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江：论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响

840年，回鹘帝国在黠戛斯的攻击下败亡，部族离散，漠北蒙古高原再次陷入权力真空的地带。九世纪中叶，室韦-鞑靼部落（《辽史》称“阻卜”）在漠北崛起，并控制了克鲁伦河流域和漠北草原。然而，由于漠北蒙古高原并未能形成统一的蒙古部落联盟，随着契丹帝国的崛起和耶律阿保机对漠北蒙古高原的征伐，从辽上京到漠北蒙古高原旋为契丹控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又从漠北蒙古高原南下，西越阿尔泰山，兵锋直至西域，建立了“东至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的契丹帝国。为了控制传统的从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辽帝国先后通过征伐、设立城池、屯田移民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和西域的经略，从而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线，保障了欧亚商旅要道的畅通。

学术界关于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经略的研究，应该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其中日本学者用力最多，较早主要是松井等、箭内亘、津田左右吉等人，而战后代表性学者当首推长泽和俊；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业师陈得芝先生，其对漠北蒙古和西域有关的历史地理考订尤为精审，迄今仍为不刊之论。此外，刘迎胜、华涛、许序雅、杨富学、陈爱峰、张景明、孙泓、王大方、苏赫、田光林、马文宽等先生，对辽代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亦做了一定的论述，尤其是华涛、许序雅运用古典阿拉伯文等资料，对伊斯兰文献有关辽代与西域关系以及欧亚交通的记载进行了论述，而马文宽先生则根据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探讨了辽与西域伊斯兰的关系。北方民族大学杨蕤先生，在综合上述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略论辽代的丝路交通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堪称为辽代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然而，对于辽帝国经略漠北蒙古高原的有关过程，乃至重大史实，由于学者多拘泥于中文史料，仍然无法厘清。对辽帝国经略漠北蒙古的目的何在？亦缺乏深入论证。故本文不揣浅陋，拟在结合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审音勘同的基础上，力求复原辽代对漠北蒙古高原的经略过程，并进一步探讨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辽帝国初期对漠北蒙古高原之经略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伐漠北蒙古以前，漠北蒙古高原主要是鞑靼部落散居于克鲁伦河、斡难河流域以及杭爱山-肯特山一带的蒙古腹地。鞑靼，王国维考证其即为《辽史》所载之阻卜，此说已为学界定论。840年，黠戛斯人攻灭回鹘汗国后，并未能控制漠北蒙古高原，回鹘汗国留下的地理空间很快即由鞑靼人即阻卜部落填补。所谓“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关于辽太祖对漠北蒙古的经略，首先是从对居住于呼伦贝尔一带的乌古、敌烈部的征讨开始的。据《辽史·太祖本纪（下）》记载：神册四年（919年）“九月，征乌古部，……冬十月丙午，次乌古部，天大风雪，兵不能进。上祷于天，俄顷而霁。命皇太子将先鋒军进击，破之。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自是举部来附。”辽太祖对乌古、敌烈部的征伐，控制了从辽上京到呼伦贝尔、阴山北部与漠北高原连接的蒙古腹地，从天赞三年（924年）开始，辽太祖展开了大规模的对漠北蒙古高原征伐。据《辽史·太祖本纪（下）》记载：天赞三年“六月乙酉，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诏曰：‘上天将临，惠及蒸民。圣主明王，万载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机谋在己，取舍如神。国令既行，人情大附。舛讹归正，遐迩无衍。可谓大含溟海，安纳泰山矣！自我国之经营，为群方之父母。宪章斯在，胤嗣何忧？升降有期，去来在我。良筹圣会，自有契于天人；众国群王，岂可化其凡骨？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日月非遥，戒严是速。’闻招者皆惊惧，莫识其意。是日，大举征土浑、党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麋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蹛林。丙午，遣骑攻阻卜。……甲子，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特厥、汉字纪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诸番部，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踰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

