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朋友认为， 普通话就是北京方言， 但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全国最接近普通话的方言， 藏在与北京一山之隔的小县城——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1953年春天， 滦平第四完全小学刚刚开学。 10岁的郝润德被叫去办公室， 眼前坐着两个北京来的专家。 班主任让他朗读一篇文章， 他本来还有点紧张， 低头一看，原来是学过的《农夫与蛇》。 他就放心了，大声朗读了一遍，  听小学生读课文， 两位专家竟一直在本子上记录， 有的地方还让他停顿一下， 把某个词重读一遍。 读完后，两位专家夸他： “读得不错。” 山村小学，俩陌生人， 人们议论了一阵，就很快过去了。 让村里人料想不到的是， 俩陌生人是当时中央政府派去的语言专家， 为建立中国通用语言规范而采音。 
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郝润德和几个朗读课文的小学生， 以及另外3名与专家交谈过的村民，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 为什么专家要去滦平采音？ 主要因为这里与世隔绝， “首都方言”最纯正。 明朝战乱，滦平人举家搬到长城里， 那一片地方，很长时间荒无人烟。 直到清兵入关后， 这里逐渐恢复人气。 阿哥们骑着马跑，立个桩子， 就把一块地方圈下来， 继续入关前的豪放奔驰。  康熙时，建起避暑山庄， 滦平恰好在北京和承德之间。 跟着皇帝的步伐， 很多旗人到滦平建庄园。 出入滦平的多是达官贵族， 一般平民不能随便进去。 于是栾平人讲的话， 跟皇城里讲的北京话， 几乎一模一样。 北京城以前分内外城， 正宗的北京内城发音接近普通话。 现在人们熟悉的“北京话”， 基本是外城胡同里的发音。 后来北京的城墙拆了， 同时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俏皮的外城北京话占了上风。
现代的北京话儿化音、吞字特别多， 动不动就是“胸是炒鸡蛋”“装垫儿台”。 跟字正腔圆没尾音的滦平话相比， 北京话对于南方人民不太友好， 不大适合全国学习推广。 于是，幸运女神选择了滦平话， 让它成为最接近普通话的方言。 据说，从县里出去的保姆和话务员， 他们的普通话至少二级甲等。 上世纪6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 特别爱招滦平妹子，就因为普通话标准。 
每年暑假，一批又一批外国留学生， 慕名去到县里的“普通话一条街”， 向旅店店主、大爷大妈请教发音。 听过当地的普通话，外国友人纷纷点赞， 学“滦平音”比“北京音”省舌头多了。 
经过多年的推广普通话， 现在全国有超过70%的人会讲普通话。 从前，车马慢，一生只认识村里几个人， 从出生到入土都去不了几趟县城。 在古代的农耕社会里， 只有这两类人要学官话和别的方言， 他们是穿州过省的官员和行商。 如今，高铁飞驰，一日千里不是梦。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离开土地 不懂普通话，打工做生意都得吃哑巴亏。 要想走出大山，要想脱贫致富， 必须学好普通话。
这时候，新的问题出现：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都改普通话， 这样不就很悲催？ 首先，世界一直在变，方言也在变。 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到访“东方巴黎”， 记录他听到的上海话，当时有8个声调。 方言学家许宝华调查后发现， 现在上海话变成了5个声调， 嘉定6个，松江7个。 今天的上海话形态基本稳定， 但跟100年前已经不一样。 
人带着语言，往来各地， 元朝建立时带着蒙古语， 朱棣迁都北京时带着南京话， 清朝贵族带着满语和北京话去滦平， 全国各地的官员带着家乡方言进京。 地方越小，方言越纯正， 地方越大，方言越繁杂， 这都是人口迁移潜移默化的结果。
方言的变迁是漫长， 但有时候会被人为加速。 八九十年代为了推普促融合， 南宁公交车的南宁白话报站取消， 南宁电视台和电台停播粤语节目。 如今你去广西旅游，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
其次，用方言讨论的话题在减少。 给小伙伴复述课堂内容， 跟圈子里的朋友讨论专业问题， 你会不会在方言里夹杂普通话， 甚至讲着讲着变成纯普通话交流？ 新事物、新现象、新概念层出不穷， 有人认为，方言中夹杂普通话词语， 是因为方言词汇少，跟不上时代。 方言说：这锅我不背！ 自古以来，方言具有吸纳新词的能力， 把新词发音折合成对应的方言读音， 新词语就能被方言收编， 哪怕是外语也不例外， 例如，粤语的“士多（store）”。 出现夹杂的实质是， 讲新词时，懒惰的人类会划水。 人们丧失读音的转换自觉， 导致方言表达能力不佳。
第三，讲方言的青少年也在减少。 4年前，一个杭州的小学老师发现， 班上40个孩子，会说杭州话的只有一两个。 而她三十年前工作时， 一个班几乎没有不会说杭州话的。 北京联合大学的学者房艳红感叹： “一二线城市的方言基本沦陷， 比如青岛、杭州、福州等地的方言。 吴语保存下来的希望在上海。“ 3年前，上海机构做过两轮调查， 过千名受访的上海人中， 96%的上海人能流利说上海话。 但是在18-25岁的年轻人里， 只有70%会说上海话。
出现这种方言断层的原因， 主要是讲母语的环境在消失， 在幼儿园不讲，在家里也不讲。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学者侯兴泉， 专注研究广州幼儿园的教学语言。 在他看来，幼儿园里如果只说普通话， 小孩以后就大多讲普通话， 即使回到家，也容易抗拒说方言。 再加上，部分爸妈很功利主义， 视方言为学拼音、写作文的拦路虎， 主动放弃母语，跟孩子讲普通话。 联合国濒危语言评估指标， 将代际传承列为第一条，
有人说，方言迟早是要消灭的， 没有必要保护它。 这种说法是偏激的， 就像说，一个人总是要死的， 没必要发展医学科学。 最早提出“保护方言”的是吕叔湘， 他的原意是方言迅速变化而向普通话靠拢， 要及时调查记录，作为汉语史研究的资料。 如今，我国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像当年采集普通话发音那样， 收集主要方言的语音语调，建立档案。 其实，保护方言最好的方式， 是人们更多地使用它。 学好普通话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方言里的味道， 是普通话难以表达的。 对比一下，不同方言女生对男生撒娇： 普通话“不要靠着我，你真的很讨厌”， 天津话“瞎尼玛摸嘛摸？躲我这”， 长沙话“不要挨我啰，你真的好讨嫌拉”， 广东话“唔好黐身黐世，你好乞人憎”， 潮汕话“迈嗲瓦，鲁过讨厌”， 用方言谈情说爱，是不是很不一样？
再试想一下， 如果《鬼子来了》用的不是唐山话， 《火锅英雄》不是重庆话， 《无名之辈》不是贵阳话， 那么，这些电影的趣味会不会大打折扣？ 没有丰富多样的方言， 豫剧粤剧潮剧苏州评弹海派青口…… 这些地方表演更是没有了灵魂。
出资500万保护方言的汪涵， 说过这么一句话：
方言是许多人家乡的记忆， 是留在血液里的东西。 离开家乡到城市打拼的年轻人， 你们还能像父辈那样讲方言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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