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了《史记》，他是怎么知道几千年以前的事情的？

这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来回答：第一，史家制度；第二，司马迁的家世；第三，司马迁的个人意愿。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史官制度。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件青铜器名字叫“作册般鼋”的青铜器，上有铭文四行三十三字，记录了丙申日商王至洹水，以箭射河中鼋的事。铭文中提到的“作册”又叫作“史”，就是商代设置的史官。“史”在商早期是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在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

西周、春秋时设置“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以及编写史书，还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等。周代的史官分为左史和右史，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秦汉时设太史令，秦汉的史官地位比起商周时期要低了很多。司马迁及他的父亲司马谈都做过西汉的太史令。商代设“史”，周继承，秦汉继续，从这个制度来看，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前，前代史官们对于史事的记载应当是积累丰厚，“前人之述备矣”这给了司马迁很丰富的取材线索。

史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学渊源。司马迁的先祖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也就是掌管观测天象，周室时又为太史以修史事，父亲司马谈也是西汉史学家，这样的史学世家免不了有代代相传的“青箱学”，这也是帮助司马迁了解前代史事的独特而重要的途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虽然不是《史记》的作者，但是为《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谈自己就一直想写通史，很早就开始做积累。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得以阅读国家级的藏书，从这些藏书里司马谈也收集了大量资料，为写作通史做准备，只可惜卒而未成。司马谈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所有积累都传给了儿子司马迁，遗嘱他一定要继先祖之业，写作通史。

司马迁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遍观史书。除了能继承家学，司马迁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就是游历天下。在《史记》里多处能看到司马迁讲起自己游历所至之处。比如《史记·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名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像这样的记载在史记里有很多，说明司马迁为了写史书几乎可以说是游遍天下，并有意地去观风问俗。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搜求民间传说，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野史”。

所谓野史，是指野之人编辑，往往是不便于正史所载的一些事，流传于民间，文风也可能俗而不雅。司马迁的游历所访到的正是这样一些史事。作为一个世家出身的史学家，如此潜心走访，也正说明司马迁的史学观很宽容，能够将正史和野史互相佐证。

概括起来说，司马迁写通史，上下三千年，所记事得到的途径也无非就是：所见、所听、所闻这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