案：辽太祖所谓“两事”之一，即太祖征伐漠北蒙古高原，并控制漠北蒙古高原与西域“众国”，以打通故回鹘城至西域浮图城的商旅要道。古回鹘城，亦称回鹘单于城，《辽史·萧图玉传》作“斡鲁朵城”，据日人田坂兴道考订其为今蒙古鄂尔浑河左岸哈喇巴拉哈逊。辟遏可汗故碑，松井等比定为鄂尔浑河沿岸的特厥文《毗伽可汗碑》，其地位于应在今土拉河一带。然太祖西征所至之“浮图城”，即唐西特厥的可汗浮图城，其关于该城今地，学者争议颇多，据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一书，其比定为今蒙古鄂尔浑河，即太祖西征仅仅抵达蒙古高原腹地，并未能抵达西域。然《辽史》明确记载，辽太祖“军于霸离思山。遣兵踰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霸离思山”，据《辽史·国语解》卷四《地理条》谓：“巴尔斯，即巴尔，蒙古语，虎也。卷二作霸离思，山名。”故《辽史·国语解》认为“巴尔斯”即“霸离思”。根据审音勘同，“尔”，考《中原音韵》，当为平声支韵，阿尔泰语系中以舌尖颤音“r”开头的音节一般不出现在词首，而当“l”和“r”作为音节开头辅音出现在词中时，宋元史籍一般只笼统地用来母字“剌、鲁、离、里”等表示，故《辽史》以汉字对音契丹语音节末辅音“l”和“r”时，基本是混用来母字“剌、鲁、离、里”等来对译。如《辽史》职官名“达剌干”，源自突厥语“tarqan”，其中“r”音节读“l”,而非今日之儿化音“r”音，蒙古语作“答剌罕”亦是如此；又《辽史·国语解》“斡鲁朵，宫帐名”，其读音为“ordo”，其中“r”亦读“l”即来母字音，其与《金史》对译为“斡里朵”是一致的。一般突厥语“r”作为日母字出现读“儿”音当始于元末明初。故“巴尔斯”与“霸离思”(parisi)在中古音韵中，其中古音“r”与来母字“l”音不分，故读音完全一致。显然，“霸离思”按照审音勘同，当为“巴尔斯”之音转，亦即“虎”之意。其地为现今新疆哈密东北之巴里坤山脉，其地多湖泊，蒙古语谓巴尔斯库勒，其意即“虎之湖”；而巴里坤山脉，即为今日之天山山脉。故太祖遣兵踰流沙，显然到达了西域境内。接着出兵越过大沙漠，攻拔“浮图城”，其地或为济木萨，安部健夫则比定为庭州古城，日本学者嶋崎昌考订为今新疆古城（奇台），学界虽然说法非一，但“浮图城”为庭州古城附近，今吉木萨尔附近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故魏特夫有关太祖出兵未能到达西域的说法，显然不妥。太祖大军能够“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表明太祖已经通过军事征伐，不仅控制了整个漠北蒙古高原，并将西域回鹘之地，纳入契丹的势力范围。故辽末耶律大石西征时，尝致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云云”。故辽太祖西征，奠定了契丹帝国对漠北蒙古和西域经略的基础。

然而，辽太祖西征的目的并非是要将漠北蒙古和西域纳入其直接行政统治范围，而只是致力于保障漠北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商旅交通，并与漠北蒙古的阻卜等部落建立起宗藩朝贡关系，故太祖西征回军时，只是“因迁種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故契丹帝国势力一旦衰落，阻卜旋起而复叛。契丹为了应对漠北蒙古高原阻卜部落的叛乱，不得不设置西北路招讨司以镇抚之。

