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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那些年》悦悦 苏轼才名冠绝天下，为人旷达真诚,一手打造了“千古第一朋友圈”，却也树敌颇多。为何？凡誉满天下者, 也易谤满天下。对出类拔萃的苏轼，羡慕嫉妒而生恨者大有人在。苏轼入仕后便卷入新旧党争,性格上的直言无忌让政敌将他视若仇雠。因此，明里暗里把他拉进黑名单的人太多了。对于广交天下人的苏轼，被拉黑后要不要继续成为好友，是否也是个烦恼的问题呢？ 拉黑的理由苏轼才高天下皆知，却也因此招来小人嫉妒。新党中坚吕惠卿颇有才学，但他始终不愿承认苏轼才华，听人夸赞苏轼便会勃然大怒。王珪与苏轼同为蜀人, 又同出于欧阳修门下。本应是亲近关系，但王珪不仅对苏轼从无褒扬，还抓住一切机会在朝堂上打击苏轼。王珪素有文名,但是诗文并不出色, 更不能和苏轼文章相提并论。他对苏轼的种种打压，嫉贤妒能的因素大概也占了大半。 做苏轼的朋友，能够畅所欲言谈天说地，但也得受得住他通古博今、快言快语的毒舌挖苦。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吕大防极胖，而且嗜睡。苏东坡到时，他正在午睡。两个时辰之后，苏东坡等的火冒三丈。终于吕大防睡醒出来了，苏东坡手指向客厅中一只大瓦缸里背长绿苔的乌龟。 他向主人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稀奇，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 吕大防知道苏轼要调侃他，但不知会从哪调侃起，支吾着说：“哪里有三对眼睛的乌龟？” 苏东坡回答说：“当然，在唐中宗时，有一个大臣向皇帝进献一只乌龟。皇帝问他六只眼睛的乌龟有什么好处。大臣回答说，乌龟若有三对眼睛，自然就用三对眼睛睡觉，睡觉的时间自然就比普通乌龟多三倍。”好在吕大防并未因此计较。 苏轼也意识到自己的短处，曾经对苏辙说：“我一向口无遮拦，畅所欲言，如果觉得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苍蝇一样，不吐不快。”苏辙劝他说：“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象，有的人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政治立场、太有名、毒舌……这些理由让苏轼被拉黑了一次又一次，而苏轼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就是要永久拉黑你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九岁的宋哲宗继位，苏轼与程颐先后被召入京。苏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程颐任崇政殿说书，做了皇帝的老师。虽然同在皇帝左右辅佐，两人的关系却相当不好。 苏轼，性情豪迈通脱，不拘一格。程颐，身为一代理学宗师，端肃持重，为人古板。一次，程颐给哲宗授课。哲宗随手折了一根柳枝，程颐马上劝谏说：“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把柳枝一扔，真扫兴！司马光都说这个程颐是个老迂腐。对于这样的程颐，苏轼素无好感，得了机会就会嘲笑他一番。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去世，程颐主丧。这天，苏轼与百官参加完明堂祀典后，前往祭奠，却被程颐挡在门外。程颐说庆贺和吊唁不能在一天，还搬出了孔子原话：“哭则不歌”。有人反驳说：“孔子虽然说过‘哭则不歌’，但没有说过’歌则不哭’”。程颐坚持不放行。苏轼等得心烦，大声说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叔孙通，汉初专治礼仪的大臣。他这是说程颐是从烂泥坑里钻出来的冒牌叔孙通，极尽嘲讽。众人哈哈大笑，程颐在百官面前颜面扫地。因为此事，程颐彻底拉黑了苏轼，他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人也将苏轼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表面上这是偶发的一场口舌之争，但很快就演化为以苏轼和程颐为首的蜀党和洛党在人事上的相互倾轧，自此，蜀洛党争持续了几十年。 加回好友，总要有人主动章惇与苏轼的友情可以追溯到他们共同参加科考。二人相识后，惺惺相惜，视彼此为莫逆。苏轼逢人便说章惇“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苏轼不会阿谀奉承，他对章惇的赞美和欣赏是发自肺腑的。 一次章惇和苏轼同游南山，到仙游潭，潭下是万丈绝壁，只有一根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在绝壁上写字，苏轼害怕不敢写。章惇稳步走过横木，把大绳子拴在树上，他提起衣服，顺着绳子下去，用漆墨软笔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几个大字。回来后，神色不变，苏轼抚着他的背说：“你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敢拼命的，就能杀人。”