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民主邦国还是“蛮族”聚集地？

hercules028 2019-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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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西方古代史中有哪段历史最脍炙人口，希波战争无疑是其中最有可能胜选的一个。在经典的表述中，热爱自由与民主的希腊城邦面对邪恶的波斯帝国的入侵，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与意志，击退了波斯帝国的入侵，守住了西方文明的火种。关于这段历史，自认为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的欧美国家自然是大加宣传，不仅相关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相关的小说、游戏也不遑多让，令这段历史不仅家喻户晓，并且令“文明的希腊&野蛮的波斯”的认识几成定论。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由城邦组成的国家还是“四夷”的聚集地？

想象：古希腊是一个由众多城邦（自治城市）组成的国家，在这个城邦国家内，城邦里的事要在城邦中的议会经过公民的民主讨论解决，涉及整个希腊的事情则由各城邦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商议，整个希腊都充满着民主与自由的芬芳。

但事实上，真实的古希腊远没有这么美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希腊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各城邦并不觉得他们同属于一个名叫“希腊”的国家，城邦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国与国的关系。所以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城邦之间立场完全相左，甚至陷入战争的情况，最耳熟能详的便是雅典、斯巴达两大城邦争夺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因此古希腊又被学者称为“群岛之国”，意即许多独立的岛屿形成的国家。古希腊真正出现“我们都是希腊人”的被称为“泛希腊主义”的共同体意识，其实要到公元前4世纪后的“城邦危机”时才出现端倪，完全形成则要等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之后了。

古希腊的这种城邦林立的状态，与一个国家相去甚远，反倒更像是古代中国周边的“四夷”聚集地。各种大大小小的部落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理单元内，他们之间有一些类似的文化传统，但其实是不同的政治实体，这些部落之间有时也会为了争夺地盘和霸权而进行战争，例如秦汉时期，中国北方的东胡与匈奴部落就曾发生过长时间的战争，两汉时期，鲜卑部落也曾与匈奴部落发生战争。这些各不相同的部落有时也会结成暂时性的同盟或建立汗国南下入侵中原地区或应对中原王朝的报复，但其实这种汗国的政治结构是极其松散的，甚至会在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后分崩离析，其基础结构依然是不同的部落。

对比古希腊的城邦与古代中国四周的少数民族部落，会发现二者其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如果将“存在于同一个地理单元内的不同部族”这种解释带入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关系的话，会发现二者非常契合，远比难以找到现实依据的“情况迥异的高度自治的希腊城邦组成的民主国家”这种解释要贴切与合理得多。

二、民主的光辉还是原始的气息？

想象：古希腊城邦都像雅典一样采取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与现代民主概念相去不远，因此古希腊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城邦国家。

但实际上，古希腊并没有全部采取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也与人人平等的民主相距甚远。雅典原本是一个贵族政权，贵族垄断了全部的政治权力，直到梭伦改革之后，雅典的平民才可以参政议政，但其本质是将雅典的少数富人和奴隶主吸收进统治集团，绝大多数平民并没有多少政治权利，女性和奴隶更是一点都没有。伯利克里时代，雅典将官职向所有平民开放，看似建立了一个“只将女人和奴隶排除在外的民主制度”，但不久后雅典就因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而衰落了，实行寡头统治制度的斯巴达成为了希腊世界的主宰。

仔细观察古希腊的历史，不仅“民主制度”名不副实并且存在时间极短，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奴隶主之间讨论如何压榨奴隶”的制度，这与现代的建立在人人平等上的民主制度相距甚远，倒是与人类历史上许多民族在部落阶段所施行的“军事民主制”十分相似。

在军事民主制下，部落首领是推选出来的，由部落中的氏族首领组成的长老会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一旦遇到重大事宜，便要经过整个部落中的成年男子所组成的部落大会来决定，而部落中的女人和奴隶则没有参与的权力。如果将其与雅典的政治制度一一对应的话，会发现长老会就类似于雅典的元老院，部落大会则类似于雅典的公民大会，至于部落首领无论是游牧民族的可汗还是雅典的首席将军，本质上都区别有限。这种制度在古代中国周边的游牧民族中也曾广泛存在着，例如东汉末年的鲜卑首领轲比能，就是经过部落中的成员推选成为部落领袖的，就连蒙古帝国的创始人铁木真，最开始也是经过推举才成为可汗的，只不过因为后来因为在成吉思汗执政期间完成了蒙古帝国的封建化，首领的传承被确定在黄金家族内寻找继承人，不少人都忽视了游牧民族曾经普遍采用军事民主制的时代。

三、自由公平的海洋贸易还是血腥黑暗的劫掠与奴役？

想象：古希腊各城邦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贸易，古希腊的农业和手工业者们制造出五花八门的农产品和商品，将其装上船只，运往不同的城邦贩卖以互通有无，整个过程都是平等的交易，也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出了古希腊人诚信、正直的品格。

事实上，古希腊人虽然确实经常出海，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贸易，而是打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盗都是古希腊人最崇拜的职业，人们像崇拜英雄那样崇拜海盗。海盗们劫掠沿海毫无防备的村镇，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是他们的目标，海盗们满载而归后，再将掠夺的财产和人员（奴隶）卖给他们无法劫掠的买主，以获取巨额的财富。学者们这样表述希腊人的动机：“人们希望得到更多、更精美的食物，同时还想在自己的房间内装上浴缸，在沐浴后可以涂抹香油……他们所想到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劫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海盗的劫掠活动都被各城邦的人视作理所当然，有的城邦出兵镇压海盗，其目的也只是出于保护本邦的利益，而非什么“维护海上航路”，他们在镇压其他海盗的同时，自己也出海劫掠其他城邦。