二、辽西北路招讨司之设置及其对漠北蒙古之经略

西北路招讨司，为辽帝国设置的管辖西北路的最高军政机构，其管辖的属部主要是漠北蒙古高原阻卜各部落，其主要分布于胪朐河（今克鲁伦河）、镇州（可敦城）和斡鲁朵城（今土拉河和鄂尔浑河地域），阻卜是对漠北蒙古高原诸操蒙古语族的鞑靼部落之统称，其中势力较强大者为“九姓阻卜”。此外，辽之西北路招讨司辖部尚有梅里急部和粘八葛部，梅里急部即《元史》中之蔑儿乞部，其地位于今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一带；粘八葛部，亦称乃蛮部，其主要分布于阿勒台山东、西，东抵杭爱山与克烈部接壤，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北接吉尔吉斯部，南隔沙漠与高昌回鹘为邻。故辽帝国的西北路辖境为东起克鲁伦河，西至额尔齐斯河，北至今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南抵沙漠与高昌回鹘以及西南路辖境相接。

辽帝国设置西北路招讨司之原因，主要是为了镇抚、征讨漠北蒙古高原的阻卜各部，盖以其“叛服无常”，且阻隔辽经漠北蒙古高原与西域之贸易，《契丹国志》谓：鞑靼诸国，“常与契丹争战，前后契丹屡为国人所败。契丹主命亲近为西北路兵马都统，率番部兵马十余万防讨，亦制御不下。自契丹建国以来，惟此三国为害。无奈何蕃兵困乏，契丹常为所攻。如暂安静，以牛羊驼马皮毛为交易，不过半年，又却为盗云云。”显然，由于辽帝国并未能有效地在漠北蒙古高原建立起行政统治，而只是与阻卜等部落建立朝贡关系，一旦辽国势力衰落，阻卜等部落“旋即复叛”，此为辽设置西北路招讨司之主要原因。但是，西北路招讨司之设置，客观上加强了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控制，并保障了辽与西域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诚如《辽史·萧韩家奴传》所载：“阻卜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可敦，开境数千里。”正是由于西北路招讨司的设置，辽帝国的势力正式延伸到漠北蒙古高原，从而实现了对漠北蒙古高原的控制，此一过程亦伴随着辽朝多次对阻卜的征讨和招抚而实现的。其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辽景宗保宁三年（971年）到辽圣宗统和九年（991年）耶律速撒担任西北路招讨使的阶段。“保宁三年，改九部都详稳……统和初，西边甫定，速撒务安集，诸番利害，辄具以闻。……赏顺讨逆，威信大振。在边二十年卒。”据《辽史·圣宗纪》载：咸亨四年（982年）耶律速撒讨阻卜，次年（统和元年，983年）正月，耶律速撒献阻卜俘，辽圣宗以其破阻卜，下诏褒奖。十月，“速撒奏敌烈部及叛番来降，悉复故地。”统和二年（984年）十一月，“速撒等讨阻卜，杀其酋长挞剌干。”又载：“统和六年（988年）八月丁丑，西北路管押详稳速撒哥以伐折立、助里二部，上所俘获。”据业师得芝先生考证，速撒哥应即为耶律速撒，以其讨西北路阻卜，估期官衔应该是“西北路管押阻卜九部都详稳，”并谓：“辽制：各较大的属部置详稳以治之，而‘都详稳’则是统辖某一方面诸部的大员，常常就是招讨使或统军使的别称。”耶律速撒为实际上的第一任西北路招讨使，其任职二十余年，征讨和招抚并用，大体上稳定了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控制。

然而，耶律速撒死后，阻卜复叛，辽统和十二年（994年），“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挞凛督其军事。”皇太妃，据降宋的辽供奉官李信云：“萧氏有姊二人，长适齐王，王死，自称齐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馿驹儿河，西捍达靼，尽降之。”此齐妃，即《辽史》之皇太妃。萧挞凛，统和十二年到十九年（1001年）为西北路招讨使。据《辽史本传》载：统和十二年，“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皇太妃和萧挞凛驻军之馿驹儿河，即《辽史》所称之“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故业师得芝先生谓：“‘夏人梗边’应为‘阻卜梗边’”，据其地望而论，所言甚是。统和十四年（996年），萧挞凛镇压了阻卜诸部的叛乱，诱斩叛酋阿鲁顿等六十人。十五年，胪朐河下游的敌烈部杀详稳而叛，萧挞凛将轻骑逐之，获其部族之半，并招降西北部边远地区的阻卜部落。此后，“诸番岁贡方物充于国，往来若一家焉。”进一步控制了胪朐河（今克鲁伦河）以西之漠北蒙古高原。

