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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从东北迁居北京的时候，北京的饭馆还保留着老习俗，瓶酒酒是可以拆零卖的。饭店的柜台上有量杯，类似于中学化学课上用那种量杯，无论什么酒，都可以按两卖，包括茅台汾酒五粮液之类名酒，非常人性化。这个习俗什么时候被抛弃的，记忆已经模糊，总之现在见不到了。西内大街胜芳饭馆，就在单位对门，是我常去解馋的地方。馋酒了，跑到胜芳饭馆，一碟花生米两毛，一碟蒜肠三毛。酒主要两样，通县红粮大曲，牛栏山二锅头。连饭带菜加上酒，一顿饭不过一块多钱，而且吃的极舒适。 二锅头，是北京老百姓的酒，好喝不贵，无论是红星还是牛栏山，都透着一股让人亲近的和气。特别是吃京菜的时候，桌上摆着糟熘鱼片、京酱肉丝、醋溜木须、麻豆腐，喝泸州老窖，心里都别扭。还是来瓶大白牛，喝着顺溜。大白牛，是老百姓对白瓶牛栏山二锅头的爱称。瞧这份亲切劲儿。 关于二锅头，有几件事是忘不了的。第一件，是在俄罗斯，二锅头当做礼品酒，为国争光。一九九二年出访俄罗斯，那时候苏联刚刚解体，物资奇缺，简直像战争结束后的景象，不要说酒，连盐都买不到。行前就做好准备，自带干粮，酒是不可少的。但是走的路途长，即便多带，也要精打细算。因为不但自己喝，还要作为礼品送人。除了带一瓶茅台，送给接待方的领导，还带了两箱二锅头，两箱酒加起来，还没有二百块钱。出访第一站是哈巴罗夫斯克，下飞机，来接头的俄国人不客气，伸出两个手指头，要走两瓶。因为刚入境，酒还多，不在乎。结果到了新西伯利亚，发现情况不好。我们的接待单位，就是俄中友好协会新西伯利亚分会。分会的会长副会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但是对酒的需求，简直让我们无法应付。俄国人请我们到新西伯利亚科学院食堂吃了顿饭，算是欢迎宴会，没有酒，只有格瓦斯。第二天我们回请，连个饭店都找不到，自办宴会，哈尔滨红肠、松仁小肚各切一大盘，天津果仁张的五香花生来一大盘，实在凑不出四个菜，泡了一大盆大红门的方便面。客人来了，看了，一个个喜笑颜开。二锅头打开，七个团员，七个客人，一轮酒就喝掉两瓶，三轮下来，半箱酒没有了。我们团的翻译李广，父亲是老革命，是黑龙江省第一任省长。李广自小被送到苏联，直到建国后才回国，俄语说的比中国话流利。李广告诉我，俄国人喝伏特加，中国白酒最接近伏特加的，就是二锅头。所以他们喝的痛快。李广建议我，就此打住，饭后一人送一瓶。这样省酒，你要是让他们接着喝下去，能把你两箱都给你喝了。李广宣布政策，客人们很高兴的接受，不喝了，一人一瓶，拿回家，细水长流。一箱二锅头，打发了一次外事活动，对方还满意之极，二锅头的功劳大大的。 俄国人送别，是在新西伯利亚肉联厂，原来肉联厂的厂长也是友协成员，这回有肉了。香肠、鱼籽酱都有，还有几片黄瓜，几片西红柿。但是对方要求，我们带酒。送别宴会很热闹，还来了两位马达姆，将近二十个人，为了应付，我们只带了十瓶二锅头，只好自己少喝，尽量满足客人。果然，这十瓶酒远远满足不了客人的需要，但是也只好如此。其中一个马达姆不知用什么办法，把李广笼络住了，宴会结束后，这个体重超过一百二十公斤的马达姆跟着我们回到住处，从李广手里拿走了两瓶。临走时，手举着酒，得意地说， 二锅头，二锅头。 在外国喝二锅头，遇到的故事还不止这一个。到美国旅游，在旧金山逛华人超市，发现货架上大陆、台湾的酒琳琅满目，品种之全，赛过国内的超级市场。各种瓶型的二锅头都有，连国内卖的最便宜的绿瓶红星都有，而且不贵。对开超市的同胞大为感激。但是，也遇到过天价二锅头。去年春天，到柬埔寨旅游。一路吃团餐，没有机会喝酒。看完吴哥窟，到金边，导游宣布，晚上吃海鲜大餐，可以自由活动。海鲜真是不错，大螃蟹，大龙虾，石斑鱼。有饮料，有啤酒，但是没有白酒。跑到柜台去看，酒台上洋酒多，中国白酒有茅台，太贵，再看，有红星二锅头，小二。高兴，跟服务员比划，两瓶。结果服务员的普通话说的不比我差，告知，十美元。算算，合人民币六十五元，也太贵了。服务员很和蔼，说，老先生，不贵的，这是中国名酒啊。想喝，就不讲了，给了十美元，拿回两瓶中国名酒，看看桌子周边，一手拿小二，一手拿大虾的人有好几个，二锅头爱好者到处都有，至少，金边就不在少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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