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文明摇篮

0.1“文明摇篮”序厅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历史文化专题展厅——《文明摇篮》。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华夏腹地，山川秀美，气候适宜，是中国远古人类和文明的摇篮。180万年来，人类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一步步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我们将这段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以打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时期，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一个是以磨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文明摇篮”展厅通过山西省具有代表性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及出土遗物，揭示史前人类从蒙昧一步步走向文明的历程。

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米以上，最高点为五台山主峰叶斗峰，海拔3061.1米，为华北最高峰，有“华北屋脊”之称，最低点在垣曲县境内西阳河入黄河处，海拔仅180米。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自古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舞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发现有早、中、晚三期绵延有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达300余处，数量居全国之首。沙盘中红、黄、蓝三色指示灯分别代表山西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遗址分布。这些遗址基本上都位于河流沿岸，因为早期人类依水而居，而且山西南部遗址分布最为密集，充分反映出山西南部是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东岸的运城市芮城县境内，距今约180万年，是中国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之一。1961年开始陆续发掘出土了三棱大尖状器、刮削器、小型砍斫器等石制品32件，以及古动物化石22种。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发现了带有灼烧痕迹的兽骨化石，它为探讨人类用火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005年再次进行发掘，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标本1500余件，对我们深入了解西侯度遗址提供了重要材料。

西侯度遗址发现的动物化石绝大部分为草原动物，如鬣狗、长鼻三趾马、披毛犀、四不像鹿、步氏羚羊等，也有适合丛林生活的李氏野猪、中国古野牛、剑齿象等，根据这些动物群的组合和动物的生态习性分析，当时的西侯度一带为疏林草原环境，有森林、草原、河流、湖泊，环境优美，气候温暖湿润，很适合人类生存。展柜中您看到的有平额象、披毛犀、粗壮丽牛以及晋南麋鹿。

刮削器是用大小不同的石片经过修理而成。根据刃缘的形状，刮削器可分为直刃、凹刃、凸刃、圆刃等，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工具类型。大型的凹刃刮削器,适于刮削狩猎用的木棒,它的刃缘和胳膊粗的木棒正合口。小型刮削器大概是充当刀子使用的生活用具。

1953年发现于襄汾县的丁村遗址，以丁村为中心，分布于南北长约11公里的汾河两岸，是一处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文化的大型遗址。其中以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最为著名，是华北大石器传统的重要代表，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被称为“丁村文化”。 丁村遗址是国内发掘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也是第一个出土了早期智人化石的遗址，它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构建国内完整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和古人类进化序列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丁村人生活的汾河中、下游一带，当时为温暖的疏林草原环境，是非常适合原始人群生活的理想家园。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着狼、狐狸、大象、犀牛、野马、羚羊以及各种鹿类动物；汾河的水流量比现在大得多，幽深的河湾里，游着大量的鲤鱼、青鱼。岸边的浅水和河滩，是螺蛳和河蚌经常出没之处。河岸附近则生活着原始牛、水牛和河狸。当时的气候，大体与今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自然环境相似，原始群居的丁村人仰赖着大自然，过着以渔猎为主兼营采集的经济生活。

1954年丁村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三颗属于一个约12岁儿童的牙齿化石，1976年又发现一块幼儿右顶骨化石，三颗牙齿化石分别为右侧上内侧门齿、右上外侧门齿和右下第二臼齿。右侧上内侧门齿和右上外侧门齿都属于铲形门齿，铲形门齿是黄种人和中国其他人类化石都具有的特征，与白种人显然不同。三枚牙齿的形态都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幼儿右顶骨化石的后上角有一天然缺刻，可能意味着该幼儿生前有印加骨，说明丁村人与北京猿人及蒙古人种有某种亲缘关系。

三棱大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中最富特色的器物，由于首先在丁村发现，故又称为“丁村尖状器”。形似西方同时期的“手斧”，由大石片单向加工而成，三棱三面，庄严对称，使用功能和艺术兼备。三棱大尖状器主要用于起土挖掘。这种尖状器在山西、陕西、河南的一些遗址中也有发现，其器类、大小及打制特点基本相近。作为这些遗址或地点之间传统纽带的三棱大尖状器和大尖状器，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粗到细地变化着，并始终保持了这一文化传统的特点。