第二阶段：从统和十九年（1001年），以萧图玉出任西北路招讨使，到开泰二年（1013年）萧图玉经略漠北阶段。统和二十九年六月，以萧图玉建言，辽圣宗“置阻卜诸部节度使”。然诸节度使多所任非人，欺压部民，开泰二年（1013年）十一月，“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七部太师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杀本部节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阻卜执阿里底以献，而沿边诸部皆叛。”乃至将萧图玉围困于镇州，辽朝派耶律化哥率军赴援，于阻卜诸部恩威兼施，叛乱方得以平定。其后，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对属部和士卒横征暴敛，太平六年（1026年）八月，阻卜趁其攻打甘州回鹘失利，“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监军捏尼姑、国舅帐太保曷不吕死之。诏遣惕稳耶律洪古、林牙化哥等将兵讨之。”辽廷鉴于萧惠专以威制属部以致阻卜诸部叛乱的教训，于重熙元年（1032年）至重熙十二年（1043年）以萧孝友为西北路招讨使，对属部“厚加绥抚，每入贡辄增其赐物”以笼络阻卜诸部，故漠北蒙古高原复趋稳定。

第三阶段：从大安八年（1089年），北阻卜磨古斯发动叛乱，迄寿昌六年（1100年），磨古斯之乱的平定阶段。分布于镇州、斡鲁朵一带的鞑靼部落（《辽史》或称为“北阻卜”）为漠北蒙古高原中最强大的一支，其酋长磨古斯，大安五年（1089年）辽道宗时被任命为阻卜诸部长。据业师得芝先生考证，此部即为《元史》史籍所载之克烈部。大安八年（1092年），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征讨耶睹刮部之叛乱，误击北阻卜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磨古斯的叛乱，延续了八年，迄寿昌六年（1100年），阻卜各部以及为磨古斯煽动叛乱的梅里急、粘八葛部相继归降，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特剌方“执磨古斯来献”，为辽廷处死，磨古斯之乱，方得以平定。

案：磨古斯，波斯史家拉施特撰《史集》作“马儿忽思”，两者同为基督教名波斯语对音为“Marcus”，据《史集》记载：“那时，塔塔尔王公的首领名叫纳兀儿-不亦鲁黑汗……有一次利用机会【俘】获了克列亦惕人的君主马儿忽思-不亦鲁汗【把他】送到了女真君主处，女真君主将他钉到木驴上杀害了”。据冯承钧和业师得芝先生考证，“磨古斯”，即为克烈部王罕的祖父马儿忽思·不亦鲁黑汗，陈师进一步论证送到“女真君主”处的记载，当为“契丹君主”之误。根据其地望，克烈部居住在于都斤山-杭爱山和鄂尔浑河上游一带，其与辽代阻卜-鞑靼部落居住地完全一致；而王罕祖父马尔忽思·不亦鲁黑汗活动的年代，也正是辽道宗时期。据《辽史·道宗纪》载大安五年（1089年）五月“己丑，以阻卜磨古斯为诸部长”；又，《辽史·耶律仁先子挞不也传》载：“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西北路招讨使何鲁扫古战不利，诏挞不也代之。磨古斯之为酋长，由挞不也所荐，至是遣人诱致之。磨古斯紿降，挞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禁士卒无得妄动。敌至，裨将耶律绾斯、徐烈见其势盛，不及战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六。”辽道宗寿昌（《辽史》百衲本作“寿隆”）元年（1100年）磨古斯被捕后，送到辽朝处死，至此，西北路阻卜磨古斯之乱方得以平定，其时间与《史集》所载克烈部王罕的祖父马尔忽思·不亦鲁黑汗为塔塔尔王公纳兀儿-不亦鲁黑汗将其捕获，并送到契丹君主处杀害的时间基本一致。

