,长期处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给、半自给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松绑放权”成为全国企业改革的热门话题。泉州老板发现商机,在依靠运输业积累资本后又开始转战轻工业。泉州民营经济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安踏、盼盼、达利、匹克、七匹狼和361°等知名品牌都是从泉州出发,走向全国。

尽管东方第一大港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泉州商人却抓住了新时代的机遇。2002年,泉州生产总值在福建率先突破千亿元大关。2007年,泉州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前全省第五位跃居全省第一,但民营经济发达的泉州也不可避免地陷入马太效应,地广人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

与此同时,厦门、福州也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高歌猛进

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破土动工,在几个经济特区中,厦门的经济增幅常年仅次于深圳特区。

福州不甘示弱。1984年,福州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与厦门、泉州成鼎足之势,展开经济赛跑。

时空轮转,如今福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尚有差距,人均GDP却高居全国第五,着实不容小觑。

▲2018年福建部分城市GDP(数据来自网络)。

近日,福建省2018年各市GDP排名出炉,泉州仍然排名全省第一,并且首破8000亿,但人均排名仅居第三,城市发展也不如人均GDP排名第一的厦门,而存在感堪忧的省会福州,牢牢地占据千年老二的位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福建各城市交相辉映,继往开来,每个城市的历史各有各的精彩,也让人不禁期待,如宋代福建那般文化经济鼎盛的时代能否再次到来。


参考文献:

1.苏基朗:《刺桐梦华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梁二平:《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胡沧泽:《海洋中国与福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庄为玑:《宋元明泉州港的中外交通史迹》,《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01期

5.徐晓望:《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东南学术》2002年02期

6.李金明:《明初泉州港衰落原因新论》,《海交史研究》1996年01期

7.叶青、陈秋兰:《“文革”时期福建经济的“三落两起”》,《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03期

8.林星:《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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