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其心在此矣。 天下没有了祸患，人性才可以向善；人性能向善了，才会有清正廉洁的教化；清正廉洁的教化流行，君王的大道才能施行，礼乐制度才能兴盛，关键是这里。 一个国家的祸患在哪里？内忧外患。内忧有天灾人祸、政策失衡、权力腐败、民不聊生；外患就是与周围国家的关系。国家有这些问题在，人心就不能安定，所以要首先解决关键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惩治腐败，以民生为本。钱穆《国史大纲》说范仲淹也感慨我们国家不是没有好的贤才与政策，而是难以施行成效，也就是落实难。为什么落实难？腐败。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惩治腐败，无论有什么好政策都无济于事。 十二、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勿使嫌疑，是乃圣人之所贵而已矣。圣人思虑不厌，昼日继之以夜，然后万物察者，仁义矣。由此言之，尚自为得之哉！ 圣人想说的，在于仁义的道理并加以分析，使人们明白它的分类与区别，贯通与仁义相关的事理，不使人产生疑虑，这就是圣人所看重的。圣人的思考没有厌倦，夜以继日的思考，然后明白世间万物的的道理，这就是仁义。由此说来，圣人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才得到智慧。 再聪明的人、再有天命的人也需要努力才会得到，何况平凡的人。 十三、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怀怪异以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 天灾一般都是先于世间异端出现的。灾难，是上天的惩罚；异端是上天的威严。灾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君王失道。国家有所失道起初，上天就会示现灾害来警告；警告后仍然不知道悔改，见到灾异而不知道敬畏反省，那么大灾难就会降临。人要学会自我反省，是告诫内心；观察世间的事物变化，有益于国家。 十四、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其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则形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形体无所苦，然后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行；欲致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能致精，则合明而寿；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 修身的人以积蓄精气神为瑰宝，治理天下的人以积累贤德为其道路。修身是以修心为根本的，国家的根本在于君王的贤德。积蓄了精气，那么气血就会贯通旺盛；君王积累贤德，那么国家上下就会有环环相治，有条理。气血调顺，那么身体就会轻松无痛苦；国家上下协调了，官员就能各得其所，各尽其能。身体轻松无痛苦，身心就平安；官员能人尽其用，国家就会稳定太平。所以想要达到积蓄精气，就要学会恬淡虚无，让心真正的宁静下来；想要达到有贤德，就要言行谦卑。行为平和，志向虚静，这是精气所喜好的；谦卑恭敬，是仁爱和贤德所擅长的。所以修身的人，务必要达到心灵平和宁静才能积蓄精气；治理国家，就要谦卑恭敬才能做到贤德。能积蓄精气，就会化为神而长寿；能做到贤德，那么德泽天下，则天下太平。 道家所说精气神，与现代医学的概念不是一个体系，但能说精气神不对吗？看不到就是不对吗？必然不是。想一想，积蓄精气的办法很简单，一为节欲，二为不妄劳作，也就是不能太累。但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很大，都在拼命工作挣钱，要做到不妄劳作是很难的，除非懂得爱惜自己，平衡身体与工作，否则，得不偿失，为工作付出的有所回报，但同时必有所失去，损耗身体可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道家修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和虚入道。这与佛教所说的修行次第是同一个道理，只是名称和说法不同罢了。和虚入道，就是实相，如来真性，就是禅定，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人的穴位是怎么发现的？西方医学目前很难发现，经络怎么出现的？是没有的胡说的吗？当然不是，是在内视中所见的。一个人吃好喝好休息好没有病，并且能节欲，那么你观察他就会发现，他很有神采，因为积蓄了精，而产生了身体的功能，功能可以理解为气，气充足自然就会有神采，你看的印堂穴必然明亮反光。