惟《辽史》所载磨古斯系寿昌元年（1100年）秋七月，由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特剌擒获，并送往辽廷钉在木驴处死，“甲寅，斡特剌奏磨古斯捷”，而《史集》所载为塔塔尔人擒获，送往辽廷处死，显然，由于拉施特撰写《史集》时，与辽朝灭亡已相距遥远，其可能仅据传闻，将磨古斯处死的情节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俺巴孩汗为塔塔尔部落送往金朝“钉到木驴上”处死的史实相混淆，当从《辽史》为是。自是漠北蒙古诸部“各复故地，仍贡方物”。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征讨和招抚，辽与漠北阻卜部落基本上维持了稳定的朝贡关系，如辽圣宗开泰八年（1019年）七月癸亥：“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重熙十七年（1048年）六月庚辰，“阻卜献马、驼二万”。直至辽帝国灭亡，辽朝一直控制着漠北蒙古高原的局势，并保障了辽朝與西域之间贸易的畅通。

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除了进行征伐和招抚外，还采取了修筑城池、移民实边和屯田等措施，以加强对漠北蒙古高原阻卜等部的控制，其主要表现在：

首先，为了控制漠北蒙古高原腹地，据《辽史·地理志》载：辽朝先后修筑了河董城、静边城、皮被河城、镇州、维州、防州、招州、塔懒主城等，其城池主要位于从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上游以及肯特山-杭爱山一带。其边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可见，辽设置的西北边防城池，其主要功能是军事镇抚漠北高原的据点，即“镇西域诸部。”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据业师得芝先生考证，设置于镇州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南部克鲁哈和下游之南、哈达桑之东二十公里的青托罗盖城），而据陈师引证前苏联有关蒙古考古资料，考定蒙古哈达桑古城、乌兰巴剌合思古城和乌归湖西古城，当即是辽代设置防州、维州和招州古城遗址。关于西北边城设置之时间，据《辽史·萧挞凛传》载：统和中，西北路招讨使萧挞凛“以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绝边患。从之。”《辽史·圣宗纪》亦载：是年六月“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而《辽史·地理志》更进一步明确记载了设置镇州、维州和防州的情况：“镇州，建安军，节度。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两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洲。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维州，刺史；防州，刺史。”故萧挞凛上表乞建三城，当即为皇太妃奏置之镇州、维州和防州三城。长泽和俊先生认为：“辽在漠北的霸权大抵一直持续到辽代末期，三城的建筑可以说是奠定了辽在漠北的地位。”不过，除了军事镇抚外，辽帝国西北边防城之设置，亦具有维系辽与漠北蒙古高原腹地以及西域交通的功能，盖西北路招讨司所在之镇州，不仅是边防军事重镇，也是各国使节和商旅往来之要道，据朝阳博物馆所藏石碑《韩公墓志铭》载：“明年奉使沙州，册主帅曹恭顺为敦煌王。路岐万里，沙啧百程，地乏长河，野无丰草。过可敦之界，深入达妲。【囊】橐告空，糗粮不继。诏赐食羊三百口，援兵百人，都护行李，直度大荒。”可见，镇州可敦城为辽外交使节途径往返之地，并非仅仅用于军事镇抚，也是为了保障漠北蒙古诸部与西域诸国到辽朝的朝贡使节和商旅往来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前述辽帝国修筑的城池，大体位于以古回鹘城为中心的漠北蒙古高原，其地理位置均分布于从西域到漠北蒙古高原，再经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上游南下，抵达辽上京的草原丝绸之路腹地，也足以说明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的经略，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障从辽上京到西域、乃至欧亚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达。诚如杨蕤先生所论：“辽代修筑边防城池，应该具有控制东、西商路及贸易的目的。”