丁村遗址

为了生存的需要，原始先民大多会选择依水而居，于是在黄河、汾河、桑干河两岸都留下了许多古人类活动的印记，丁村遗址便是其中一处。丁村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至柴庄的汾河两岸，南北长达11公里。1953年发现，1954年发掘。遗址群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前后相继的文化遗存，其中文化面貌表现最突出的是在距今约12万年左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丁村文化”引起了国内外地质、古生物和古人类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他们结合古脊椎动物、水生物、孢子花粉等众多资料来探讨“丁村人”生活时期的环境变化及生态变迁。得出的结果让人惊讶！

大家请看复原的丁村人采集渔猎及制作石器的生活场景。在十几万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水资源丰富，生长着稀疏的山林和成片的草原，与今天长江中游汉水流域极为相似。在丁村遗址共出土28种动物化石，有披毛犀、大角鹿、纳马象等。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多种鱼类化石，体长最大的可以达到1米半左右。这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丁村一带，绿色覆盖着山川，河岸和山前的平地上草木茂盛，各种动物成群出没其间，在山谷和周围低洼地方分布着湖泊沼泽，各种水生动植物繁衍生息……

在这样适宜的环境中生存，丁村人不必远征捕猎动物便可采集到丰富的食物。当然应用于采集生活方式的生产工具，也只是不必精致加工的简单大型采集工具。在丁村发掘的石制品达3000余件，绝大多数是用一种黑色的角页岩打制，当地丰富的石灰岩和砂岩也只用于制作石球，很少被用来打制石器工具。可见当时的人对各类石料的性质已有了相当的了解。

在众多石器工具中，最具特点是被学者定名为“丁村尖状器”的三棱大尖状器。三棱大尖状器是一种大型厚石片工具，由于是在丁村遗址首次发现，因而被称为“丁村尖状器”。制作时将大石片的两边正向或反向加工出刃缘，前缘汇合成犀利的尖端，截面呈三角形，跟部钝化而便于手握。经学者试验，推测其功用是刨和掘为主，与现在的镐非常相像。这种尖状器在山西、陕西、河南的一些遗址中也有发现，说明他们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

人类的进化不仅表现在使用工具到制作工具的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人类自身的体质进步上。从攀爬树木的猿群进化到地面直立行走的人，人类体质表现出明显的逐步过渡性和进步性。丁村遗址在1954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三颗属于一个约12岁儿童的牙齿化石，分别为右上外侧和右上内侧的两枚门齿和右下第二臼齿一枚。1976年又发现了一个一两岁幼儿的右部后顶骨化石。根据骨骼的研究，专家认定丁村人属于早期智人的典型代表，是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黄种人之间的一种过渡阶段类型。

丁村遗址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及人类进化的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省北部阳高县许家窑村东，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974年以来多次发掘。出土有人类化石20余件，石制品2万余件，以及大量的骨角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石器具有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传统，以石球数量众多为其特色。出土的人类化石的年代约为距今10万年，被称为“许家窑人”。

许家窑遗址发现石球1000多个，数量之多，实属罕见，也是该遗址最显著的特色。石球最大的重1500多克，直径超过100毫米；最小的重量不足100克，直径50毫米以下。研究表明，石球是远古人类狩猎时普遍使用的投掷工具，大的可用来直接投击猎物，中等大小的可以做成“飞石索”，小的则可用作“飞石索”上握在手中的扣环。“飞石索”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狩猎工具，其用法是把石球系在绳索（藤条或皮条）的一端，利用旋转的离心力将其抛出，如现代杂技“飞流星”一样甩出很远去套绊猎物，以便于捕获。这种方法直到近代一些少数民族还在使用。

峙峪人的家乡，当时为山前广阔的草原地带，草原上奔驰着成群的野马、野驴、羚羊、鸵鸟和鹿类，峙峪人以弓箭和棍棒捕获这些动物，过着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峙峪遗址发现4000余枚马属牙齿，至少代表了130匹野马和90头野驴。峙峪人也因此有着“猎马人”之称。

