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之经典理论――“八备”说与“五不翻”

时间：2009年3月12日

地点：图书馆六楼会议报告厅

主持人：李龙泉 博士

参加者：赵彦春教授，姜孟博士、易曾权老师、重庆工学院肖娴老师，学院其他中青年教师及研部各年级各方向学生

 

一、PPT部分

    本次讨论的题目是“佛经翻译理论之经典——‘八备’说与‘五不翻’”，由对中国传统佛经翻译理论和观点的研究，梳理出中国传统译论对现代中国翻译理论建立的意义，为广大翻译理论爱好者提供思考的平台。本次论坛首先由李冬梅对主题进行大致的介绍：

（一）、彦琮与“八备”说

1、彦琮其人

   彦琮（557－610）, 21岁入周武帝内殿讲周易老庄，并改得此名。后剃发为僧，并译经，亦有著述，其《辨正论》为今存我国史上首篇正式翻译专论。

唐朝高僧道宣的《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琮久参传译，妙体梵文。此土群师，皆宗鸟迹，至于音字诂训，罕得相符。乃著《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

2、《辨正论》

·批评历代译经之得失；

·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王秉钦认为他是一位直译论者。）

·“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罔之失”；（王宏印认为已提出了翻译在逻辑上终归会消亡的理论预见。）

·佛经翻译要例“十条”和佛 经译者“八备”说。

·翻译要例“十条”：“安之所述，大启玄门；其间曲细，犹或未尽。更凭正文，助光遗迹，粗开要例，则有十条：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各疏其相，广文如论”。

*争议：道安or彦琮的 ？

陈福康：“这应该是道安提出来的。”王宏印：“尚难以断定。中国古代缺乏著作权概念，由此可见一斑”。

3、“八备”说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殚久时，其备一也；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

·诠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

·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

·耽於道术，淡於名利，不欲官衔，其备六也；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

·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

·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兼通中国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

  范文澜《中国通史》

4、解读与评价

1、解读：

王秉钦：1256 “译德”、3478 “译才”

陈福康：人格修养、学识修养

王宏印： 12 人生目标＆道德修养；56 工作态度与心理素质；34 学识背景与知识储备；78 语言能力与翻译水平。

2、评价：

钱锺书：彦琮“所定‘十条’、‘八备’远不如安之扼要中肯也。” 《管锥篇》

陈福康反对：“五失本、三不易”属于方法论问题，“八备”则属于翻译者本身条件问题，两者不能相比。

王宏印：

·今日：知识水平、语言水平、翻译水平。

·更多强调外语能力，更加重视翻译技巧的训练。

·“不要把译者的主体性强调到高于作者的主体性的程度，也不要借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而企图贬低读者的主体性”。

·区分翻译主体性建设＆研究：前者是实践的，后者是理论的。

·静态性而非动态性――理想状态的理论规定，没有把译者放在翻译活动中做动态的理论描写，与今日理论要求不相适应；

·规定性而非描写性――不能穷尽研究对象。

·孤立性而非系统性――不涉及翻译对象和译文读者以及原作者等各种关系。

（二）、玄奘与“五不翻”

1、玄奘其人

玄奘（602－664），俗姓陈，名袆huī ，河南人氏。留学印度约17年，为太宗、高宗所钦重，赐号“三藏法师”。译经总数达75部1335卷，超过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位译经大师译经总量的一倍多。

2、译事功绩

“古译” －－  “旧译” －－ “新译”

·道宣：“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伯乐天：“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伟大的翻译家玄奘》

·梁启超：“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王秉钦：玄奘弃骈取散，主张直译和意译完美的结合，是我国古代翻译思想的光辉典范。

·译场较以往更严密健全。据《续高僧传》记载，玄奘译经有11个程序分工。

·戴天：“是把奈达交给读者去做的，交给了专家”，译文“几近完美”《翻译丛论（1986）》

3、零星译论

陈福康：译著成绩斐然，译论却留存极少。

·《大唐西域记》（646）序：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贵无乖谬矣。

·“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梁启超对道安“一不易”的“撮其大意的”表述。与原意不甚相符。

·“五不翻”

