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篾儿乞等部的族源(3)

• 关于篾儿乞等部的族源(3)

• 发布时间：2015-10-05 16:53 浏览：44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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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一月癸酉，“薛延陀以同罗、仆固、回纥）之众渡漠，屯于白道川。”《资治通鉴》讲薛延陀此次侵扰漠南的缘由时说：“薛延陀珍珠可 汗闻上（唐太宗）将东封，谓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固、回纥）、等兵二十万，度 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六月丁丑，唐太宗诏以“隋末丧乱，边民多为戎、狄所掠，今铁勒归化，宜遣使诸燕然等州， 与都督相知……其室韦、乌罗护、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宜令赎还。”看来薛延陀汗国时期有室韦、乌罗护、等东方部族被掠往漠北草原，并“渡漠”而南，参与 了薛延陀汗国征讨突厥人李思摩的军事行动。突厥汗国远强大于短暂的薛延陀汗国，对东方诸部的影响和辖治力度也远强于薛延陀汗国，因此突厥汗国强盛时有一部 分包括人在内的东方部众被签发或被掳掠到漠北地区的情况也应存在。
  
  　　同时，除强徙和掳掠之外，人自动迁进漠北草原也是极富现实性的历史 事实。《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载：“今室韦最西与回纥接界者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乌素固部落实人的一支，非室韦人。同书卷三九《地理志 二》河北道慎州下称：“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乌素固部落。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移于淄、青安置，神龙初（705年）复归，隶幽州。”又黎州下 称：“载初二年（690年），析慎州置，处浮渝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迁于宗州管治。神龙初，还改隶幽州都督。”俱轮泊今之呼 伦池；而涑沫乃水名，即今之松花江；浮渝为夫余之异译。据此三点，知唐时松花江以西至呼伦池西南，为乌素固部落。《旧唐书》卷二一七下《回纥传下》说铁勒 部落之一拔野固部，“漫散碛北，地千里，直仆固东，邻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置幽陵都督府”。查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 期》，幽陵都督府辖区大致在北起鄂嫩河南迄克鲁伦河之间的兴安岭西缘地区，而拔野固部东部正与位于俱伦泊（呼伦湖）西南的乌素固部落相邻，这又进一步证实 乌素固部落就是人。看来人至晚在7世纪中叶以前确实已迁居漠北草原东缘的呼伦贝尔地区，而且从拔野固人居地“千余里”，东部却只与而不与其他部族相邻的记 载来看，唐初居住于漠北草原东沿的人恐怕不只是一个乌素固部落。《通典》卷二〇〇《）传》：“匈奴之别种……与为邻，理潢水北，亦鲜卑故地。”）故地在西 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北部地区，在这里他们和为邻，也有助于说明人的西移。翦伯赞先生在谈到我国北方民族的迁徙时精辟地指出，内蒙古草原东部的呼伦贝尔地 区，“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 上的青春时代。”“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 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展开他们的历史性的活动”。同样，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西迁人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一片草原上受 到游牧文化哺育后，由渔猎民转化成游牧民继而向草原深处迁徙、发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人向辽西地区的迁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部 族在历史上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力。《新唐书》说“营州部与契丹、奚、）、诸蕃切畛。”唐将李多祚，“其先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唐将 李谨行，“人。父突地稽，部酋长也。隋末率其属千余内附，居营州”。武德六年（623年）五月，刘黑闼叛乱，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于幽州之冒干城； 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将兵邀之，破之。”乾封年间（666年～667年），唐置夷宾州于营州界内，“处愁思岭部落，隶营州都督。……领县一，户一百 三十，口六百四十八。”燕州，隋设辽西郡，寄治于营州，武德元年（618年）改为燕州总管府，武德六年（623年），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内，“所领 户出粟皆别种。”渤海国创建者大祚荣也曾寄居营州，“高丽既亡，其别种大祚荣徙居营州。……祚荣，骁勇善战，高丽、之人稍稍归之，地方千余里，户十余万， 胜兵数万人，自称振国王，附于突厥。”
  
  　　《隋书》卷八一《室韦传》记室韦“造酒、食啖与同俗”，《北史》卷九四《室韦传》则作“与同 俗”，《通典》也作“造酒、食啖、言语与同俗”，《唐会要》作“语言与相通”，《新唐书》卷二一九《室韦传》作“其语言，也。”《旧唐书》卷一九九下《乌 罗浑传》说乌罗浑，东与邻，西与突厥邻，“风俗与同。”（《通典》文同）乌罗浑，即《新唐书》卷二一九《室韦传》所记室韦分部之一的乌罗珲，《魏书》作 “乌洛侯”。此部之最早居地当在呼伦贝尔湖区，“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迨至唐代，已明显南移。乌罗浑居地南移中，同时又有了风俗化的过程，《通典》记 契丹，亦有“其俗颇与同”语。关于室韦、乌罗浑、契丹等族在文化上与相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于他们经济生活相同所致，也必须要看到人在历史上的几度强大 及其对周边民族给予的文化影响。周良霄先生在《有关达靼族属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宋白、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鞑靼即说，认为“似乎又不可能简单予以否定”， 从而对此说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赞同倾向。但至若鞑靼人是西迁者，如果按照前已述及的鞑靼人的语言特征，鞑靼即说很难成立，把鞑靼人归于蒙古语族部族内考 虑，更为符合实际。但是，周先生赞成鞑靼即说，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承认了人西迁的历史事实，并认为“的遗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巨大的历史爆发，一是 女真人建立金朝，一是满洲人建立清朝。固然此种营定居的渔猎兼农业民迁徙的可能性较游牧民小，但也绝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征服等而造成一些部族 的被迫迁移。”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