峙峪遗址位于山西省朔州市东北的黑驼山下，出土了石制品2万余件。峙峪人已经学会石器的间接打制技术，并掌握了钻孔和磨制技术。峙峪遗址出土了大量食草类动物化石，尤以野马和野驴最多。同时出土了这件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支石镞，意味着峙峪人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这件石镞原料为燧石，用非常薄的长石片制成，一端具有很锋利的尖。弓箭是火器发明前人类的重要武器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的使用，大大缩短了狩猎者与猎物之间的距离，是狩猎经济革命性的进步。

柿子滩遗址群位于山西临汾吉县境内黄河支流清水河下游台地上，距今约2—1万年。这是中国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曾入选“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柿子滩生活场景

柿子滩遗址群位于山西临汾吉县境内黄河支流清水河下游台地上，距今约2—1万年。1980年以来，在15公里范围内共发现25处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地点，发掘出成组的篝火遗迹、灰烬和烧骨，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蚌贝类装饰品和动物化石等，还发现有石崖上残存的赭红色岩画。这是中国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曾入选“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细石叶

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5—1万年）

山西省吉县柿子滩遗址出土

细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石器加工工艺，一般是指采用间接打击法制成的小型细石核、细石叶和用之进一步加工而成的石器。它们多数是为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的石刃而专门制作的。

陶鼎

枣园遗址是山西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91年发现于山西省翼城县枣园村，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枣园遗址属于前仰韶时期，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多用泥条盘筑法成形。种类较少，形制也很简单，以泥质红陶为主，器壁一般较薄。由于采用了窑外渗炭工艺，器表颜色多不纯正。器物外壁多装饰简单的褐色或黑色彩带，文化性质的地域特点明显，我们称为“枣园文化”，对探索山西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省垣曲县古城东关出土，这件陶鼎是一件炊具。圆唇，最大腹径位于器身下部，尖锥足外撇，肩部装饰三个乳丁。另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这里发现了陶锉、石刀、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山西南部地区农耕文明的面貌。

夏县西阴遗址是一处内涵丰富的仰韶时代村落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26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先驱李济先生主持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现代田野考古，具有划时代意义。西阴遗存的彩陶以花卉纹饰为主要特征，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由圆点、直线、几何纹和涡纹组成的抽象植物花瓣纹，线条简洁流畅，色彩对比强烈，是庙底沟文化中最典型的装饰。有学者认为，鲜花的“花”与中华的“华”谐音，或许就是华夏民族“华”的源头。

这件彩陶盆出土于山西省垣曲县下马村，盛食器，泥质红陶，大口，圆唇，沿外折，曲腹，小平底，口沿及腹部用黑彩绘以圆点、直线、几何纹和三角纹组成的图案，线条简洁流畅，是庙底沟文化的典型器物。

夏县西阴遗址是一处内涵丰富的仰韶时代村落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26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先驱李济先生主持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现代田野考古，具有划时代意义。西阴遗存的彩陶以花卉纹饰为主要特征，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由圆点、直线、几何纹和涡纹组成的抽象植物花瓣纹，线条简洁流畅，色彩对比强烈，是庙底沟文化中最典型的装饰。有学者认为，鲜花的“花”与中华的“华”谐音，或许就是华夏民族“华”的源头。

这件彩陶盆出土于山西省垣曲县下马村，距今约4000年 ，盛食器，泥质红陶，大口，圆唇，沿外折，曲腹，小平底，口沿及腹部用黑彩绘以圆点、直线、几何纹和三角纹组成的图案，线条简洁流畅，是庙底沟文化的典型器物。

距今6500至5500年前，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从北向南依次有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庙底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和大溪文化。不同文化的器物都有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山西南部是庙底沟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规模大，而且十分密集，出土遗物丰富。