章惇大笑。让苏轼想不到的是日后章惇要杀的竟是自己。 入仕之后，苏轼被划入司马光阵营，而章惇是王安石的铁粉，在政见上二人出现分歧。但是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受影响。乌台诗案时，人人避苏轼不及，章惇却主动写信安慰，并且出手相助，解其困急。宰相王珪多次曲解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在宋神宗面前挑唆苏轼有“不臣”之心。章惇在朝堂上为其奋力争辩。患难才知真情，经此种种，苏轼更是以章惇为知己。 然而，他们的友谊终究因为愈演愈烈的新旧党争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章惇拜相，亲自主持了对旧党的疯狂报复。昔日好友在此时变成了他的眼中钉，苏轼一再遭贬，章惇不但没有出手相助，反而誓要置苏轼于死地。苏轼被贬儋州就是章惇的手笔。 章惇彻底拉黑苏轼，除了政治立场的原因外，他和苏轼少年相识，最了解苏轼的盖世才学，而今贵为宰相的他已经不能容忍苏轼的盛名和再度崛起了。 然而苏轼却没有放弃这段友谊。元符三年 ( 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章惇罢相被贬。遇赦北归的苏轼听到消息, 立即写信给章惇的外甥黄寔, 告诉他雷州虽然遥远, 但并无瘴疠,请黄寔转告章惇母亲, 让她宽心。章惇之子章援写信向苏轼求助，希望苏轼还朝后对章惇施以援手。病中的苏轼亲笔回信, 信中仍称章惇为丞相，他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 虽中间出处稍异, 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还详细地介绍了雷州风土, 嘱咐章援要多备药物，并手抄一道白术方, 让章惇服用以求养年。 章惇得势时恨不能置苏轼于死地, 苏轼却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或许，在他心中，这份友谊实在弥足珍贵。 线下相见，相逢一笑泯恩仇苏轼一入仕途便陷入新旧党争，曾写《上神宗万言书》，对新法进行全面攻击，并把矛头直指王安石本人，因此也引起了王安石的不满, 必欲将其驱逐出朝廷而后快。 王安石通过其姻亲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向丁忧，多占舟舡，贩私盐苏木，及服阙入京，多占士兵”。借机下令严查，搜集苏东坡的黑料。虽然调查最终无一所得，却使苏东坡心惊胆战。于是，他请求外调，以远离政治漩涡。此后，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东坡离开黄州。七月，到达金陵。此时，第二次辞相的王安石正寓居南京半山园。这两个从政坛走下来的大文豪终于在这里相见，并且冰释前嫌。 事实上，抛开政治立场不言，两人是互相倾慕的。苏洵与王安石素来不合,曾写《辨奸论》嘲讽王安石。苏轼认为父亲言语太过，并不以为然。他本人非常欣赏王安石的文才, 认为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国朝诸史之冠。而当年“乌台诗案”时，苏轼几乎被置之死地，王安石并未借机落井下石，而是向皇帝进言：“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力保苏轼。 经过一番世事沉浮，二人的相见别有一番况味。王安石穿便服骑驴前来迎接，苏轼上前迎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相伴月余，二人出游山水，谈古论今，都有相知恨晚之感。王安石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也作诗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 一天，苏轼对王安石说：“我有话想对你说。”王安石以为苏轼要重提旧怨，顿时变了脸色。苏轼解释说：“我所言天下事也。”王安石说：“姑言之。”苏轼讲了他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不满, 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 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直言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苏轼再三劝说，王安石厉声制止。他马上又叮嘱苏轼不可泄漏这番对话。王安石对朝廷中的倾轧仍然心有余悸，他的一番叮嘱，说明他已经把苏轼这个宿敌当成了知己。 苏轼曾说：“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朝堂上，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下了朝堂，他还是那个胸襟旷达、光风霁月的苏大学士。即使渡尽劫波，那些拉黑他的旧友再次申请成为好友时，他也一定会“呵呵”，然后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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