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成学:将行完学富立为做人的标准

　　苏氏从宋代流传至今的家训专著有两部：一部是苏辙的《遗言》，另一部是宋代宰相、科学家苏颂的《魏公谭训》。

　　苏氏家训的一大宗旨，就是强调子孙要学习儒家经典著作。苏颂在《魏公谭训》中，给子孙立下的做人标准是“行完学富”。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即操行道德要完美，学识智慧要宏富。

　　苏颂以“行完学富”为子孙做出了榜样，明代刘定之评价苏颂说，“所尚于君子，其大端四者焉：言有章也，行有则也，孝于家也，忠于国也。凡此四者，公皆有之，可谓君子也。”《宋史》这样评价苏颂学识之宏富，“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

　　苏颂的学识和品德得益于家教。苏家有诗礼传家的传统，正因为如此，苏颂本人对治家也非常重视，从《魏公谭训》、《家训诗》和其他诗文中的家训之言可以看出，苏颂治家主要呈现出这样的特征：

　　一、重视文化知识

　　在苏颂看来，一个人如果根基不正，为官必不正，为人亦不能正。为此，他要求子孙必须从读书着手，即深研圣贤之书，探求精神。他认为读书是有为的前提。他给子孙的诫言是，“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学问不沾洽，何由垂望闻？”

　　他在《魏公谭训》中对子孙的读书提出了“广读博学”、“学贵于勤”的要求，凡当时社会上的学问，他不仅都有涉猎，而且还有较深的造诣。他强调“人生在勤，勤则不匮”，经常告诫子孙要抓紧时间，勤奋学习。

　　二、道德先于文华

　　苏颂治家秉承“道德为先，文华次之”。《魏公谭训·家世》中说：“吾宗自许公显于唐，其后或隐或显，以至于今，仕本朝者七世矣。忠孝文行，士大夫以为名族。汝辈宜慎守家法，勿使坠废，则吾无忧矣。文华犹可后也。”

　　苏颂曾以祖父苏仲昌为道德楷模教育子孙。苏仲昌因德操懿美，被荐贤良方正科，“进卷者百余人，为天下第二。”又因不畏权贵，被“赐食学士院，给笔札，使尽言之。”苏颂用祖先的正直品格及取得的殊荣激励子孙。

　　三、身教重于言传

　　在苏颂大量的家训言论中，多数是以自身为教。他首先以自身刻苦学习、终成大业的经历教育子孙，认为就学宜早。苏颂说，“《大戴礼》曰：‘八岁就外傅，教小艺。’”而自己是五岁学《孝经》、《尔雅》和古今诗赋，并能成诵，告诫子孙应尽早就学。

　　他又以自己致学之勤教育子孙，“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此其理也。”他训诲子孙，学习不仅要勤苦，而且要勇于拼搏，不失时机，“趋时如鸷鸟猛兽之搏，为学亦须如此，所以云：时哉，不可失也。”苏颂还勉励子孙应勤于向师友学习，向广大劳动群众学习。这样的理念对他后来创造水运仪象台和编撰《本草图经》都起了重大作用。

　　四、持家以孝，治事以公

　　苏颂的家教以孝为本。《魏公谭训·家世》中专门记载了苏家孝悌传家的历史，其先祖苏光诲“性至孝，母夫人年逾八十，旨甘皆亲调……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带，药必亲尝，焚香祷祠，寝食皆废，邻郡闻风向慕。”

　　苏颂与以自身孝敬尊长的往事，教育子孙。苏颂任大理寺丞、馆阁校勘时，俸禄只有一千七百钱，租房、养车马就用去三分之一。自己与妻子虽过得清贫，但还是将祖母、母亲、两位叔叔、两位姑姑，迎入京师孝养，与尊长共享天伦之乐。

　　苏颂的家教还提倡治事以公。苏颂与杜衍是挚友，曾多次得到宰相杜衍的举荐和悉心指导。后苏颂任相，杜衍的独生子任南都副长官，苏颂一视同仁，并无特殊照顾。

　　元祐七年（1092），苏颂与吕大防同时为相，吕大防提议按惯例将“累任京局”的苏嘉以“宰相子弟，例除馆职”。苏颂批评说：“馆阁乃朝廷育才之地，岂可令子弟以例得之。”由于苏颂的坚持，吕大防遂罢其初议。

　　苏颂治家，以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为立身之本，教育子孙要终生读圣贤之书，向圣贤学习。作为家教专著，《魏公谭训》不仅记述了苏颂自身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而且也总结了前人和长辈的教育经验。苏颂从自身的经历和社会经验出发，教育子孙应如何孝敬尊长，如何敦亲睦族，孝悌传家，以此向世人说明如何做人，如何为官，如何爱民，致仕后如何持家教子。（中国苏颂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管成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