华夏直根

土鼓、彩绘龙盘、特磬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襄汾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次发掘，面积约430万平方米，发现有城址、观象台、房屋、墓葬等大量遗迹，出土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土鼓、彩绘龙盘和特磬等，年代在公元前2900～前2300年。陶寺遗址的众多发现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称为“陶寺文化”。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陶寺遗址都与传说中的“尧都平阳”非常吻合。

陶寺土鼓是中国鼓类乐器的最早标本，以泥质灰陶为腔，原有鳄鱼皮一类的皮制品蒙在前口上，打击时，通过鼓腔共鸣从另一侧的音孔发出声音。土鼓出土于大型墓葬，体现着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鼓是非常神圣的，制作者与拥有者都非一般人，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领袖或者是原始祭祀时的大巫师。作为礼乐器，在祭祀时演奏，或者是作为战鼓。

彩绘龙盘，是陶寺遗址最富特征的器物，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盘龙图像的最早标本。龙盘当是一种礼器，龙纹则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龙，是中华民族的神物，数千年来始终有崇高的地位，至今我们仍自称为龙的传人。龙盘上的彩绘蟠龙，身体饱满而外张，沉稳而强健，威严而神秘，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磬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石质乐器，陶寺遗址出土有4件石磬，是年代最早且集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组，对于研究磬的起源、演变以及中国早期打击乐器的发音特点等，都弥足珍贵。单独悬挂的磬称为“特磬”，这件特磬用灰色角页岩打制，并经琢、磨，四周边缘仍留有打制时形成的瘢痕，近顶端穿有一椭圆形孔。使用时，将其悬挂，用木槌敲击不同的地方发出动听的音符，古人认为其声清脆悠扬可以通神达天，因此称为“天籁”。

陶寺龙盘、鼓、石磬等只见于高等级墓葬的器物，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出现了王权和早期国家政权的形态。

陶寺观象台

2003年，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处由11个不同截面的夯土柱基础排列组成的建筑遗存。专家推测这11根夯土柱可能为陶寺远古人的观象台，古人利用柱间缝观测日出，每一个柱缝都有对应的节气。陶寺观象台在一个太阳年365或366天观测得到的太阳历分为20个节令，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粟、黍、豆、水稻种收农时；当地四季气候变化节点；宗教祭祀节日。观象台的发现证实了《尚书·尧典》中的天文知识体系的真实可信，它对古代农业与天文学的研究意义重大。

下靳76号墓

现在您看到的这座下靳76号墓，是从临汾陶寺遗址中整体切割回来的一座墓葬：墓主人是一名女性，右手腕上戴着绿松石和骨片镶嵌的装饰品。这位女性墓主人应当拥有较高的社会阶层。

“陶寺遗址毛笔朱书文字”图版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壶残片上发现两个朱书文字。一个字是与甲骨文字体完全一致的“文”字，另一字学界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扁壶上文字颜色鲜艳，笔画清晰，应当是用类似毛笔的软毛书写。如果文字被成功破译，将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玉神面

陶寺遗址的大型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玉器，种类以礼玉为主，佩饰为辅。这件玉神面出土于135号大墓，玉质温润，造型典雅柔和，神态安详神秘，应该是王者祭祀天地和体现威仪的礼器。

釜灶

这是山西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生活中极富特色的炊具，釜与灶连为一体，上部是一个带鋬的圜底罐形釜，釜底有七个小圆泥铆，起加固作用。灶腹微外鼓，上部有四个通烟火的孔，下有灶门。通体装饰绳纹。这样的设计既可节能，搬运又很方便，构思奇妙。

陶寺铜铃（图版）

您请看，图版上铃为平顶，顶部、底口及中腰的横截面均呈菱形或近似菱形，底口略大于顶。以复合范铸造，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乐器。含铜量为97.86%，系纯度较高的红铜。在铜器铸造和音乐文化等方面，具有极高的文物史料价值。此外，铜铃出土时表面有清晰的布纹印痕，属于较精细的丝麻织物，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纺织业的水平。

                  文明摇篮·结语

山西史前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华文化的直根系，从180万年前的西侯度到4000年前的陶寺，山西在中国古代人类发展史和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