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7月13日】 母亲住在县医院五楼的抢救室里，晚上，同病房的五张床上分别睡的是母亲、二哥、我、另一个瘫痪的老年妇女和伺候她的女儿。 虽然床位足够，但昨晚天气十分闷热，开了窗也没有一丝风，我们实在受不了房间里的闷热，母亲也是热得身上出汗，我半夜起来找到值班护士，她才从随身的衣兜里掏出遥控器把空调打开。 今早，天刚亮，母亲说她要解手。我和二哥赶快从床上起来，怕影响还在睡觉的另一对母女，我们轻声劝母亲使用医院里那种扁平的便盆，就躺在床上大小便，但母亲坚持要下到地上。我们只好把连在母亲胸口、手腕、手指上的数据线能取的取，不能取的拨弄到一边，搀扶着母亲下到床边，让她坐到昨天从老家带到县城的那把坐便椅上。 这数日来，每次大小便对于母亲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平静地躺着，尚且呼吸不足；稍微一运动，简直就是面临着生死关。并且，不知何故，母亲每次小便都需要等待挺长的时间，她总觉得想尿，却半天尿不出来。 终于，母亲解完了手。我给母亲擦了屁股，又和二哥把母亲搀扶到床上。我把坐便椅下面的塑料便盆抽出来，母亲的大小便都不多，颜色还正常，我在上面盖了一点卫生纸，端着送到五楼东头的卫生间倒掉，冲洗。 过了一会，我又端着塑料脸盆，到东头卫生间边上的热水器里盛了一些热水，又加上一些凉水。回到病房，我用毛巾给母亲擦了脸和手。然后从卫生间取来拖把，把病床四周拖了一遍。 二哥说天太热，咱妈上身的内衣得换一下。我和二哥一起把母亲扶起来，把上身贴身的半截袖脱下来，又把母亲干瘦的上身擦洗了一番。母亲自己也感觉舒服了一些，她平静地躺着吸氧。 母亲轻声问我：“今天几号了？” “阳历7月13日，”我说，又犹豫着查看了一下手机，“阴历六月初十。” 我知道母亲向来是问农历的日期的，但此时我并不想让母亲确切地知道农历的日期。 母亲想了想，接着问：“你啥时候开学？” 我说：“还没有呢，还有十几天呢。” “哦。”母亲轻轻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早上八点钟左右，楼道和病房里渐渐热闹起来，换班的医生、护士，来看病的、接着输液的、探视病人的，来来往往。世上再没有哪一个地方像医院这样，生与死的悲喜剧每天都在这里集中地交锋、上演。这里有获得新生的欢喜，这里也有无可奈何的悲伤。 母亲应该算是幸运的，虽然我们知道这注定是一场必输无疑的抗争，但是，有我们守在她的身边，母亲是从容、满足的。 我们做了简单分工：大哥在前滩家里陪伴老爸；医院里，白天，代芳、姣姣、一婷为主来伺候母亲，二嫂、敏霞、国锋、小万也不时来探望；二哥和我晚上陪护母亲。 白天的护理最让人头疼的是不知道如何让母亲吃些饭。母亲什么都不想吃。无论是姣姣熬的红枣小米粥，无论是敏霞馏的苹果浆，无论是代芳泼的豆奶粉，无论是一婷买的小包子。 “不想吃……”母亲总是摇摇头说。有时，被我们逼得急了，她勉强咽几口。母亲还愿意吃一点的东西是葡萄，洗几粒放在她床头的小碗里，往她嘴里塞一粒，她就慢慢地嚼嚼，再把皮吐出来。 天气太热。护士让我们不时地为母亲翻身，怕母亲得坐褥疮。看到邻床的那个瘫痪的老年妇女身下铺的有可以防坐褥疮的气垫，我和二哥随即决定给母亲买一个。二哥立刻联系了在县药材公司的一个同学，不一会儿，二哥就买了一个回来。这个气垫充了气之后，在气泵的作用下，每隔几分钟就会自动变换气垫上面的横纹，让身体的各部位均匀受力。 母亲没有什么力气说话，白天一整天，她只要清醒时就听着病房里来来往往的人们的交谈。 听母亲南边病床上白天来输液的那个中年妇女讲，她的妹妹前几天陪她的母亲到西安看一个小病，不料，走到半路上她妹妹却突然心肌梗塞，送到西抢救无效去世了。母亲的病本无大碍，女儿却送了命，而她的孩子还正在读大学。 听那个瘫痪的老年妇女的女儿讲，他们家在常乐镇，她老爸去世几年了，她哥嫂却不管老妈。她老妈平时就住在村子里一间没人住的破烂房子里，她哥嫂家虽然有几间新房却不让她妈住。她妈妈瘫痪至今，她哥哥在外打工也不回来看一眼，她嫂子也不来伺候一天。现在，只有她和妹妹两个人在医院轮流伺候。 我们看到那个瘫痪的老年妇女已不能说话，心里焦躁时只能“呜呜”地哭，嘴里“噢噢”地发着她女儿也听不懂的音节。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来自曹川乡的高个子中年妇女，不知是什么病，瘦得像排骨似的，颤巍巍地躺在床上输了半天液，然后又转了病房。 在医院这个地方，我们会真切地感到健康的宝贵。也只是到了这个时刻，我们才格外真切地感到有几个孩子的重要性。无法想象，如果母亲只生一个孩子的话，遇到这样情况该怎么办！也只是到了这个时刻，我们更真切地感到源自内心的孝敬是多少可贵。母亲一辈子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钱财，但她为我们、为这个家庭奉献了一辈子，我们自身虽然也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们都爱母亲，都愿意在此时陪伴她，伺候她，喂她吃饭，喂她喝水，为她花钱，给她端屎端尿。