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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兩篇日誌論證了漢字的各種簡化方法何以沒有必要甚至將帶來弊端，多有論證不足之處，這篇文章將作詳細的闡述。並且需要提前聲明的是，這一篇日誌僅限於討論簡化漢字何以不能提高學習漢字的效率和閱讀的速度，暫時不討論書寫速度，今後還將論證簡化漢字何以無助於快速書寫。 為簡化字聲辯的的人們都說：簡化字簡單，認字、記憶能快一點，很多人也人云亦云，覺得應該是那麼回事兒。這是中國社會逾百年來的重大誤區。有關漢字認知心理和筆劃數的關係，中國心理學家艾偉博士於1920年代曾經做過初步的科學實驗。中共實行簡化的時候並沒有進行過科學的論證。這種“想當然”十分類似于伽利略著名的比薩斜塔實驗，在此之前，人們都糊裡糊塗地認為，物體越重，下落速度就越快。那麼我們就沿著認知心理學、語言學、歷史、文化常識和中文電腦處理經驗走進中文的比薩斜塔，拾級而上，舉起簡繁兩體進行實驗。 隨著計算機的進步和普及，人類的認知（習得）心理過程也逐漸明朗，人類的學習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計算機的信息處理，但是人腦比計算機更靈活、更敏捷。認知心理學已經確認： 人同於計算機，有關人腦如何加工信息的研究表明，大腦對信息使用了“並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即同時地處理多重信息，而不是“系列處理”seial processing，即逐個地處理多重信息（參見Robert.J.Sternberg著《認知心理學》第三版222頁） 。字形，作為一個整體的視覺圖像被傳輸，繁體字是一個視覺圖像單位，簡化字也是一個視覺圖像單位。視線掃描的面積都是相同的字形方塊，視線掃描部份不衹包括筆劃部份，同樣包括空白的部份（視線掃描不能忽略這些空白），簡體字的空白雖然多了一些，但是空白和筆劃在傳輸信息符號意義上的信息量是等量的。閱讀一個漢字，無論簡繁，用信息學的說法就是對這些方塊字整體地而非按照筆劃順序進行掃描、編碼、、再提取、對比、作出判斷，認識不認識、理解不理解，跟漢字的筆劃數沒有關係。 由此得出第一個結論：證明了無數老知識份子的經驗，會看懂簡繁兩體的人，簡繁閱讀一樣快。2005年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研究中心的江新博士在德國美因茨大學作了題為《針對西方學習者的漢字教學：認寫分流、多認少寫》的報告。這份報告是論證海外學生漢字教學方法的，課時無意中使用了許多心理學研究實驗的例證，無論是北京的小學生，還是臺灣的大學生、還有西方的留學生的實踐都表明，漢字的筆劃數多少對於學生認識漢字沒有影響。甚至有一項實驗的結果令人十分驚異：京郊小學生的認讀心理測試中，棗、養、爺、雞、壺、亂、飯、鐵等八個字的認讀成績反而好於簡化字。心理專家陳傅鋒、黃庭希寫道：實踐經驗告訴我們，人們閱讀認字的時候，是把整個漢字圖像作為一個整體，一眼看去，就可以基本辨識，而無需把每一個筆劃都數過纔認識一個漢字。衹有遇到相似的字或者比較模糊難以分辨的情況，纔會多看上一眼，把不確定之處加以確認，也就是說，人認識漢字是利用漢字圖像的整體信息識別的過程，人們對筆劃斷裂或筆劃模糊的漢字仍然可以較好地認出這一事實，也證明了人的人子過程不一定需要經過筆劃的提取。（《結構對稱性漢字的認知》100頁） 然後，我們再探討人腦對簡化字和繁體字建立記憶的過程。從1920年代開始，中國的漢字心理學專家就開始了對漢字認知心理的探索。經過實驗發現，“學習者對漢字字形的觀察辨認的難易，跟字的筆劃數目、筆劃種類和結構都有重要關係”，“後來有的研究表明：認識了相當數量漢族的小學低年級學生，漢字筆劃的多少對於字形的辨認的記憶的影響不大。辨認合體字字形的難度與構字部件的熟悉程度有關，若構字部件為兒童所熟悉的，辨認較易；反之就難。但隨著構字部件的增多，辨認難度也會增大。對那些難以分解為單元部件的字，筆劃雖少，亦難辨認”。（《中國大百科全書·智能藏<識字心理>》詞條） 實驗結果表明：識字的難易程度跟筆劃數目、筆劃種類和結構有關。但並不是絕對的因素，如果小學低年級兒童認識了相當數量的漢字以後，筆劃的多少對於他們來說在辨認和記憶方面作用已經不大了，而簡化字和繁體字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減少了筆劃。另外心理學家朱曉平、顧泓彬（1992）在面對筆劃效應的說法時認為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筆劃數並不是漢字特徵的唯一理想指針，因為它忽視了不同筆劃間複雜程度的差異；二、筆劃數效應並不是絕對的，研究表明在高頻字或被試者閱讀技能較高時， 並不存在筆劃效應，在這種情況下，漢字是以整體單位被識別的。