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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辞赋的起源问题，自古及今，众说纷纭，撮其要而言之，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诗源说”，即认为诗是赋的源头。而对于“诗”之含义，又有分歧，其一侧重于诗之“三百”，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言：“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主要是从赋对诗的社会功用之承续的角度来谈的。其二则侧重于诗之“六义”，如左思首倡此说，在其《三都赋》中说：“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后来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诠赋时继承了这种取向并重申之，同时提出了“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的精辟见解，不仅指出了赋对于诗的传承关系，也揭示了楚辞对于赋之作用与影响。后人因此又提出了一种起源说，叫“楚骚说”。但大体而言，楚骚说并没有完全否定诗对于辞赋之影响。而楚辞今亦多被归为先秦诗歌类，故若将诗之内涵从原来“诗三百”的狭义，扩充为涵括古代押韵祝辞（包括楚辞）等在内的广义之诗，那么以上的各种分歧，自可兼容了。学者许结即持论，定为“广义诗源说”。 第二种观点是“纵横说”，即认为辞赋本于纵横家的言辞。此说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为章太炎，他在《国故论衡》中明确说道：“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䌷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禅》《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也。”章太炎在这番言论中，将纵横家对赋的影响作了相关的阐述。 第三种观点为“隐语说”。隐语又称廋辞，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谜语。“隐语说”认为辞赋的起源受到了隐语的很大影响，甚至于赋就是源自隐语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历史上首个以赋命名的文学作品——荀子的《赋篇》，即多用隐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荀结隐语，事数自环”，“荀卿《蚕》赋，已兆其体”等句，已经认识到隐语和辞赋的关系。等到王闿运论赋，则更是直接将隐语和赋等同而论之，他在《论诗文体式答陈复心问》一文中说道：“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亦隐语而使人自悟，故以谕谏。夫圣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伤相继，政俗无裨，故不为也。庄论不如隐言，故荀卿、宋玉赋因作矣。汉代大盛，则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讽其君。太冲、安仁发摅学识，用兼诗书，其文烂焉。要本隐以之显，故托体于物，而贵清明也。” 关于辞赋的起源，尚有其他诸说从略。社会本是复杂而多元化的，任何一种文体的兴起、昌盛以及衰落，应该说都是社会诸般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分析辞赋起源时，总括前人之说，提出了“综合说”，或者称“多源说”。清人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有一番话尤为精辟：“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章学诚对于辞赋兴起之因缘讲述得比较到位，既认识到了诗骚肇其端的作用，也看到了战国时诸子百家之文对于辞赋产生的影响。后来的姚华在其《弗堂类稿》中论及赋之源流时，从古诗之六义出发，再讲到荀卿演赋，楚辞递兴，赋也日益成蔚然之气象，进而指出“骚者诗之变，而辞赋之祖也。于是赋有三本：其一承诗，其次拟荀，其次宗楚。”学者马积高在此“三本”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三本的说法，将辞赋大体分为三大类，每类的源头都各有所本：一类是从楚歌或者说民间歌辞演变而来，叫骚体赋，比如屈原的《离骚》；一类是从战国诸子的问答体以及纵横家之文辞演变而来，可以称为文体赋，比如宋玉的《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之赋；还有一类，则是从诗三百演变而来的，不妨称为诗体赋，比如屈原的《天问》、荀况的《赋篇》、扬雄的《逐贫赋》和赵壹的《穷鸟赋》等。 当然，诗体赋其实并不应仅仅限于四言，五、七言诗兴起之后，赋体中亦往往有相应之体出现，如骆宾王擅长五言诗与七言歌行，其赋作《荡子从军赋》，通篇五十多句，除了“抗左贤而列阵，屯右校以疏营”“既拔距而从军，亦扬麾而挑战”“终取俊而先鸣，岂论功而后殿”“花有情而独笑，鸟无事而恒啼。见空陌之草积，知暗牖之尘栖”等十来句为六言之外，其他基本上皆为五、七言句。 原创： 李牧童 2019年3期《对联》杂志精彩导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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