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女医

中国医学史的长河里，群星璀璨，曾涌现出无数著名医家，但女性医生却屈指可数。在史册寥寥数语的记载中细细捕捉，才能发现她们留下的模糊身影和浅浅足迹。但正是这些零散的只字片语，从另一个角度点染勾画，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历史上女医的群体画卷。

巾帼医家第一人——义姁

义姁是西汉武帝年间的女名医，河东人(今山西永济市东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见于记载的女医。她自幼聪明伶俐，对药草十分感兴趣，十几岁便能上山采药，捣烂后给乡亲们敷治外伤。平时只要有郎中走村串户着病，她总是在边上跟着学，虚心请教，久而久之就学到了许多医药知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有一次，从外地抬来了一位病人，腹大如鼓，脐眼突出，气息奄奄，病情十分危急。义姁仔细诊视后，先在他的腹部、大腿部施以针灸，接着又取出一包药粉敷在病人的肚脐上，用绢帛包裹起来，再开了方药让他服用。几天后，病人的腹胀慢慢消退，呼吸变得均匀，不到10天的工夫，病人就可以起床活动并渐渐痊愈了。

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年老多病，汉武帝听说义姁的医术高明，便暗中探访，得知她不仅善于治疗各种内科疾病，且兼通外科、针灸，所用药物只是山间的草木藤叶，但疗效极好。于是，汉武帝征召义姁入宫，并封她为王太后的特别侍医。后来，义姁治好了太后的病，还得到了太后的器重和喜爱。《史记》记载：“王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从这段文字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当王太后问义姁有没有儿子和兄弟可以做官时，义姁说有个弟弟义纵，但品行不好不可以入朝为官，直接回绝了王太后的好意。因为义纵在少年时曾与同伴一起抢劫，结为强盗团伙。但是王太后十分喜爱义姁，还是告诉汉武帝任义纵为中郎，不久任上党郡的县令。义纵敢作敢为，执法严酷不回避贵族和皇亲，受到汉武帝赞赏，后升任河内都尉。由此可见，义姁不仅医术精湛高超，而且品德真诚纯朴，并不因为义纵是自己的亲弟弟就包庇隐瞒其不良行为，才会真正获得王太后的信任和喜欢。

侍医：指为帝王及皇室成员治病的宫廷医师，相当于后世的御医。中国专职宫廷医生自周代开始，而宫廷女侍医的设置，直到汉代的“少府”机构中才出现。女侍医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宫廷妇女的医疗保健。汉以后各朝都有宫廷女医，一般以“女医”简称宋明时亦有“医妇”“医婆”之称。宫廷女医很多并非出自专门医学校的培养，而是来自各地精通方脉的民间女医，或应诏受荐或经考试选入宫中。据明代《长安客话》记载，大多数女医平时不住在宫中，而是经考试合格者注册在案，需要时应召入宫。

灸法神奇利民众——鲍姑

鲍姑(约公元309-363年)，名潜光，东晋初东海郡(今山东郯城县西南)人，是南海太守鲍靓之女，著名医家葛洪的妻子，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灸学家，岭南一带民众尊称她为“鲍仙姑”。

长期的耳濡目染和家庭熏陶给鲍姑行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她跟随丈夫在广东罗浮山炼丹采药行医，足迹遍及广州、南海禺、惠阳、博罗等地，经常出没崇山峻岭，溪涧河畔。她精于医术，一丝不苟，尤其擅长灸法，能用艾灸治人身上的赘瘤和赘疣，一灼即消，效如桴鼓，被后世尊称为神医。而她所采用的长在越秀山脚下的红脚艾，也被后人称为“鲍姑艾”。

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她的传说。相传有一天，鲍姑在行医采药回归途中，看见一位年轻姑娘在河边照容，边照边淌泪。原来，这位姑娘脸上长了许多黑褐色的赘瘤，十分难看，时常遭到乡里人的鄙视，也无法找到心爱的人，故而对着河水顾影自泣。鲍姑上前问清缘由，就从药囊中取出红脚艾，搓成艾绒，用火点燃，轻轻地在姑娘脸上熏灼。不久，姑娘脸上的疙瘩全部脱落，看不到一点瘢痕，变成了一个美貌的少女。她千恩万谢，欢喜而去。在宋代笔记小说《太平广记·崔炜传》中记载了这样的一则故事，鲍姑成仙后在故事中化为一名讨饭的老妇人，不慎打破了别人的酒瓮，无钱赔偿而受到殴打。崔炜在一旁看到后心生怜悯，脱下自己的外衣来替她抵偿。后来又有一天，鲍姑再次遇到崔炜，为感谢崔炜解救了她的危难，便将灸法传于崔炜。《博罗人物仙释》里，则将她列为神仙一流人物。

遗憾的是，鲍姑没有著作流传下来，但在葛洪的《肘后救卒方》中有数十条有关灸法治疗的记载，并对灸法的作用、效果、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都有较全面的论述。有学者分析，葛洪并不擅长灸法，书中这么多丰富的灸方，可能保留了鲍姑的灸法经验。

在古代女医师中，鲍姑是最有名的一位，她为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解除了百姓病痛的女名医，还在很多地方凿井、修祠庙以怀念她。

《肘后备急方》与灸法：《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由晋葛洪撰后经梁·陶弘景、金·杨用道两度增补而成。书中共记载灸方99首，远多于针刺方和热熨、蜡疗等。所用灸方涉及猝死、尸厥、卒心腹痛、伤寒、时气、霍乱、中风、发黄、痈疽、疮肿、狂犬咬伤等20多种病症。特别一提的书中创用了隔物灸，包括用蒜、盐、椒、面饼、黄蜡、香豉、巴豆、雄黄等共10首隔物灸方，为我国隔物灸法最早的文献记载。