“一不易”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

“五不翻”

法云（1088-1158）《翻译名义集自序》

·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直言，咒语）

·含义多故不翻，如簿伽梵含六义故；（自在、炽   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

·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无此木）

·顺古故不翻，如阿缛菩提（正偏知），实可翻之，但摩腾（东汉印僧）以来存梵音故；

·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令人生  敬，是故不翻。

4、解读与评价

·一词多义。基本矛盾。与其挂一漏万，不如保持原状。两种选择：

①音译，logos：“言说、话语、比例、尺度、陈述、真理、理性”，译为“罗格斯”。

②意译，取主要意思，其余舍弃不顾。

·文化局限词/翻译外借词。 “阴阳”、“道”。 中国译者意译：“道” ＞logos 。原因之一：国人尽力向外国输出祖国文化内涵。∵英文的“国际性”地位，∴西人不用这么做       “西学东渐” VS “东学西渐”

·通行译法。是一条翻译原则。翻译是一项累积性事业，不能轻易割断和抛弃。人名地名书名最不宜改动。“哈姆雷特”，即便译成“汉姆来特”或“汗姆莱特”并无实质区别，但无必要弄出这么多同父异母的书名。

·为追求特殊效果的词语。特殊效果＝“生善故”。如：佛（能仁）、般若（智慧）、菩提萨埵duǒ  （道有情）。当今宗教皆有世俗化和平民化的倾向。

·朱自清：

“秘密――只有译宗教经典，还可适用。因为陀罗尼一类东西本来是宗教上神秘的产品，原不要普及的，又没大用，人不晓得毫不要紧，尽可用音译。”（王宏印：误解⑴误认为语言上的神秘现象只宗教才有，且视之为无用又不要普及的迷信一类。⑵认为神秘词语无从翻译。王认为原文自有一种秘密可以保守。

·顺古――直没道理。。。。这是崇古之情太深，原是感情作用，不含着真理的。” （王认为是朱误把专业规范问题当作思想感情问题，而轻率反对，乃态度之失。）

·“多义一层，容易解决。。。。译时只消按他在一句里的意义就好。”（王认为朱把问题简单化了。使整篇文章或段落缺乏统一性。尤其是文学中双关，乃作者为语言艺术效果而故意为之。）

·“‘此无’一层，也可不虑。虽然此无，至少有些因为交通便利，传播迅速，也可以‘此有’的．．．只有用了义译的名，才可以‘此有’得容易而快，音译是不行的。”（王认为，普通名词，若不可理喻，只能音译，如叩头（Koutou）；若可理喻，则可组合本族语词素形成语义，可意译，如“胜金树”之于汉语。理喻之前，音译的好。如胡以鲁《论译名》中所举“仪太”(ether)。有些单音节词，只能音译使其强带意义，如“梵”，“禅”。）

·“‘生善’一层，也是带有宗教的色彩的，本没有讨论的必要。。。。就是有应该特别尊重的名字，我认为除专名本不以义重的外，也不妨用义译。加上一两个字或符号，表示尊重的意思；原没有音译的必要的。”（王认为，就语言本身的符号性意义而言，音译只要用字合适，较之同等程度的意译要显得庄严些。）

·陈福康：玄奘所谓“不翻”乃不翻之翻，就是用音译。

·王秉钦：玄奘立的“五不翻”原则，对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今日之意义(王宏印)：

作为音译派的基本主张，可以认为是对于翻译概念的一种坚持和澄清。如果说“不翻”之翻也是翻译，就意味着，音译实际上也应该名正言顺地归到翻译概念  中去。

在两种语言的词汇系统相互转换的层次上，音译和意译是两种并行不悖的翻译方法而长期并存。翻译的早期，是相互为用合而为一的，后来才各自独立。

“五不翻”最大的理论启示意义，还在于保守原文秘密的奥义上。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翻译总得有所不翻才行，如老子的“无为”。

 

