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我们还可以更往前追溯。当文字还没有出现，只是出现了类似于文字图案的时候，后世书法所要面临和处理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了。
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中国文字诞生最初始的形态就是篆刻在龟背上的甲骨文，根据这一点，有些书法家就竭力鼓吹碑学书法的意义。但是近些年来考古发现却展现了另外一种可能，史前中国的第一个文字不仅比我们现今所知道的甲骨文还要早上几百年，而且它还是用类似于毛笔的软毫器具书写在陶片上的。2001年，它的发现者李健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上发表《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这个朱书“文”字扁壶身上有明显的文字书写痕迹。
但无论是篆刻在龟背上的甲骨文还是这个写作在陶器上的文字，最终他们都要面临文字造型处理这一个问题。
而所谓的“书法”，其实就是致力于钻研汉字书写“法则”的学问，而书法家就是一群把汉字书写规律、法度挖掘出来的人。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字和书法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无可分割的。汉字的书写取决于汉字本身的造字意义，而最终汉字呈现出来的风格面貌又会受到书法家书写的影响。
从文字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文字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书写者的书写习惯、书写效率以及时代进步发展所推动的。而从书法史的发展角度来说，文字形态的发展大部分的原因是书法家书写推动的。
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有可以探讨的空间，在文字和书法发展的早期，书法家群体并未形成，文字和书写形态的变迁往往更多取决于当时普罗大众、政治当权者以及社会文化形态。
而出现明显分界点和分水岭的时间就是魏晋时期。
中国书法发展史、文字发展史上，早期阶段有两个时期需要特别给予关注，一个是秦朝，一个是魏晋。
秦之前，由甲骨文发展演变而呈现出春秋战国各国文字多样化的形态，到了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开始统一文字。如果说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文字形态的发展差异是由各自国家文化社会所决定的，那么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则是一次以政治力量来推动文字发展的行为。因而，决定文字发展变化的就不再是那些缓慢的，自下而上的因素，统治者也开始参与到其中。
秦汉时期的文字、书法发展基本上呈现这样一种趋势，比如由篆书演变到隶书的这一个过程，你很难找到具体的某些人、或者说某一个书法家，为这一个演变过程做了多么大的贡献。这一个显著的转变过程显然是由各种各样的书写者来推动的。
但是汉末三国魏晋时期，情况就悄悄发生着变化。由于政治上世家大族开始发展起来，门阀政治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的主体，社会资源的分配越来越被这些早期的世家贵族所垄断，他们垄断的，不仅仅是有形的、存在确定意义实体的财富，而且还垄断了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艺术，书法就是其中一例。
汉末三国魏晋时期，钟繇、张芝等这些书法大家自然是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但是若论起影响力和对书法的贡献，还是要数二王家族的人物。王氏一门家大财大，正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王氏家族的地位、影响力。
王羲之作为王氏家族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书法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因此魏晋时期的书法也被后世的人们所特别铭记。魏晋之所以拥有如此重要的书法地位，还是因为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化、艺术自觉的时期，人的觉醒、人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是最主要的发展动力源。
魏晋时期的人们不仅有了明确的人生追求，而且有了一定的审美倾向，这一时期以“品人论人”为主要活动的人文现象为以后艺术理论和艺术审美偏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一时期，主导文字书法发展的，不仅仅是书法家这么简单，是被社会赋予了无穷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的贵族所把持。
魏晋之后的隋唐时期，门阀政治、贵族一家独大的局面被科举制所打破。寒门之士有了进阶上升的空间。此一时，书法发展又回到了当初为政治力量所主导、推崇的时期。这一点在唐朝显得尤为明显。
唐朝唐太宗搜罗天下文字，命怀仁和尚用王羲之的书法刻碑、派人计赚《兰亭》，这些举动无疑给当时的人释放着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当权者推崇、认可王羲之的书法。此后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已经具有了名义上的正统性。
宋代人编修《淳化阁帖》，被看作是二王书法确立为正统的标志，并且王羲之书圣的对位被坐实。
明清时期，以二王风格为主要内容的馆阁体成为天下举子科考必备书写技能之一、乾隆皇帝刊刻三希堂等等行为，都是政治家、封建势力的当权者在推动书法文化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
但是，这些由政治家们所主导的文化艺术发展趋向以及审美风格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弊端。尤其是在明清两代，书法已经被馆阁体所完全归束起来，没有任何生机。清末康有为等人在乡间野地中发现甲骨文、碑刻，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回归，一种对过往书法艺术纯粹自由发展的回归和向往，一种对自在“生长”的内部动力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