其次，辽帝国为了控制漠北蒙古到西域的商旅要道，还大量向边防城移民，以充实边防。据《辽史·地理志》载：“河董城，本回鹘可敦城，语讹为河董城。久废，辽人完之以防边患。高州界女直常为盗，劫掠行旅，迁其族于此。东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辽圣宗时“选诸部族两万余骑充屯军，”又迁“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洲。”开泰三年（1014年），又于镇州之西以女真户置招州。除迁徙女真、汉人等异族外，辽帝国还以边防城池作为流放犯人之地，如《辽史·王鼎传》载：鼎于寿昌初年因获罪，“杖黥夺官，流镇州。居数岁，有赦，鼎独不免。会守臣召鼎为贺表，因以诗贻使者……上闻而怜之，复其职。”辽帝国移民实边，并非是贪图边城之税赋，因其“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故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障漠北蒙古高原至西域草原丝绸之路的畅达。

最后，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还体现在其在西北边防城池屯田，据《辽史·耶律唐古传》载：【统和二十四年】“西番来侵，诏议守御计，命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凡十四惗，积粟数十万斛，豆米数钱。”由于磨古思之乱，辽朝一度动议将汉人安置在漠北盐泺之地进行屯田，以为西北军费之补充，据《辽史·刘辉传》载其“大安末，为太子洗马，上书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然而，由于漠北蒙古高原之自然环境多为草原、沙啧，并非适宜农耕，且辽朝限制屯田户之牧地，故屯田效果不彰。所谓“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年给纠官之业，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略，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秕，重以倍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且畜牧者，富国之本。有司防其隐没，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随时补调，不习风土，故日瘠月损，训至耗竭。”不过，由于屯田户多为移民实边之女真人、汉人等，其漠北蒙古阻卜诸部落并不承担屯田之义务。

由此可见，辽帝国通过征伐、安抚和修筑西北边防城池以及移民实边、屯田等方式，以实现其镇抚漠北蒙古阻卜等诸部落之目的，并保障辽上京至蒙古腹地与西域乃至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之畅通。

三、辽帝国与漠北之贸易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响

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经略的重要目的是保障与漠北蒙古和西域等地的贸易联系，从而维持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故辽朝与漠北蒙古阻卜等部进行了多次以朝贡贸易为特征的经济贸易。

据《契丹国志》记载：“正北至蒙古里国，……唯以牛、羊、驼、马、皮毛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南至上京四千余里，又次北至于厥国。……唯以牛、羊、驼、马、皮毛之物与契丹为交易，东南至上京五千余里……又次北近西至达打国……契丹常为所攻。如暂安静，以牛、羊、驼、马、皮毛之物为交易，不过半年，又却为盗。东南至上京六千余里。”显然，辽与漠北蒙古贸易以牲畜、皮毛为主。其交易方式，主要是漠北蒙古阻卜等部向辽朝的朝贡贸易，据前引《辽史·圣宗纪》载辽圣宗开泰八年（1019年）七月癸亥：“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重熙十七年（1048年）六月庚辰，“阻卜献马、驼二万”。而貂皮之物，契丹无论贵贱，均十分喜爱，所谓“贵者披貂裘，以紫黑色为贵，青次之。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貂毛、羊、鼠、沙狐球。”，当为与漠北阻卜诸部贸易之大宗。因辽帝国对貂皮需求量太大，以至于逐渐成为漠北阻卜乌隈、于厥诸部的一项沉重负担。

此外，辽与西域高昌回鹘设立互市，并在辽上京设置回鹘营，显然也是通过漠北蒙古高原的草原丝绸之路进行贸易。据《辽史》卷60《食货志》载：“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此外，据《契丹国志》记载，“契丹时，三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黑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由于西域诸国经过漠北草原丝绸之路抵达辽上京贸易的使团、商人甚多，故辽在上京专门设置同文驿以接待诸国贡使和商人，并在上京专门设置“回鹘营”，以供西域商人居住，据《辽史·地理志》载：“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不仅高昌回鹘一年一次向辽朝朝贡，西域其它诸国，亦多跟随高昌回鹘向辽朝朝贡，如辽圣宗统和七年（989年）二月，“戊寅，阿萨兰、于阗、辖烈，并遣使来贡。”阿萨兰，亦称阿萨兰回鹘，据华涛先生考证，即西域之高昌回鹘，《契丹国志》亦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甘州、沙洲、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百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兵器、斜里合皮、褐里丝、帕里呵、门得丝，以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可见，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其重要目的即在于保障辽与西域草原丝绸之路商旅要道的貿易。

