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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学者说，研究福建历史，在进入宋代这一阶段时常会眼前一亮。 两宋时期，福建的文化可谓百花齐放，有理学家杨时、朱熹，文学家柳永、刘克庄，史学家郑樵、袁枢，书法家蔡襄和法医学开创者宋慈等。 整个宋代，福建诞生了五、六千名进士，期间任宰相的福建人有50位，包括章得象、章惇、李纲等名相。 靖康之变后，“程门立雪”的杨时又使福建成为理学的中心，其弟子罗从彦继承衣钵。随后，罗从彦的弟子李侗将理学的接力棒传给朱熹。杨、罗、李、朱被称为“闽学四贤”，都出生于福建，其中朱熹一生除了在外做官的几年，其余岁月大都在福建度过。  朱熹祖籍徽州，生于今福建尤溪县。 文化昌盛，离不开经济繁荣。 宋代，福建是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北方移民大规模南下，商品经济、海外贸易两开花，一度是四方商人汇聚之地，并坐拥东方第一大港——泉州。 宋人张全真不禁感叹：“昔瓯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 欲说福建的城市风云，先从那个曾被称为“刺桐”的海丝古港讲起。  福建省地图。 2 唐朝与波斯、阿拉伯等国通商，最大的港口原本在广州。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广州时，在城中大肆屠杀，有十二万外国人遇难。这件事对广州的国际形象形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很多外国商人想想就后怕，一时不敢来广州贸易。 与之相反，泉州却在这一时期抓住了发展的机遇。 唐朝末年，豪杰并起，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投靠农民起义军，一路从淮南打到福建。 之后，王潮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干掉了原来的起义军领袖，取而代之，被唐朝任命为泉州刺史。 王潮三兄弟以泉州为根据地逐步统一全闽，建立闽国。在中原战乱不止的时候，闽国却得以休养生息，呈现出“一境晏然”的景象。 王审知之后，闽国的国君一代不如一代，最终导致内乱，被南唐所灭。 在闽国内乱中，泉州的传奇人物留从效崭露头角。 留从效出身寒微，深知百姓疾苦，为官后以勤俭养民著称，平时就爱穿着一身布衣和群众打成一片，把公服扔一边，十分接地气。 更难能可贵的是，起自行伍的留从效在政治上还是一把好手。 南唐灭闽时，留从效投靠南唐，占据泉州，被封为晋江王。后周大军南下，他派手下扮作商人，取道湖北递交密信，向周世宗表示归诚之意。宋朝建立后，他又向宋称臣，同时与南唐灵活周旋，使闽南免遭战祸。 从闽国到北宋，留从效以一介武将先后治理泉、漳二州17年，保境安民、招徕商贾，为泉州港成为海上贸易巨港创造了条件。他围海垦殖了大片田地，将唐代的泉州旧城扩建整整七倍，并在城中遍植刺桐树。 每当刺桐花开，“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伞欲烧空”。从此，泉州有了“刺桐”这一雅号。 留从效死后，其继任者陈洪进纳土归宋。 宋太祖赵匡胤刚接收泉州，就在京师置榷易院，管理泉州等地海外贸易。 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展，泉州增设市舶司，随后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在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时，泉州风樯鳞集，海舶穿梭，蔚为壮观，是举世闻名的东方巨港。  3 海上贸易的繁荣，使泉州自宋代起就成为著名的侨乡。 宋代从这里走出去的最传奇华侨当属王元懋。 王元懋本是一个僧人。由于当时泉州外国商人众多，这里的寺院相当时尚，还教外语。王元懋在听了一门叫“南蕃诸国书”的课程后，对海外充满向往，一激动还俗经商，到了占城国（今越南）做生意，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 王元懋兼通各国语言文字，占城国王见这小子真是个人才，不能让他跑了，就把女儿嫁给他，招为驸马。他的事迹被南宋洪迈写入《夷坚传》，成为泉州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传奇。 千年以来，泉州的海外华侨一直都是促进该地区发展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国时，历史学者张星烺造访不复昔日辉煌的泉州，实地考察后发现很多当地人“亦不知（为古代世界第一大商埠），今日尚能维持不致如邯郸洛阳之凄凉者，南洋华侨不忘故乡之力也”。  宋代不仅有跨海经商的华侨，还有外国人为海上贸易而移居中国。当时泉州有蕃坊、蕃人巷，建有伊斯兰、婆罗门等宗教的寺院群，一如国外的唐人街。 