相反，人不能积蓄精，身体各项功能就会弱，自然看起来没有神采，自然的道理。这个精，是一种能量的概念，并非男子之精的实物，是人皆有之的能量。 十五、夫救骚而先之，则害无由起，而天下无害矣。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尧舜之智，知礼之本，孰能当此？ 所以要想救祸乱，就要在祸乱发生之前去防止它，那么祸害就无从生起。那么观察事物的发展，就要先看到萌芽，将事物发展的趋势杜绝在襁褓之中，萌芽之中，那么事情自然就不会发展下去，这便是《春秋》所要表达的内涵。这是智慧高明的表现。没有尧舜的智慧，和知道礼的根本所在，怎么可能会做到呢？ 中医说，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中医所说五脏，心肝脾肺肾，乃人参藏精之处，这五脏各成系统，对应五行、五色、五味、五音、这与西方医学解剖学意义上的脏器心肝脾肺肾，是不同的，这是中西医理论的根本，你要是看到一个中医说给你调养一下肝脏，那就是胡说八道不懂的庸医，因为纯正中医的肝，并非指实体脏器，而是肝属木，善喜达，主生发的系统，肝主青色，对应东方青龙星宿。比如，一个人生了气，脸色发绿？这就是身体反映出的五色对应的脏象，看脸色就知道最近生气了，生气会导致气血闭塞，肝木不能生发，所以呈现病态。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上工是指高明的医生，下工是指普通的一般的医生。未病，身体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症状的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看出病的萌芽，上工就调理好了，这就是治未病，防患于未然，不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下工就是看不出你的未病，一直到病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才下药去治疗，这时候一般就很难治了。扁鹊见蔡桓公就是这个例子。所以，无声无息之间，将事物的苗头扼杀来组织事物的发展是高明的智慧，等到事情已经发展到那个地步了再去协调就难办了。这两者是同一个道理 十六、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人。夫我无之而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 所以《春秋》是在讲仁和义，仁的核心在爱别人，不是爱我；义的核心在端正我自己，而不是去端正别人。我自己都不能端正我自己，即便端正了别人，这也不能称为义；别人没有蒙受到他的爱，他即使非常爱自己，也不承认他为仁。所以我自己都做不到的而要求别人去做到，我能做到的却讥笑别人没有做到的，这是别人所不能接受的。君子需求仁与义的区别，用来调节别人与自己，然后分清内外之别，而明白顺与逆的地方。因此在对待自我时要端正自身，一切言行以礼行事；对待别人，扩大恩施，广泛的施与别人，宽厚而容纳别人。 所以修行之修心，在生活就能锻炼，时刻反省自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的德行都是通过端正自身达到的，是别人感受到的，不是自己说的，当自己的言行端正，德行能够驾驭言行去容纳别人就是了不起的事情。容纳的境界，从忍辱做起，忍辱就是放下了自己。尊严感太强的人，是很难做到宽厚的。宽厚的人不是没有自尊，不是没有尊严感，而是能够忍辱，能够宽恕，因为他知道，一句气话一句指责一个误会不会让自己的心绪产生太多的波澜，以为话说完就完了，自己还在纠结那是自己看不开，或者太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自己的定力或者自己的自信不够，当自己的意志力强大到能够无视或者付之一笑的境界，那就是高人了。因为别人的语言毕竟不是自己的真实，既然不是真实的，何必非要为自己而辩解呢，没有必要啊。就像一个小孩子犯错误了，大人还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吗，一般人都不会，同样的，将别人的诽谤谩骂视作不成熟的小儿之见，又何必与之争执呢，不必在意，自然心无挂碍，心无挂碍自然放得下，自然不去想，不去纠结，自然也就淡忘了。这便似陶渊明“欲辨已忘言”的境界。当今社会人的灵魂扭曲着，挣扎着，很难放下面子，放不下正是因为执着，执着自然就难以控制自己，但是事情可以一点一点的来做，灵魂可以慢慢的净化，接近大自然，从中感悟生命，感悟山水，从朴素的自然界中得到启示，慢慢的将心的执着放下，学习圣贤的方法，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试着去戒一些事情，戒不掉？慢慢戒，继续戒，不断反省不断坚持，总会见成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