古希腊城邦除了崇拜海盗外，经济上的奴隶制也是其重要的特点。几乎每一个古希腊城邦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奴隶，就连雅典也不例外，这些奴隶为城邦中的公民们端茶递水、耕种土地、开采矿藏以及制造工具，每一个城邦都无法想象没有奴隶的日子。奴隶的三大主要来源是掳掠的人口、战俘和陷入贫困的自由民，而在某些城邦，则是当地的原住民被外来者征服后整体性的沦为了奴隶，例如斯巴达的奴隶阶层“希洛人”便是其中典型。

其实，人们熟悉的斯巴达人并不是斯巴达城邦所在的拉哥尼亚平原的原住民，而是被称为“多利亚人”的外来入侵者，他们来到拉哥尼亚平原后，摧毁了原来的城邦，将原来城邦的居民变为奴隶，又将这一地区命名为“斯巴达”，意即“可以耕种的平原”，也就是成语里所说的“鸠占鹊巢”。沦为奴隶的希洛人不仅要为斯巴达人种地、作战，还随时有被斯巴达人处死的危险，因为斯巴达人为了防止希洛人反抗，看到强壮的希洛人就要将其杀死以绝后患。在这种残暴的压迫下，希洛人的起义此起彼伏，有意思的是希洛人的起义不仅会遭到斯巴达人的镇压，有时作为“民主城邦”的雅典人也会出兵支援斯巴达人，可见相比奴隶起义的威胁，雅典和斯巴达的政治分歧简直不值一提。

在古代世界，贸易和什么“诚信经营”“童叟无欺”的关系不大，反倒是“打得过就当强盗，打不过就当商人”的情况更加普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如此、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如此，巴尔干半岛上的古希腊人也并没有更加特别。不仅古代世界如此，西方近代的所谓“大航海时代”，其本质依旧是“打得过就当强盗，打不过就当商人”，西班牙等殖民帝国在刚刚接触中国的时候，想的都是“抢钱、抢粮、抢人”，是在被当时的中国军队（明朝军队）痛击之后，他们才开始做起了生意，向中国卖起了从世界各地弄来的各类商品。

四、科学的光辉还是迷信的暗影？

想象：古希腊人勤学多思，不仅擅长哲学，科技也十分发达，现代社会的科学、民主精神就发端于那个时代。

事实上，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是众神的花园。虽然不排除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可能并不相信向神祈祷和献上供品有实际的作用，但绝大多数古希腊人都笃信众神，并且几乎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祈求到神殿去祈求保佑和神谕，这种表现我们一般称之为迷信。

从现有资料看，古希腊人从个人生活到家国大事，几乎没有不去神殿寻求神谕的。妻子能不能生育要问神谕，妻子生了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要问神谕，要不要买房要问神谕，要不要养羊要问神谕，几乎所有的生活琐事都要去问神谕。而在家国大事上，神谕的地位一样十分重要，要不要宣战，要不要出征，古希腊人都会去神殿询问神谕，正如希罗多德所说：“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

古代世界，人类受制于科技水平，认识世界的水平都普遍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他们将大自然理解为具有人格的存在，因此大自然的每一点风吹草动，人们自然也觉得是神——这一人格化的自然的喜怒哀乐。因此，那时的人们将这些变化当成神的意志，并希望通过献祭等方式来取悦神祇和平息神灵的怒火，以获得神祇的保佑。

各个生活在文明边缘的民族在这一问题上则更加明显，这些民族相比较为发达的文明来说，其科技发展程度更低，生产力更加落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更加低下，因此也就更加迷信，所以在这些社会中，巫师、萨满、祭司等神职人员的地位相比较为发达的文明来说更加重要和尊贵，维京人的巫师、游牧民族的萨满、希腊城邦的祭司，其本质并没有多大区别。其实，古代世界中所有生活在文明边缘的民族都曾被迷信的暗影所深深笼罩，古希腊人也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

五、因文明而强大，还是因野蛮而悍勇？

想象：文明之光照耀着希腊，被文明之光庇佑的古希腊人不仅文化发达，而且英勇善战，也是在这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下，波斯帝国才最终被古希腊所击败。

事实上，崇拜海盗、热衷洗劫、极度迷信的古希腊人与其说是因为文明而善战，倒不如说是因为野蛮而悍勇。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希腊半岛孕育出悍勇的古希腊人，比孕育出文明且善战的古希腊人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事实和古代世界的普遍情况。

野蛮悍勇的古希腊人也和许多其他民族一样，将自身的武力作为一件商品，贩卖给发达文明的雇主们，早在公元前7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各大文明就开始雇佣希腊地区的雇佣兵了，无论是埃及还是巴比伦，都有来自希腊地区的雇佣兵，就连被宣传为和希腊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波斯帝国，历史上也曾大量使用希腊雇佣兵，由古希腊人色诺芬所撰写的《长征记》，其内容便是前往波斯帝国充当雇佣兵的古希腊人如何回到希腊半岛的一段历史。无独有偶，许多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也经常给周边的发达文明充当雇佣军，最终灭亡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雇佣军、东汉时期的以“乌桓突骑”著称的乌桓雇佣军、唐代的城傍军、宋代的番兵、明代的狼兵，都是较为典型的雇佣军。

长期以来，人们对古希腊的文明历史深信不疑，自心灵深处相信这小小的群岛是现代文明的起点，但如果我们用历史的放大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所谓的“文明”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无论是其政治形态、经济形态还是其文化形态，都与一个发达的文明相去甚远，其“文明城邦击败野蛮大帝国”的故事，倒更像是一个“帝国因陷入内乱最终被蛮族入侵所毁灭”的故事。

洗劫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