二、讨论部分

    首先，李龙泉老师阐述了“八备说”产生的原因：它是源自中国文化渊源的一个产品。因为自孔孟以来，我国主流文化就以儒家为主，所以才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现象。而儒家的核心是重视人对自身的道德伦理的完善和建设。在此哲学大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会很强调自身的修养。明白了这一点，再来看“八备说”，就会明白这是对译者的具体要求。接着李老师针对这一点对大家提出了问题：“八备说”中，这些要求所反映的关于译者人品、品格、译德的观点你是否赞同，又有何看法？接着他又说道：“正如陈福康所总结的，这是涉及翻译能力与学识的，所以‘八备说’的核心是品德、学识、能力。那我们现在来讨论它，我们是否赞同它，又是怎么认识它的呢？”然后李龙泉老师又提及并澄清道：“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是中国的第一篇译论，它是一本书的序；而彦琮的‘八备说’是中国的第一篇专论，它不是附着在一本书中的。”

    然后，李老师继续提出疑问：对于一些学识大家的评论你是否赞同？比如说，王宏印老师的两个观点：第一是他对“八备说”的评论:通过“八备说”，可以看出彦琮是“翻译无用”的创始人，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翻译的消亡。第二，他认为，凡有翻译，必有亏损，即失本是必然的，此乃翻译本体活动的性质使然。对于第二个观点，李老师表示不同意。他认为，翻译的本体活动就是翻译之所以成为翻译的活动，即把原文所要表达的精神、内容转换到译文中。如果赞成翻译是一种本体活动，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只要翻译出原文中最主要、最核心的东西。那为什么翻译失本又是必然的呢？这就自相矛盾了。再看“八备说”，王宏印老师为什么说那是翻译的本体活动使然呢？此外，李老师还提出了一个疑问：对于道安来说，“五失本”中的“本”指的是原文的全部（包括内容、形式等）还是原文的本质？对于王宏印、陈福康等大家来说，“本”指的又是什么？

    邓璐璐就此发表了看法。在曹明伦老师写的文章《“五失本”乃佛经翻译之指导性原则——重读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一文中，他指出这里的“失”是背离的意思，而不是大家通常认为的“失去”。所以这里的“本”就应该是原文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原文的全部，也不是原文的本质。从这点来看，“失本是必然的，此乃翻译本体活动的性质使然” 的观点并没有错。因为从本体上讲，“译者，易也，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为达到相解的目的，对原文有所背离是必然的。

    对于上述问题，赵彦春教授做出了回答。首先是关于“失本”的问题。他认为，亏损与失本不是一个意思。五失本中的“一失本”是由翻译的性质决定的，如果失本不存在，那翻译就不能存在。就是所谓的“失本之必然” 。但是亏损不是翻译所必然存在的；再者，如果有亏损，一定会有相应的补偿。

    接着，对于“本”的含义问题，李龙泉老师立论于《中国人的思维形态》一书，认为中国人是立足于现象的，而古希腊人是立足于本质的。那么照此看来，道安的“本”应该是“全体的”意思。

    赵彦春老师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进行阐释。通过列举“我喝茶”中、日、法三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说明失本是失去原文的表达方式或原文的形、意之间的关系。照此看来，他认为道安的“本”应是原来的样式，包括风格的和篇章的东西。他还提到，十四行诗经翻译就成了七律的八行诗，这正是失去了原本的样式，即文体特征，并不仅仅是文本的内容的散失。所以，赵老师认为，应该理解为原文本的文体特征改变了，所以才失本了。接下来是关于翻译本体论的讨论。赵彦春老师认为，翻译本体论中的“本”是对其本质的定位。翻译的本体就是翻译的内在规律，若违背此规律就不是翻译。所以说，道安“五失本”中的“本”主要是“原文的样式”，而我们谈论的翻译本体之“本”，是翻译的本质定位。

    然后，李老师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先向大家展示了王宏印老师的一个观点：语言不通是翻译存在的逻辑前提，甚至是现实前提。等大家都通晓世上的每一种语言时，那翻译就不再必要了。这就是彻底的翻译无用论。这也正是“八备说” 所反映出来的。李老师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两者是不能联系起来的。李老师又复述了他的困惑：人人都懂外文，这可能吗？

