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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人的做人智慧，只需要找一枚古人天天都要接触的铜钱就知道了。铜钱圆形，内部是一个方孔——做人就应当像铜钱一样，内方外圆。 乾隆年间的纪晓岚认为，“处世圆滑，内心中正，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是对内方外圆的最佳理解。 “内方”是指做人的原则；“外圆”是指与人相处技巧，二者结合，才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如果一个人过于刚正，锱铢必较，遇事遇人毫无谦让，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处处受碍。 如果一个人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要损人利己，也必然会使别人处处提防，最终众叛亲离。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酒过三巡，魏王问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 当然，大多数官员都趋炎附势，知道魏王刚刚有了功绩，需要夸奖，于是纷纷说：“大王当然是一代明君了”。然而在座有一位叫任座的大臣，以正直闻名，他却说：“大王是昏君”。 魏王不服，忍着怒气问任座：“为什么这样说？” 任座回答说：“大王您此战大捷，攻下了敌城，但却没有把应有的军功记在您出生入死的弟弟头上，而是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 魏王大怒，马上下令将任座赶出屋内，听候发落。接着，他问下一位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 魏王心悦不表，问：“为什么这样说？” 这位大臣于是说：“只有明君才会吸引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大臣衷心为大王考虑，可见大王是明君！” 魏王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立刻把任座重新请进来赴宴。 大多数简单附会的官员是“只圆不方”的人，没有原则，没有操守。 任座则是“只方不圆”的人，说话不看场合，让对方下不来台，这样的人难以受人喜欢，甚至容易有杀身之祸。 最后那位大臣就是“内方外圆”的人了，既坚持正确的原则，没有抵触对方，又化解了矛盾，给了对方台阶下。 世间像百官这样的人太多，像任座这样的人也不少，唯独缺少最后这位大人的智慧。 北宋苏轼早年也是渴望为朝廷做些实事的，无奈一生多次被贬谪，所做有限。 当王安石做宰相引领改革派进行改革时，他是反对派，写诗讽喻改革中的问题，于是被打击，被贬官。 若干年后，司马光做宰相，全面否定王安石。苏东坡却站出来说王安石的政策并非一无是处，有些是可取的，转而攻击司马光，于是他又被打击，被贬到了海南。 世人皆知苏东坡是个胖子，有一次苏东坡拍着大肚子问家人：“你们说，我这肚子里都是什么？”小丫鬟说是诗文，小书僮说是学问，苏东坡都摇头。 这时侍妾朝云笑道：“我看老爷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东坡确实是不合时宜的人。 他独立思考、个性强、情绪化、天真、率直、忧国忧民、疾恶如仇、遇不平事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虽然本质上不是个坏人，甚至还是为国家考虑的良才，但这种性格注定了他只能以文学而非政治才能名留青史。 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内方外圆，就像是四处棱角、静止不动的“口”字，毫无运动的可能，善于做事的人，会把那“口”字的外围变成圆，使它滚动起来，同时内里本质不变。这就是内方外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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