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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其中有“为己”一词，便知道这句话说得很自私了；再看到其中的“使天下”，就知道这句话说得简直就是自私至极了。很显然，韩非的这句话是说给国君听的！国君常年身处于深宫之中，这就决定了他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知道天下所有的大事小情的。 怎么办呢？两种办法：第一，群臣进真言；第二，变法防奸科。但是，这两种办法要想真正地操作起来，又岂知这是何等的艰难啊！ 就说第一条的“群臣进真言”吧。两个方面的问题：臣子方面，敢不敢进言？又是否是真言？国君方面，愿不愿意听？又是否听得进去？听后改不改呢？等等这些问题可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而关于君臣关系问题，韩非子从以下诸方面进行了剖析。首先，“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此说的是，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他本人就有使人不得不去爱他的独特魅力；而一旦有了这种魅力，他则就不会依赖别人仅仅是出于爱而为他效忠与效力了。这个很好理解，因为靠别人的主观爱好而效忠自己，此毕竟不会长久；而以自己的魅力征服别人，使别人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效命，这才是为君之道统治下臣的长久之计。而君臣之间的关系再怎么亲密，但那终究不是骨肉至亲的那种亲情；没有一套完备的制度做保障，君臣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是很脆弱的！再者，“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就是说，圣明的君主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他们则必定会设立赏罚之法制措施来昭示天下了；果真如此的话，则国君虽然不亲口去教化百官、不亲眼搜索奸邪，而国家却照样会治理得很好。还有，韩非说：“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其意思是，作为君主，并非你眼睛像离娄一样那才算锐利，也并非耳朵像师旷一样那才算灵敏。假定国君的眼睛不靠法术，假定国君的耳朵不靠权术，那么，这样的眼睛与耳朵照样会是形同虚设，照样摆脱不了上当受骗的命运。最后，韩非又补充道：“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其意思是说，作为圣明之君，就要使得天下不得不为我所看、不得不为我所听！既便是自己身处于深宫之中，但也同样能明察于四海之内，并且还可以使得天下之臣民不能蒙蔽和欺骗自己。何以如此呢？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耳聪目明的形势形成了。所以说，国君如果善于借势，那么国家则必会得到安定；而国君如果不知借势，那国家则必会危险了。 其次关于“变法防奸科”的问题，韩非自然而然地举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的例子。说变法之前的秦国风俗，君臣废法而行私，因此便国乱兵弱而君主卑弱。但自从商鞅劝说秦孝公要变法易俗之后，秦国倡明公道，奖励告奸，抑制工商，便利农耕。从此，泰国的百姓便摒弃旧俗，并对违反新法的人刑罚严厉而坚决，对告发奸邪的人赏赐优厚而守信；而秦孝公更是坚持地推行商鞅新法的。民众后来习惯于有罪必诛，而告发奸私的人也就多了，以致于最后民众没有敢犯罪的，刑罚也便自此没有了施加的对象。由此可见，法制最终使得秦国国家太平而兵力强盛，土地广大而君主尊贵；到此，最好的治国法术韩非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只看国君们接受不接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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