医案传世女卢扁——谈允贤

谈允贤(1461-1556)，明代江苏无锡县人。她出身医学世家，其祖父谈复是当地的名医，曾任南京刑部郎中，祖母也对医学十分精通。因允贤的伯父与父亲皆履仕途，其祖父担心“医用弗传”，又看孙女允贤十分聪慧警敏，便决定让她弃女红而习医。

谈允贤15岁的时候已经饱览医典书籍，并开始随着祖父临证看病，但真正对允贤影响较多的则是其祖母茹氏。一开始允贤并不懂祖父母让她学医的用意，祖母就常常给她讲解医书大义；渐渐地有了学习兴趣，但缺少临床实践经验，祖母便鼓励她以身试药。婚后的允贤连得气血失调之病，每次医生来之前，她都先给自己诊断，看是否和医生所言一致；医生开了药方，她也一定要仔细斟酌，看是不是可用；后来自己生了三女一子，凡孩子生病，都不请其他医生，而是请祖母来指导自己用药。从“不知其言之善”，到“已知其言之善而未有所试”，再到“已有所试而未知其验”，允贤通过艰苦的学习和给自己治病的经历来体察用药，为她今后的行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允贤真正为人看病是在其祖母亡故之后。祖母在临终前将全部秘方和制药工具传授给她，后来允贤依照祖母的嘱咐，开始为人治病并逐渐以治疗妇科疾病出了名。在封建社会里，女性患者尤其一些闺阁千金和富豪女眷，患了妇科或外科疾病，受封建社会礼教的束缚，不愿让男医生诊视，因而常常贻误病情。谈允贤的医术相当精湛，每每获得奇效，不久便远近闻名，所以女性患者纷纷来找她医治。到了50岁时，谈允贤忽然想到离梦中祖母告诉她的“汝寿七十有三”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便把祖母传授的医理和自己的临证所得整理出来，写成了《女医杂言》一书。

《女医杂言》约首刊于正德六年(1511)，共一卷。因为当时女子不便抛头露面，便由其子杨濂抄写付梓。该书是中医史上较早成书的个人医案专著，也是我国古代很少见的专科医案书，更是第一部由女医撰写的医案著作全书收载病案31例，主要记载的是妇科病案，其中涉及流产、月经病、产后诸疾、腹中结块诸证等，并记载了谈氏对灸法的运用十分娴熟。医案采用追忆的方式撰写，首先讲述病情和病史，其次列治法，再列处方，每一个诊治的过程都很清楚明晰。虽然记录的案例不多，但是从临床治疗角度看，都是十分成功的案例，而且是从女性视角去记述，对妇科疾病的认识和思考不同于其他医案，对于现代临床妇科疾病的诊治仍是很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当然，事实上谈允贤享年不止73岁，而是96岁。其侄孙谈修在重刻《女医杂言》时说：“祖姑…以女医名邑中…生平治人不可以数计。…目睹其疗妇人病，应手如脱，不称女中卢扁哉!”据说在50岁以后，她的医术更臻精湛。可惜，她没有再写医书。可能是因为她的儿子不幸早亡，她的孙子也因株连获罪而死。一位女子，在晚年遭受如此重创，自然也就无心著述了。

《女医杂言》医案选读：一妇人，年三十二岁，其夫为牙行，夫故商人，以财为欺，妇性素躁，因与大闹，当即吐血二碗，后兼咳嗽，三年不止，服药无效。某先用止血凉血，次用理气煎药，再用补虚丸药。四生丸(出《良方》)去生荷叶，用生地黄、扁柏叶，加黄连、山栀仁、杏仁、贝母各二两。上为末，炼蜜丸如弹子大，薄荷汤食后噙化。八物汤(出《济生拔粹方》)，加砂仁、陈皮、香附、贝母各一钱，上每服水二盅，姜三片，食远服大补阴丸(出《丹溪方》)，服之遂得痊愈。

姐妹合作绘本草：周祜、周禧是明代江南的一对姐妹。姐姐周祜号江上女子妹妹周禧，一作周僖，生平里居未详。她们在其父周荣起所著的《本草图谱》一书中，合作绘制了书中的彩图。

相对于男性医师来说，有记载的女医师在古代社会所占的比例的确很少。导致这种情形的出现大致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男尊女卑的观念的影响下，女性极少有与男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二是与古代中医的传授方式—主要是师带徒或世医承袭有关。在“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古代社会形成了世医传子不传女的传统习俗，加之医疗技术作为小生产者的一种谋生技能，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和隐秘性，使得即使是医生世家无子也不传女，更很少有人将医术作为谋生手段传女。三是在古代社会，本身选择从医的女子就少，这与医生的职业特征相关。医生的职业特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要求医生广泛接触患者，面对各色人等，了解他们的病情，倾听他们的诉说，这对于遵从“三从四德”，认为“内外有别”“足不出户”的古代女性来说显然是不适宣的。

但是，也正是受到“男女授受不亲”思想的影响，古代男性医师在面对女性患者时，往往难以接触和沟通，导致不能正确辨证诊病，甚至耽误病情。这种社会对女性医生的需求，又促使尚有少数妇女在古代为医。这些女医，或为随夫业医或来自世医家庭，或是偶得真传或自学成才，或是女道尼姑，从医过程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行医过程中，多采用针灸及秘术式医技，处于医学体系的边缘地位；加上社会对女性的不重视，更是少有文献对女性医师有所记载，使得有关女医的资料愈加匮乏。

总而言之，在中国几干年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封建礼教思想的牢牢束缚下，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古代女子无论是想学医、从医和行医，都面临着重重困难。因此，这寥寥数十位女名医的出现，无疑为中国医学史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色彩，弥足珍贵。

编辑：灵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