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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风，官风也，是古今中外历朝各代盛衰的晴雨表。人们把“临大利而不易其义”的耿介之士誉为廉士；把“位不期骄，禄不期奢”者谓之廉吏。历朝各代“贵廉洁，贱贪污”(《汉书·贡禹传》)，无不将“廉”视为做人为官、陟罚臧否之标准。 唐代治国者在总结前朝载舟经验及覆舟教训后，完善了选官制度、官吏监察和考核制度，选拔出一定数量为政清廉的官员。清官廉吏，不仅为唐代政治集团树立了道德楷模，而且他们忠言直谏、廉洁清正、勤政爱民的品质、风范，也改变了自魏晋以来官场的陋习，从而造就了唐代政治的风清气正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追唐代政治清明之本，溯唐代为官廉正之源，从制度完善和机制建设层面考量，具有借鉴意义。 讲德行 不妄取政风的好坏，取决于官员的品德和修养。唐代延用韩非“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重视对官吏的选拔，建立了严格甚至是苛刻的官吏诠选制度。 唐代选官的标准是四才、三实。《新唐书·选举志》载：凡择人之法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遵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在“四才”标准中，唐代仍将“德行”作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三实”是指“德行、才用、劳效”。 为了使“四才”和“三实”落到实处，唐代统治者采取了诸多防微杜渐的措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官员任用的回避之制、经历之制和出身之制。比如唐代三品以上达官显贵的子弟不能直接参加荐举考试；凡职责相连或监督检察的官职，亲族内需要回避。唐太宗曾下诏：“五品以上，不得入市。” 重名节 不苟取唐代官员如何从政?唐代社会如何考量官员政绩? 唐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官吏考课制度——即由尚书省吏部考功司主持，对全国所有官员的政绩进行考察评估。 唐代官吏考课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只定等第，记入考状备案；大考是综合四年小考的等第来决定对官吏的赏罚黜陟。对于官员而言，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考课。《唐会要》规定，官员必须在岗200天以上者方可参加。若一年内请假超过100天，离职一年以上者，均不得参加当年的考课。 考课分为从政道德和政绩两大部分。道德标准是“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政绩标准是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司法、宗教等诸多方面分为二十七类，称为“二十七最”。 考课环节主要有：计课初考、考功复审、校考监考、对读注定和奖惩黜陟。唐王朝对考课标准和考课等级的评定十分严格。同时，考课奖惩条例制定得异常周密。据《唐六典·考功郎·中》载：“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可见，政绩卓著的官员，职位、品阶、俸禄皆有升迁。值得一提的是，唐政府对考绩下下的官员在解职以后，分别给予禁锢、鞭杖等处罚。鉴于此，不少唐代官吏为了职位升迁、俸禄增加和品阶高升，就必须勤于职事，修饰道德，不敢放纵贪逸。 畏法律 不敢取为了惩治官吏腐化、保持廉洁官风，唐太宗下诏：“深恶官吏贪浊，在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 大唐王朝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建立了完善的“律、令、格、式”，专门制定了用来制约和惩治官吏犯罪的职制律。职制律共五十九条，概括为擅权犯罪、失职犯罪、贪污犯罪、违纪犯罪等。 正是在法律和监察的督促下，唐代“朝纲举振，百度肃然”。 高俸薪 不愿取封建社会的特权制和低薪制，容易导致官员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而唐代治国者改弦更张，实行官品等级的高薪制。 唐代官员俸禄包括土地、实物和货币。比如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钱六千八百；从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钱六千；从二品米四百六十石等等。而且，实领俸禄数往往高于纸上的数字，如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按规定领月俸五万文，但实领六七万文。 除了俸禄，唐代官员还拥有田产。《唐六典·户部尚书》载：“凡官人受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凡诸州及都护府官人职分田，二品十二顷……”无论是职分田，还是永业田，均成为在职官员的收入来源。 另外，勤于政事、功绩卓著的官吏随时可得到皇帝的赏赐。如太宗赐李彭“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一般官员虽得不到赏赐，只要他们奉公循理，每四年俸禄便会增加。 唐朝政府通过对官吏的诠选、课考、监察和恩惠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阶层范围，使统治集团成员基本保持廉洁奉公，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有效地保障了大唐政权的长治久安，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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