    叶友珍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即使人人都懂外文，翻译也是需要的。翻译分为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很多人，包括王宏印、陈福康等，都对许渊冲的理论进行阐释，且有很多种版本，这就是一种翻译。文字是一种对思想的表征，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理解都是一种翻译。所以说，即使人人都懂外文，翻译仍然需要。

    赵老师做出了点评：不需要翻译并不等于翻译不存在，翻译在逻辑上不会消亡。只要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无论人们是否通晓并可随意转换，翻译都是必须的。所以他指出，在以后的评论中，言辞上要严谨，要分清不需要翻译与翻译不存在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王宏印老师认为的和《辩证法》上说的是不同的意思。

    李老师认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可能性与必要性搞颠倒了。必要的东西不一定是可能的东西，可能性的东西不一定是必要性的东西。有语言的差异是翻译存在的必要性，但不一定是其可能性。

    最后，对“翻译是否会消亡”及“失本与亏损”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

    褚贵才就“凡有翻译，必有亏损”提出看法。目的语的形式，音响和语法结构等和源语言的形式，音响和语法结构等肯定是不一致的。翻译后，这些东西必定亏损。所以，“凡有翻译，必有亏损”。

    赵彦春教授回答了这个问题。翻译是一个制衡体系，有亏损必定会有补偿。从局部着眼，一部分的亏损必定由另一部分进行补偿；从整体着眼，亏损和补偿相互制衡，相互抵消，构成新的形意结合体和原文的形意结合体具有最佳关联。也就是说，亏损和补偿是翻译所必须的，但不存在绝对的亏损和补偿。

   教学法方向一个学生从“即使所有人都会说两者语言了，翻译还是需要的”这一观点联想到印度的殖民问题。印度在殖民之前说的是印度语，在殖民之后开始说英语。但是现在印度人和英国人用英语交流时，他们已经不需要翻译了，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一种理解的过程。这是不是就是刚才讨论到的“符内” 翻译？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的范围是否就无限扩大化了。

   李龙泉老师回答了这个问题。斯坦勒（George Steiner）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understanding is translation”，也就是常说的“理解即翻译”。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那么翻译将无所不包。但是把翻译放在文化交际方面，还有一定的合理性。

   赵彦春老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雅各布逊明确地提出了3种翻译,分别是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我们所说的严格上的翻译，只限定在语际翻译，也就是说在两套语言系统或者言语系统中的翻译。语内翻译实质上是一种paraphrase（转释），而符际翻译就将翻译扩大到一切言语或者非言语的活动。比如说三峡库区移民，从万州一直到江西等地方，把风俗习惯等也带过去了，那么按符际翻译翻译的观点，这也是一种翻译。所以，一切都是翻译，没有什么不是翻译，翻译无限泛化。这也是我们今天强调翻译本体研究的意义所在。

   随后，同学们展开了对玄奘的“五不翻”部分的讨论。

   李龙泉老师认为，一，无论是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还是彦琮的“八备说”还是玄奘的“五不翻”，都有个总体倾向，就是中国传统译论主要针对翻译过程，是把翻译当做一个动词来理解的。在西方当代翻译理论文化转向之后，有一个跟中国传统译论的分界，就是西方翻译理论不再把翻译当做过程或者动词来看了，已经把翻译当做一个产品本身来研究，这样就出现了两种认识上的重大差别：当把翻译当做一个动词和过程来认识的时候，研究重心就放在了“翻译如何做”上面，当把翻译当做名词，产品和整体时，研究重心就落在产品功能和效果上。所以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的重大差别就出现了。翻译实践大家们，如许渊冲等人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应该把翻译当成动词来理解。二，“五不翻”源于翻译实践，刘宓庆说这属于“译”而不是“论”。李老师认为这种说法太绝对了。“论”有两种，一种是纯理论，一种是应用论。不能说能指导人们操作的应用论就不是理论。理论应该有一个内容上的区别。否则中国就没有理论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中国翻译理论的形态不是西方那种重逻辑，纯理论那种形态。李老师觉得，音译也是“译”，有点像之前讨论的“形译”，因为“音”也是一种“形”，“形”不一定是文字符号表现出来那种形状。