蒲寿庚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先后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掌握泉州军政大权。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古人的铁蹄踏破南宋都城临安，挥师直下福建。 元军统帅伯颜与泉州城中的蒲寿庚取得联系，劝其归降。 蒲寿庚本身就是阿拉伯土豪，在元朝的四等人制中是地位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又对给予他财富权势的宋朝没有丝毫感恩。审时度势后，蒲寿庚果断弃宋投元。 当南宋忠臣陆秀夫、文天祥等忠臣拥小皇帝到达泉州时，蒲寿庚禁闭城门。已经通敌的蒲寿庚迫使南宋朝廷继续南逃，并下令追杀南宋宗室。直至崖山海战，陆秀夫背着皇帝赴海殉国。 蒲寿庚降元后，被任命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有元一代，蒲氏家族独霸市舶，掌控海上贸易。 作为“梯航万国”的东方巨港，元代泉州的海上贸易达到顶峰。 马可·波罗来到泉州，见满城尽是刺桐，港口千帆竞渡，车马络绎不绝。他在书中写道，这是与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贸易港口之一。 蒲寿庚为一己私利，虽让泉州免遭生灵涂炭，保住了其东方第一大港的地位，但也注定承受千古骂名。 明朝建立后，饱受元朝统治者迫害的明太祖朱元璋对蒲氏进行清算，下令将蒲寿庚开棺鞭尸，其子孙发配充军，永世为奴。 4 明代，泉州迅速走向衰落。 最初，明朝依照前朝旧例，在泉州设市舶司。由于泉州府属的澎湖列岛与琉球比较近，该市舶司专通琉球一处。 然而，琉球商船似乎很傲娇，就是不愿在泉州港靠岸，多数停泊在福州南河口。 有学者考证，这是由于帆船时代，航海动力主要依靠季候风。琉球船队常在九月起航，乘东北风而来，又在四月乘西南风而归，最便捷的路线就是以福州港口和琉球的那霸港为两点。 朝廷寻思，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琉球人又不来了，就在成化四年（1474年）将市舶司迁移至福州。 泉州港失去了官方朝贡贸易港的地位，再加上元末战乱和港口淤塞，在明朝厉行海禁的情况下，渐渐销声匿迹，不复当年雄风。 福州抢了泉州的市舶司，抢得理直气壮，不仅因人家琉球老表抛弃了泉州，还因福州是当之无愧的省会，在政治地位上始终是福建的老大哥。 “福建”之名，始于唐代设福州、建州等五州。自古以来，福州就是郡、府、州的治所，后来又成为全省的行政中心，城内有福建省、福州府、闽县和侯官县各级衙门。 成为省会的一大条件在于一个字——稳。  在地理上，福州有“环山、沃野、派江、吻海”的优势，地貌上属于河口盆地，四周有崇山峻岭围绕。 福州建城，以屏山为屏障，于山、乌山相对峙，自晋代到明代几度拓城，有高耸坚固的城墙为保障，登高望远，可看到闽江奔腾入海。 福州占尽天时地利，可谓易守难攻。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为防倭寇之患，福州曾增置敌台36个，环城三面堑壕，深7尺5寸，广10丈，绵延三千多丈。此举有效地抵制了倭寇的进攻，使对方不敢轻易进犯。 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明清鼎革之际，福州一度承担抗清的使命。 顺治二年（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扶持下登基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改元为隆武。 隆武帝是南明皇帝中难得的热血男儿。 崇祯朝时，他眼见清军直逼北京，曾上疏请求带兵勤王，在没得到朝廷允许的的情况下，不顾藩王领兵的禁忌带着亲兵千人北上。因此惹怒了崇祯帝，被废为庶人。 明亡之后，朱聿键流落到福州被扶上位，他以为自己终有机会一展抱负，即位不到半月，就下诏亲征，各地义军纷纷响应。 当时，财政大权都掌握在郑芝龙手中，忠臣黄道周得不到朝廷支援，便自己筹钱招募数千名义士和十余匹马，粮草也只有一月，毅然出仙霞关，与清军决一死战。不幸的是，黄道周的军队遭遇清军埋伏，一战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押往南京，慷慨就义。 在郑芝龙的挟持下，朱聿键不过形同傀儡，北伐终无所成。次年，清军挥师南下，隆武政权在风雨飘摇中走向覆灭。 历史何其相似，在此三百七十年前，临安城破之时，年幼的宋端宗赵昰也曾在张世杰、陆秀夫与文天祥等人的拥护下辗转来到福州，以此地为行都。大宋忠臣碧血丹心，为赵宋王朝保留最后一丝血脉，作最后抵抗，直至以身殉国。 抗日战争时，日军入侵福建，福州两度陷落，但合计沦陷时间只有一年多。1941年4月21日，日军从台湾和厦门出兵，第一次攻陷福州，期间有162名警察为掩护群众撤离而壮烈殉国。仅仅一个月后，国军第80师在福州北面发动大湖战役，与其他军队频频出击，迫使日军于当年9月从福州撤退。 