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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县夏商为雍州之城，周初为矢国封地，后为秦非子所居。春秋时，秦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徙都千，筑千邑。到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在此建都14年。 在这块版城上有西周养马功臣秦非子养过马的养马河;有春秋古城遗址;有汉武帝巡行经过的大震关;又有古今兵家必争的关山屏障;解放大西北的前沿战斗就在这里打响，歼敌三千余人。由于先民在这里休养生息很早，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近几年出土了不少古文物和古贝币。 边家庄村，位于离县城东南约十余里，属千河流域第二台地区。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先决条件。春秋古千城(今郑家沟附近)遗址距这里只有四华里之远。 边家庄春秋墓群，为当时大夫级官员和显贵家族的墓地。分布在该村的堡西、堡东、堡壕和群众住宅的南面。全墓区长约760多米，宽约550多米。 1986年12月27日,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宝鸡市考古队和我县共同合作开始了田野挖掘清理工作。1987年8月29日结束，在清理期间除因故停掘外共历时185天，清理墓葬29座。其中五鼎、四簋、两壶、一䰛、一盉、一盘属上大夫官职葬礼的4座。三鼎、二簋、两壶、一献、一盉、一盘属下大夫官职葬礼的3座。其余的22座墓室为贵式家族墓葬。共出土各类文物4042件。其中石贝3113件，青铜礼器801件，铜兵器76件，铜车马杂器345件，陶器82件，各种铜饰88件，玉石器185件，骨器59件，蚌器13件。 这次清理出土的器物，数据多，数量大，比较罕见，引起陕西省考古界最为关注的要算是石贝。现在着重地想谈一下石贝在墓室中放置特点，摆布位置和与其他组合物结合的情况，以及阶级社会中的等级区别和显明的等级享受观念。在清理的四室上大夫墓和三室下大夫墓，都有大量石贝殉葬。一号墓内为长方形二台结构，通长5.9米，宽2.66米，深12.55米，石贝的摆布形式是在整个椁室的底层，零星的放有拐形灰陶似磬非磬的组合物一层，这些陶磬的摆放形式均匀疏稀，没有规律次序，但却不重叠。在陶、磬的空间中，星点密集地铺有一层石贝， 有些和椁饰中的朱砂铜锈相互粘合，呈现出五颜六色，使人们当成翡翠之类的事饰，经清洗整理后更显得洁白如玉，在阳光下闪光耀眼。有些密集的石贝层锈成一团，上下左右重叠粘连。除在椁室底层置放有一层石贝外，在铜盘之内，扁壶之周，放有31枚石贝和一枚“陶磬”。但除椁室底层铺有石贝外，整个棺室却很少见到石贝殉葬。其他有石贝的各墓，均是如此。一般春秋墓葬都是椁室底下铺有棚木一层，棚木之上置有木板， 木板之上铺有一层铜椁饰，石贝均放在铜椁饰之下木板之上的位置。 广告 去逛逛 从各墓室中所出土的石贝来看，这些殉葬品置放均带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和等级享受。如墓一为上大夫墓，出土石贝539枚，墓八为上大夫幕出土石贝390枚，墓12为上大夫墓，出土石贝710枚，墓九为下大夫墓,出土石贝201枚，墓十一为下大夫墓，出土石贝480枚，墓十五为下大夫墓，出土石贝68枚。其他22座墓为贵室家族墓的一般葬式，清理中没有发现一枚石贝。这一鲜明的数据，一多一少，一有一无的对比证明了在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石贝作为货币也罢，作为装饰品也罢,不是普通的殉葬品，而是比较高贵的殉葬品。根据石贝出于椁室之中的现实情况，而在棺饰中并无此物出现。这更加证实了它不是单纯的串饰，更不是绝对的装饰品。但我们在棺室内发现的串饰，均为玛瑙、料珠、玉块之类的装饰品。这就对目前考古界有一此说法，不承认它是货币，而绝对肯定它是串饰的论点给了一有理有据的回答。 贝币，在《中国钱币通考》中列为第四类周币，综合论述。其实贝币的产生和形成还在周代以前的殷商时期。石贝是贝币的一种，它以石英石为料，经过打磨钻孔而成的菱形体，形如蚌贝，色泽洁白晶亮，在阳光下反射出的光色与蚌贝完全一致。从发展过程来看，仅晚于蚌贝之后，从大量出土实物详细观察研究，形色相似，大小略异，基本造形结构与蚌贝非常统一，不同之处仅是天然生成和人工磨造的差异。贝币的发展和流通中，石贝应排位第二，其他人造骨贝、陶贝、铜贝、金贝都较晚。 石贝这一早期的货币，殷商时期把它叫做玉币或玉贝，见《中国钱币通考》219页、224页。早期的玉币,玉贝就是我们现在出土的石贝。虽然叫法、名称各异，但它的实质作用还是货币，据考:它的使用极盛时期在商殷时代，它的演变共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 开始为单纯的饰品，不作货币。第二时期，当作货币与饰品并行。第三时期，转作单纯饰品。第四时期，是流行于边疆夷区。 后来两周衰落,秦始皇废止贝币行使钱币。《史记平准书》云:“秦并海内币为二等。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食货志》载“新莽于应止之时，反行贝货。无怪百姓愤乱，涕泣于市道也”。 从这些史料证实，我国古代贝币，包括蚌贝、骨贝即古贝、石贝即玉贝、铜贝即金贝或蚁鼻钱，鬼面钱等叫法，名称繁多，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根据各个时期统治阶级的更迭 变换，随着历史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变化，贝币这个早期商品交换物时有兴废，就这样断断续续，从公元前十七世纪殷商时代起到新莽时期止，共延用了1650多年。 文/胡百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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