关于从中亚、西域经漠北蒙古高原，到辽朝上京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学术界已多有论述。其中董尚礼、程卫红先生所撰《从辽与回鹘的关系看草原丝路及其贸易货币》一文认为：“从阿萨兰回鹘出发，沿金山南麓或绕过金山进入辽上京道，经过辽属部（主要是乃蛮部和黠戛斯）到古回鹘城、镇州、塔懒主城、皮被河城、河董城，直通辽都上京。”此一路线，应该是从西域经过草原丝绸之路通达辽朝上京的主要交通路，不过，苏北海先生认为：进入汉代，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其一，可以称之为南道，即由内蒙古长城地带向西，穿越今宁夏北部，经居延海，至伊吾，向南可经由高昌过今阿克苏、喀什，然后进入阿富汗，向西抵达里海一带。此条路线实际上也是十二世纪初，塞尔柱王朝御医马卫集所撰《动物志》（亦称《马卫集》）中西域到辽朝的商旅要道，其路线是从喀什葛迩到叶尔羌约需4天时间，再行10天左右到达于阗，再行5天抵达扜弥（keriya）,再行50天到沙洲（敦煌），沿居延海，经过可敦城，抵达辽朝境内。唯《马卫集》中的可敦城，今属何地？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钟焓先生认为：其并非漠北蒙古之镇州可敦城，即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南部克鲁哈和下游之南、哈达桑之东二十公里的青托罗盖城，而应是俗称“青冢”的可敦墓，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郊的王昭君墓。俟考。伊吾向北，可经由吉木萨尔、天山、伊犁、塞里克湖抵达中亚河中地区，即传统丝绸之路之天山北道；其二，可称之为北道，即由色楞格河、鄂尔浑河一带的漠北单于庭出发，西沿燕然山进入科布多盆地，复穿过阿尔泰山，沿乌古论河，西南趋于塔城，到达河中地区。虽然苏北海先生所论为汉唐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训至辽代，草原丝路的南北两道走向，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自匈奴、突厥以后，漠北高原虽多易其主，尤其是840年，黠戛斯人攻灭回鹘汗国，导致漠北蒙古高原发生回鹘民族的大迁徙，漠北蒙古高原处于权力真空地带，黠戛斯并没有控制漠北蒙古高原，而是东向攻打室韦，漠北蒙古高原为阻卜部落所散居，直至十世纪契丹的崛起和耶律阿保机的西征，漠北蒙古始处于辽帝国的控制之下。虽然唐代以来，漠北蒙古高原的主要统治者不断变化，但是漠北蒙古高原作为辽帝国通往西域乃至中亚、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腹地和枢纽的地位始终未加以改变。汉唐时代，“以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地区为核心的蒙古高原腹地则成为沟通中西的枢纽，中原的丝绸绢帛、西方的美玉珍宝，通过草原通道辗转流传。匈奴之后，虽然北方草原几易其主，但由于中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绿洲丝绸之路时断时续，许多西域及中亚商人依然取道草原进入中原进行商业贸易活动……草原沟通中西的功能并未中断，内蒙古高原腹地在中西交通中的枢纽地位也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的经略，保障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西征以来，从西域经漠北蒙古高原腹地，抵达辽上京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达。

综上所述，840年，回鹘帝国灭亡后，漠北蒙古高原再次陷入权力真空的地带。随着辽帝国的崛起，其先后通过三次大规模对漠北蒙古高原的军事征伐、设立城池、屯田移民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的经略，从而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线，保障了从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本文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四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