我们也无法想象，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如何安置我们的良心。 天黑了，又一天过去了。母亲又一次下床解手，又是一次生死考验。监护仪上显示，母亲的呼吸频率骤然加快，脉搏骤然加快，血氧含量骤降。等我和二哥把母亲扶到床上躺好后，她需要10分钟才能慢慢恢复常态。 临睡前，那个瘫痪妇女的女儿羡慕地对二哥和我说：“你们一家人真好！你们兄弟姊妹真好！你老妈有福气！我哥要是能像你们这样，也来医院照护我老妈一天就好了！”其实，我们所做的原是我们应该做的，无非是对父母养育之情的一点回报；如果哪一天，我们能够对亲戚朋友甚至对陌生的人还有这份关爱，我们才是一个真正幸福的好人。 夜深了，我们关了病房里的灯，借着楼道外面走廊的夜灯，也可以大致看清病房。 我躺在紧挨母亲病床南边的床上，一夜似睡非睡。每隔一两个小时我就起来给母亲翻一次身，用枕头把她的脊背斜撑起来，和值夜班巡房的护士轻声交流几句。母亲咳痰比昨晚明显减少了。起初，我不时地凝神倾听母亲的呼吸声，后来我改为时不时地注视一下监护仪上的忽高忽低不断跳跃的数字。 只要数字还在动，母亲就还活着。 （2016年9月25日，于河南） 九、又一个黎明 【2016年7月14日】 黄河岸边的县城，盛夏是这般地闷热。昨夜，我又是几乎一夜没有睡着。 病房里十分闷热，又不方便开空调，因为开低了，怕母亲受不了；开得偏高些，一会就又热了起来；而空调遥控器又被护士揣在衣袋里，半夜时分，是时常找不到值班护士的。还有蚊子在我的身边不停地飞，这些吸血的小东西，它们的生命力永远是最强的。从前年秋天母亲开始吃“易瑞莎”的时候起，我就知道蚊子几乎再不叮咬母亲了，而蚊子向来是最喜欢叮咬我的。这于我倒心安：蚊子们，来咬吧，让我的老妈睡个好觉。 始终让我揪心的还是床头监护仪上那不断跳跃的数字。数字唿地窜得很高，让我紧张；数字忽然停滞不动，让我心跳。我只怕母亲突然离开了我们，而我们还在睡梦中不知道。虽然护士告诉我床头的那台监护仪在紧急情况时有报警的功能，但我还是不能放心。 医院的夜晚还是容易度过的，因为它不是那样死寂，不时有病人或是陪护的人或是新入院的病人在楼道上说话、走动，让人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即便如此，我也期待着长夜快点过去，黎明早点到来。 天蒙蒙地亮了。 慢慢地，东边的天空现出了淡淡的鱼肚白。 母亲也醒了。 我用温毛巾给母亲擦了脸和手，倒了尿盆。 母亲艰难地躺下，依然是一口接一口短促地呼吸着。母亲的肺也许只有六分之一的面积能用吧？她的肺部已经不能给她提供足够的氧气了。 但，活着就好。 我在旁边趁母亲不注意，用手机给她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发在大家庭的微信圈中。我写道：“老妈又迎来了一个黎明！” 我的照片和短信，让全家人都感到欣慰。大家都祈愿母亲能继续坚持下去。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格外感到每一个平时十分平常的黎明、朝霞、日出，是这样的可爱，这样的难得。 母亲还是啥也不想吃。我给她泼一点点豆粉，她也只是强打着精神喝几小口。母亲知道要活下去，就得吃东西。可是，她实在没有胃口，一切食物在她的嘴里都没有什么滋味。 护士查房来了，她们发现母亲两股间有两处溃烂，提醒我们不断地帮母亲左右侧着身体睡觉。其实，母亲卧床不起也只有这几天，此前，她是每天都有一会坐起来的。其中的一处面积稍大的溃烂是前一段坐在前滩门前的木墩上站起来时，因头晕两腿一软又蹲回在木墩上时碰破的，并非常见的褥疮。 上午，我遇害到查房的一个熟识的主治医生，我私下问他：“你根据我妈现在的情况，估计她还能撑多久？”那个医生迟疑了一下含糊地说：“还可以吧。”医生的话当然是靠不住的，我知道，母亲已经非常危险了，虽然我期望母亲能再坚持十多天，走出农历六月。 我给大哥通话，简单说了母亲的情况，说了我对母亲病情的悲观判断。大哥说上午在父亲的询问下，他忍不住大哭着第一次把母亲的真实病情告诉了父亲，也把处理母亲后事的计划告诉了父亲。大哥说，父亲听了后又安慰他，说我们几个兄弟都尽力了，但父亲的心情也很沉重，午饭时饭量比平时减了一半。 此前，我们都没有对父亲说过母亲的真实病情，只说是肺腺炎。当村子里所有人都知道母亲得的是肺癌时，只有母亲和父亲不知道。 现在大哥给父亲说了，我们都觉得到了应该说的时候了，是应该让父亲清楚母亲的病情了。 从中午时分开始下起了瓢泼似的大雨，一直下到入夜。 病房中的温度降了下来，窗外，依然是急促的大雨，不用开空调了，终于可以稍微舒适地度过一个晚上了。 我和二哥继续在夜间陪护母亲。 窗外，黑漆漆的夜，迅疾的大雨在路灯下不断地掠过。 此夜，母亲睡得比较平静；明天，母亲一定能迎来又一个黎明的。 （2016年10月28日，于河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