（這裡的“筆劃數效應”是認為筆劃數越多，學習和記憶所需要的時間就越多，也就越容易出錯） 對於高頻出現的被熟悉的漢字來說，筆劃數效應並不存在，試想一下，幾乎所有被簡化的偏旁都是高頻出現的比較熟悉的漢字成份，比如：馬、魚、頁、貝、見、鳥、金、食、言、糸、門等等，對於這些成份來說，筆劃數效應不存在，即筆劃數雖多也不影響認知和記憶。況且簡化的標準也不一樣，如“金”字，既有“锌”這樣的簡化偏旁，也有“鉴”這樣的未經簡化的部首存在，雙重標準，造成混亂，著實不可取。 筆劃數效應並不是絕對的，也就是說，有的時候筆劃雖多，卻並不難記；有時筆劃數雖少，記起來也並不簡單，比如“矗”和“鬯”兩個字，雖然前者多達24筆，而後者衹有十筆，反而覺得“矗”好記。因為“直”是常見的構字部件，品字結構也常見，排列簡單明確；“鬯”字上半部份陌生少見，“匕”也不很常用。 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人的記憶有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兩部份組成，而短期記憶是通往長時間記憶的一個中間環節或過渡階段。長期記憶是一個龐大的信息庫，它能貯存的信息在理論上說可以是無限的，而短期記憶衹能保持少數幾個項目，其數量根本無法與長期記憶相比。短期記憶的容量（指加工信息的能力限制）為7±2，即一般為5-9個。（王甦、汪岸聖《認知心理學》第九十頁）這些項目沒有一特定的單位，可以是字母、數字也可以是音節、字、詞、偏旁部件等。基於這個心理學上的發現，米勒（1956）從信息加工的角度出發，提出了“組塊”的概念，即將若干較小的單位（如字母、筆劃）聯合而成熟悉較大的單位（如字、詞）。比如tothepark這個字串有九個字母，即九個記憶項目，但是對於掌握英文的人來說，就可以視為to the park，僅三個組塊，即三個記憶項目。再比如學習單詞時，最初是按照每個字母的排列死記，而後來採用分解為音節或詞根的方式，也是組塊記憶的例證。漢字的組成也基本是這樣，即可以拆分為不同的組塊加以記憶，並且不會想英文、德文那樣有些單詞極長，無法一口氣看完，無論漢字怎樣複雜，它總還是一個方塊之內。 心理學和教育學者發現的筆劃數效應、部件數效應雖然不是絕對的，畢竟還是發揮效應的，所謂“發揮效應”，僅限於早期的加工階段。例如：一個沒有啓蒙的孩子，一位從未學習過漢語的外國人，初次接觸漢字，自然覺得筆劃少、構造簡單的字容易掌握，出錯少。還有，一個已經學習了一些漢字的人，又接觸到從未學到的偏旁或者部件時，自然也會感受到筆劃數效應，針對這個漢字他又要開始早期的信息加工工程。但是經過學習、反復操練，一旦陌生的筆劃和部首被熟悉，多筆劃字和多筆劃的部首就變成了新的組塊，筆劃數效應驟減，或者衹剩下組塊。這樣的轉變不衹出現在大中學生裏，實驗也表明也會出現在小學低年級學生那裡。就像千百年來中國教育所注重的那樣，在給初學者和啓蒙兒童的教材中應該儘量選用筆劃較少的、結構簡單的字，循序漸進，逐步深入，無論簡繁，情況都一樣，衹不過港澳臺的學生在短期記憶早期信息加工階段會遭遇多一點的筆劃效應，而大陸的學生相對少一點而已（簡化漢字平均筆劃從十六劃減少為10.3劃）。但是，對於機械記憶能力最強、語言學習的黃金時期的學齡兒童來說，多這一點筆劃數根本不成問題，這樣的認讀和記憶漢字的操練正是對中華民族漢字文化認同的熱身訓練的第一套動作。同樣，在對外漢語教學之中，即使 是“結與國之歡心”，也不應以文化的劣化為代價。 綜上認知心理學的證實，，第一，大腦處理漢字信息是同時進行平行加工，不需要全部都一一涉及具體的筆劃，就能辨認漢字并理解。如果遇到有疑問的信息，再進一步深入分解字中部件，然後綜合辨認之。第二，一般語文學習總是循序漸進的，也就是說由簡單到複雜，溫故而知新。先學“人口手刀牛羊”，由此認知許多偏旁和成字部件，進而組合成“組塊”加以記憶，就有利於深入和提高。第三，在短期記憶中，記憶項目不超過五到七個，最多不過九個，就能同時留下短期記憶，具體到中文裏面，包括筆劃、偏旁部首以及排布模式。第四，偏旁部首出現的次數增加，就能加強記憶，反複訓練就是讓低頻字的印象逐步成為高頻字的印象，頻度高的，我們就稱之為常見字、常見的偏旁部首，這樣的記憶組塊既節省心理反應時間，也不容易出錯。 從以上論證來看，“簡化漢字有助於更方便地認字”完全禁不起科學的推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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