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晋人不可学”

《儒林外史》里，杨执中不关心生计，一心只读圣贤书，自嘲“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俨然一位雅士，可背后却是全家人跟他一起饿肚子。面对朝廷的选官报帖，杨执中一面效仿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一面告诉来访之人自己“品高德重，辞官不就”，将报帖贴在房屋的最显眼处。

晋人风神潇洒，精神自由，但这是性情中自然流露出的东西，不比宋人之“可学”，就像杨执中，学了点皮毛姿态，画虎不成，贻笑大方。

不知是哪位同学，在网上披露我在北大课堂上的说法 ：“记得好像是陈平原老师讲过，宋人可学而晋人不可学。魏晋风度，是从性情里出来的，是自然的，所以一学必歪，放到现在就跟有神经病一样，而宋人讲究理性礼制，也就是规矩、规范和法度，就是现在所说的按套路出牌，所以宋人是可以学的。”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大概意思没错。学生们或许心存疑虑， 我不是写过《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吗，为什么会说“晋人不可学”？

其实，可学与不可学，有时是价值评判，有时是工作策略。所谓“不可学”，可能那东西不好，怕你学坏了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东西太好， 你学不来。说白点，有的东西事关天赋，强求不得。谈诗词，讲书法，常有“可学”与“不可学”之分 ；大体说来，法度技艺可学，才情韵致难以承传，故不可学。

顾恺之《女史箴图》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中的《书学》，力贬宋人书法，其“宋四家书” 条云 ：“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苏东坡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是其不可及处。 可那东西不可学，一学就“毛疵百出”。至于米书过于纵，蔡书过于拘，都不可学。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可不予置评。我只是说，钱泳所理解的“不可学”，属于价值判断。

可还有另外一种“不可学”，不是不好，而是境界太高，浑然天成，常人达不到，故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有格”“规矩”“正道”作为模仿对象。比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就说 ：“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 幼安不可学也。”辛弃疾（1104—1207）的词为什么不可学，就因其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而模仿者往往只得其粗犷滑稽。

诗词书画，为什么有的可学，有的不可学，明人董其昌《画眼》说得很明确：“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 这是从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那边套过来的。换句话说，有些东西， 跟天赋、才情、境界有关，不能靠“巧密”和“岁月”而习得。就像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气韵生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靠的是天资神悟，而不是学习与积累。

董其昌《关山雪霁图》

记得十几年前读明人笔记《假庵杂著》，对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那就是“宁为宋人毋为晋人”。由此，我才推导出宋人可学，晋人不可学——后者之旷远、放达、率真，天成，很好，永远值得追怀，但常人学不到，一学就歪。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文人学者中，有积累型的，也有天才型的， 二者所走的路大不一样。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局部)》

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 已刊明黄宗会《缩斋文集》和明归昌世《假庵杂著》等 22 种。谢先生为后者作跋 ：“读归文休先生之《假庵杂著》，如读张山来《幽梦影》；而其谓为人当有偏至，而不可为中庸，尤有见地。”归昌世（1573—1644）字文休，号假庵，江苏昆山人，乃著名古文家归有光的孙子。据说十岁能诗，弃举业， 发奋为古文，主要以书法印篆著称于世，至今各博物馆里仍藏有其《风竹图》《竹石图》《墨竹图》等。

归世昌《风竹图》

《假庵杂著》中《纪季父遗事遗言》有云：“张元长尝贻书于余，有‘宁为宋人毋为晋人’之语，季父颇然之，谓‘趣味’ 二字宜辨。”这里所说的张元长，即号寒山子的散文家张大复（1554—1630）， 也是昆山人，著有《梅花草堂笔谈》等。

记得钱锺书与周作人就张大复文章，有过小小的争议，参见前者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及后者的《〈梅花草堂笔谈〉等》。我倾向于周作人的意见，就文章而言，张大复不及傅山、 金圣叹、李渔，只能跟张潮并列，属于典型的晚明山人小品。谈世态人情、 修身养性、风花雪月、山水园林等，有价值，但不宜过分推崇。在我看来， 晚明山人所撰小品，是一种抽掉了筋骨、充满娱乐精神的“清谈”——没有了背后的幽愤与抗争，只留下优雅的举措和言辞。这个意思，我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谈了。

元代张渥《雪夜访戴图》，“戴”是说东晋雕塑家戴逵

魏晋文人不一样，他们的清谈以玄学为根基，有生命体验及幽愤做底，并不轻松。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读章太炎、刘师培、鲁迅、陈寅恪、宗白华、王瑶等关于魏晋文人及文章的论述。我特别推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是根据演说改写的，很好读，对后世的研究者影响也很大。还有就是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这文章 1940 年初刊《星期评论》，日后收入宗先生各种集子。

云冈石窟

宗先生称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戴逵的雕塑、嵇康的琴曲，到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等的诗文，还有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闳丽的寺院，无不光芒万丈。就这么个“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时代，最能代表晋人的风神潇洒的，是书法中的行草。在宗先生看来，“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 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

到目前为止，关于晋人的精神世界、艺术造诣以及人格魅力的阐发，没有比宗文更简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我谈春游之“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也是从此文中偷来的。说到书法，宗先生认为 ：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不及晋人的自然。这里说的是“书法”，其实，也包括“做人”——我相信很多人是这么理解晋人与宋人的差别的。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