1944年，福州第二次失陷，又在沦淊七个半月后宣告光复。 无数英烈在福州浴血奋战，这座古城在民族危难之际仍然挺直腰杆。  1929年的福州。 福州在山水之间接受战火的洗礼，铸就一座英雄之城，不负省城之名，这也是其在地域差异明显的福建中，省会地位稳如泰山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经济上，福州始终无法重现当年泉州海外贸易的辉煌，另一座城市也在明清时悄然崛起，那就是——厦门。 5 15世纪，漳州的月港一度取代泉州成为福建海上活动的中心。可月港是一个非行政性的城镇，只能充当与葡萄牙、日本走私交易的场所，靠海吃海的福建人需要一个新的大港。 16世纪中叶，位于福建省东南的厦门港在“隆庆开海”的带动下迅速发展，开启了闽海贸易的新纪元。 厦门港姗姗来迟，始筑于明洪武二十七年，相比历史悠久的福州、泉州，是一处年轻的港口。 明清两代，厦门海上贸易的发展速度让人惊叹，最终取代漳州月港，成为“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的东南巨港。清人梁章钜称厦门“洋船丛集，商贸殷佃，仙山楼阁，甲於南天”。 从福建远销海外的商品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武夷红茶。 据说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时，就带去几箱武夷红茶作为嫁妆。从此，武夷红茶名扬欧洲，喝红茶成了英国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由此衍生出“下午茶”、“茶话会”等社交风尚。 茶叶贸易给厦门、福州乃至清朝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西方的大量白银汇聚中国。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茶叶委员会”，从武夷山盗取茶叶种子与制茶技术，在印度试种加工。同时，英国将鸦片倾销中国，最终点燃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清廷在鸦片战争战败后，按条约要求开放五口通商，福建一个省就有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口岸，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当地茶叶贸易的兴盛。 与其他通商口岸一样，厦门开埠和近代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息息相关，却让厦门实现了商业贸易近代化和近代工业起步，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  厦门开埠后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数据来自林星博士论文）。 在近代厦门的城市建设中，鼓浪屿成绩尤为突出。 鸦片战争时，英军强占鼓浪屿，直到1845年才归还。厦门开埠后，英、美、法、日、荷等国蜂拥而至，在鼓浪屿建领事馆、公馆、医院、礼拜堂，甚至还有电影院，其中不少洋楼别墅留存到现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厦门鼓浪屿租界土地章程》的签订，使鼓浪屿成为“万国租界”，华侨富商也纷纷在此地购置房产。据《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92一1901年）》记载：当时外国人的住宅遍布岛上，道路平展，路旁栽种树木，又整治了水沟，添置了路灯，环境优美，设施先进。 在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福建风土记》中，一个日本人在题为《月的鼓浪屿》的游记里如此描绘：“鼓浪屿为南中国的京都，气候温和，风景秀丽，恐怕在全中国是有数的。”  厦门鼓浪屿。 当战火重燃，厦门亦难成一方乐土。 抗日战争期间，为断绝美英援华通道，日军封锁福建沿海城市港口，厦门发展陷入停滞。 1938年1月25日，日机一日之间就发动七次空袭轰炸厦门，市民死伤多人，工厂、民房、学校损失惨重。 抗战期间，在敌人炮火的疯狂轰炸和残暴的占领下，厦门房屋被毁数千间，船只被焚烧3000余艘，日军在此地烧杀淫掠，屠杀平民，强征壮丁，历经数百年建成的东方大港一度经济萧条。 6 抗战后，福建沿海城市得以恢复重建，但与战争前相比，仍趋于衰落，加上战后贸易衰落，物价飞涨，福建城市经济再遭创伤。 建国初期，福建城市曾短暂复苏，特别是在经过1961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后，1965 年福建省工农业总产值完成31.63亿元，比 1957 年增长了38. 7%。 