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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希腊人(希腊人)书评

 置身于宁静 2023-03-04 发布于浙江
         追赶希腊人

云也退


感谢希腊人,他们给人类的文明开了个好头,我们从荷马那里学文体,从赫西俄德那里学历史观,向埃斯库罗斯学悲剧意识,向索福克勒斯学自然法的内涵,我们向苏格拉底学质疑,向梭伦学立法,跟地米斯托克利学军事,跟伯里克利学统治,跟列奥尼达斯学英勇,跟第欧根尼学幽默,跟萨福学诗意,跟希罗多德学著史。这些都是突出的个体,而希腊人整体,加缪在他的散文名篇《海伦的放逐》里说过,其最杰出的品质是美与自由。加缪从《伊利亚特》中取得灵感,他说,我们不要在当今世界的气力计谋之争里继续沉沦,辜负了海伦和为她而战的勇士们。“承认世界和人类有其局限,有可爱的面孔以及承认美的存在,这便是我们的基地,从这里出发,我们便能够追上希腊人。”
文学家的想象当然有美化古人的一面,例如,他们不太会谈到希腊在黑暗时代和古风时代对四邻的征服行为,也不会认为回归希腊之美就是要恢复奴隶制。学者威廉·威斯特曼在《古希腊罗马奴隶制》一书中列举了希腊奴隶的几个来源:继承,战俘、弃婴、被海盗劫持和贩卖。在公元前3世纪的伯里克利黄金时期,雅典对奴隶的需求达到一个新高,这主要是因为公民在政治生活上花费的时间增加,劳动力市场里缺少了人手,此外,军需物资也必须依靠大量奴隶生产。不过,历史学家通常都会把这一点视作雅典城邦的悲剧而非罪恶,因为如果没有连年的征战,再多出几个梭伦一类的开明人物,奴隶制的程度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抑制。
雅典、斯巴达及其他诸多希腊城邦本质上也是彻底的男权社会,民主权利、自由的言论与行动、游戏和竞技……好东西都是给成年男子准备的,女子没有进入政坛的可能,参加体育比赛则要延后到古罗马时期。如果说希腊人是身体审美的开端,那么他们审的也是男性之美,就连雕塑工匠对女子形象的雕琢的用心程度也远逊于男子。今天我们若是去那个顶着“希腊”之名的颓唐国家游玩,还是会为当地人虬曲的头发、饱满的腮帮和下巴所迷恋:古希腊雕塑里这些迷人的男性细节在我们心里生了根。
美国教授罗伯特·柯布里克的《希腊人》一书,被中国出版商配了个副题叫“爱琴海岸的奇葩”,固然有眼球考虑,不过,在两千七百年前,这么一小群人就能产生备受后世称道的政制,能出产伟大的文学作品,形成延续至今的竞技体育传统,他们也的确够得上“奇葩”二字。发表于公元前430年的“葬礼演说”,被修昔底德归于伯里克利名下,文中所述的雅典制度中已包含了现代公民的雏形,至少也是一个愿景。伯里克利说,民主政治的存在“是为了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城邦公民有受法律保护的平等,但个性才能也得到认同和鼓励,担任公职者系唯才是举,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若是能为共同体做出贡献,“就不会因为贫穷而淹没无闻”。此外,伯里克利强调“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自由地管理公共事务”,但自由并不滥用;人们既对公职人员有起码的信任,也愿意通过日常中的戒慎行事来保护社会秩序这一最大的集体利益。
如果一切都依循文献中所说的进行,治人者翘首期盼的良性循环指日可待,可惜实情并非如此。柯布里克指出,伯里克利本人是贵族的一员,不管他多么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政治终究只是贵族才能玩的游戏,而同时,“冷漠作为自由政治制度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如今天一样也存在于古代雅典。”柯布里克认为,伯里克利担任一把手的雅典既是黄金时代,也是盛极而衰的拐点。由于对本城的力量过于自信,伯里克利冒失地选择了与斯巴达开衅,伯罗奔尼撒战争严重损害了希腊城邦的实力,让雅典大伤元气。
这样说来,希腊人展示的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可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境界。问题是,希腊人对自己是否真能挖掘出全部的潜能,以及达到那个境界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未必会有浓厚的兴趣。民主社会里最有危害性的现象——无限度地取悦多数人——在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演讲术和其他能给人谋一碗饭吃的实用技能一样,在当时非常流行,因为演讲能力是决定一个成年男子能否进入社会高级领域的决定性因素,知识分子则大量地靠传授这类技能谋取功名。那些拥有煽动力的演说者,大多会走向滥用技巧以吸引一批固定观众的路,他们运用人气换取现实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希腊人也是现代人,尤其是公共话语平台上那些“红人”的榜样。
处死苏格拉底常被看作是雅典民主史上的一个大污点,实际上,苏格拉底之遭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风俗和宗教的关系,雅典人认为他运用超一流诡辩术把人民引上亵渎神明、质疑权威的歧途。现在我们可以看清人民为何不满:苏格拉底突破了底线,挑战了人民所渴求的那种确定性,他的辩证法让那些头脑简单、价值观单一的人震惊不已,例如他说,勇气不一定是美德,勇士往往会犯下蠢举,而真正勇敢的人还必须要配备其他美德,如智慧、善良,还有加缪最为看重的节制——美的泉源。换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个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坏的,而把民主看作万能,才会招来苏格拉底的耻笑。
必须在细细研读这些应运而生、却又不与时代合拍的伟大文人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如何去追赶希腊人,在哪些方面追赶希腊人。《俄狄浦斯王》是黄金时代最伟大的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上演于伯里克利逝世之后,也是对伯里克利那番信心十足的许诺的强烈质疑。俄狄浦斯王睿智,正派,一生的行为都谨慎端方,符合公义和法律的要求,却落得成了一个可怕的凶手,在一片黑暗和孤独之中落幕。索福克勒斯想传达的信息丰富而深刻:人类的境遇并不是那么确定的,即使拥有最强的智慧,也未必能控制得住自己的生活。这种高级知识已经超越了民主之利弊这种现实政治问题,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希腊人无法领会,现代人如我们,也必须花费很长的人生经验才能得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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