    于才年就“五不翻”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以“心经”为例，翻译本中的很多术语是根据音译翻译过来的，但是根本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说，这样的“音译”达不到相解的效果，不能算是翻译。

李冬梅回答这个问题。经文本来就是用来诵读的，像“陀罗尼”这样的翻译就是为了增强宗教的神秘感和崇高感。所以，“音译”达到了一定的翻译目的，也应该算是翻译。

    肖娴老师指出，从本质上来说，音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五不翻”是一种仿音翻译，即便是“陀罗尼”这几个汉字，梵语里面也并不是“陀罗尼”。“五不翻”实际上只把形模拟出来了，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翻译。音译和意译是两个概念。“五不翻”不是必然不翻，需要做一番选择。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好的音译实例，如“可口可乐”。这属于用汉语的字构成一个意义可以得到阐释的音译词汇，并产生相应联想功能。

    接着，赵老师以具体翻译实例“kissme”译为“骑士美”，阐释了音译问题。“骑士”是中世纪的一种制度，骑士就相当于现代的警察，保护公民，是一种助人为乐，行侠仗义精神的体现。“骑士美”不仅描摹了“kissme”的音，而且译出了内在的精神和意义。同时，他就近期重庆市组织部托人请他翻译 “两江学者”为例，说明造词和仿音在翻译中适当使用的妙处。两江学者直译过来并不难，“Two River Scholar”，但显得太俗，老外也不解其义，若以希腊语的词根组合成“Dipotamia Scholar”，又显得过雅。他以 “par”和“eu” 这两个词根来来仿拟“巴渝”，造了“par-eu scholar”来翻译“两江学者” （巴渝学者）。他进而回顾了圣经七十士本的翻译，是犹太12个国家或部族，每个国家派6位学者来翻译。圣经是神秘的，如果改变了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样式，神秘就不存在了，于是大多采用了不堪卒读的音译，翻译就失败了。到了后来，出现了奈达“动态对等”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如果翻译过去能被译文读者接受，就成功了。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是“圆满调和”这样一个境界。如果要保持神秘感，干脆什么都不翻。神秘感是宗教人士传教时试图保持的对宗教的虔诚，不想破坏它。但翻译必须要破坏，不破坏就不行。语言是一种表征手段。语言的转换必须改变原语的形式。如果不破坏，翻译过来的意义就不存在了。耶稣说，我的字一个字都不能改。这当然只是一种夸张，只是说不要改动我的意思。圣经翻译了那么多版本，能不改吗？

    有同学说，如果每个人都懂一种语言的话，翻译存在消亡的可能性，但不是必然性。翻译必然存在的原因，是必然存在两种语言，而不是我们每种语言都会。关于音译，她非常赞成，“音”属于“形”的一个部分。还问了关于“巴瑜学者”或者“两江学者”翻译成“par-eu scholar”能不能算音译法。

    赵彦春教授就此问题进行了解答。“par”在英语中含有“双”、“比较”的意思，而“eu” 是优秀的意思，两个词根进行造词得到“par-eu”，既体现了“两江学者”具有的卓越才华，同时也表达了“巴渝”的谐音“bayu”。所以，这种译法应该说是形意兼备的，是较好的翻译。

    姜孟老师最后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说音译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如果音译出来的东西不能理解，可以用加注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针对“五不翻”，从翻译实践层面看，是很有道理的。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水平来看，翻译学科的独立性还太弱，翻译学的建立也还刚刚起步。对于翻译的话题，像研究翻译思想史，翻译家和翻译技巧等层面，是翻译研究的形而下的层面，应该提高翻译研究的理论水平。翻译是从一种语言的形意对到另一种语言的形意对，那么怎么考察翻译后形对等的程度和意对等的程度，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说语言是一个表征系统的话，翻译应该同语言、认知、心理等概念和成果结合起来。如果翻译界定为一个概念具有的不同外在语言形态，那么翻译确实是不存在的。比如我懂梵语和汉语，且其中有一门语言的水平要高一些。当两种语言水平达到了某个层次的时候，看见一种语言，借助心理语言，另一种语言就自然在大脑中形成了。所以，如果从概念翻译理论这个层面来探索，翻译可能就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