1966年后，福建城市发展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困境，在“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口号下，大批工人、农民离开生产岗位，有的企业停工停产数年之久，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等高校学生组织长征队，到全省各地农村“串联”。 1967 至 1968 年，福建经济的各项发展指标陷入停滞，几乎都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 福建城市再一次打出一片天，是在十年之后。  当改革春风席卷中华大地，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多地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他说：“闽之水何泱泱，闽之山何苍苍，若要福建起飞快，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 宋元以来，泉州、福州、厦门等城市的崛起，正是因为开放，靠的是敢闯敢拼的海洋精神。 改革开放前，泉州只是福建省内一个人均生产总值仅为171元的农业小城，长期处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给、半自给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松绑放权”成为全国企业改革的热门话题。泉州老板发现商机，在依靠运输业积累资本后又开始转战轻工业。泉州民营经济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安踏、盼盼、达利、匹克、七匹狼和361°等知名品牌都是从泉州出发，走向全国。 尽管东方第一大港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泉州商人却抓住了新时代的机遇。2002年，泉州生产总值在福建率先突破千亿元大关。2007年，泉州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前全省第五位跃居全省第一，但民营经济发达的泉州也不可避免地陷入马太效应，地广人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 与此同时，厦门、福州也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高歌猛进。 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破土动工，在几个经济特区中，厦门的经济增幅常年仅次于深圳特区。 福州不甘示弱。1984年，福州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与厦门、泉州成鼎足之势，展开经济赛跑。 时空轮转，如今福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尚有差距，人均GDP却高居全国第五，着实不容小觑。  2018年福建部分城市GDP（数据来自网络）。 近日，福建省2018年各市GDP排名出炉，泉州仍然排名全省第一，并且首破8000亿，但人均排名仅居第三，城市发展也不如人均GDP排名第一的厦门，而存在感堪忧的省会福州，牢牢地占据千年老二的位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福建各城市交相辉映，继往开来，每个城市的历史各有各的精彩，也让人不禁期待，如宋代福建那般文化经济鼎盛的时代能否再次到来。 参考文献： 1.苏基朗：《刺桐梦华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梁二平：《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胡沧泽：《海洋中国与福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庄为玑：《宋元明泉州港的中外交通史迹》，《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01期 5.徐晓望：《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东南学术》2002年02期 6.李金明：《明初泉州港衰落原因新论》，《海交史研究》1996年01期 7.叶青、陈秋兰：《“文革”时期福建经济的“三落两起”》，《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03期 8.林星：《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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