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历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感叹，为之沉思，为之研究；虽短短的二十二字，却字字珠玑，透出了人生的许多感悟和哲理，可谓千古绝唱！
对于这首诗的研究历来有数不胜数的作品或论文。纵观这些作品或论文，很多都只是从一个角度去研究陈子昂的，比如有从艺术魅力去研究的、有从时空概念去研究的，更多是从陈子昂当时的政治遭遇去研究的。而我每每解读，与陈子昂似有感同身受。陈子昂当时写这首诗其实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几多忧患几多愁的复杂心情和叹生不逢时、报国无门的百感聚集。因此，笔者一方面综合历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感受，对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究竟有几重感慨进行解读。
一、陈子昂创作《登幽州台歌》的原因
陈子昂（公元659年－公元700年）［1］，二十四岁中进士,二十九岁时曾向武则天上谏《答制问事八条》，主张减轻刑罚，任用贤才，延纳谏士，劝功赏勇，减轻徭役等，但因“言多直切”，不讨武则天喜欢，因而罢职。几年后，又因牵连“逆党”之事，被捕入狱。695年出狱后，在洛阳任右拾遗。696年,东北边地契丹族乘李尽忠叛变之机,起兵南侵，攻陷幽州、冀州和营州。武则天命建安王武攸宜率军征讨，然武攸宜不谙军事，屡战屡败。陈子昂时任军中参谋，多次向武攸宜进言，不纳；又主动请军万人为前锋，以遏敌势，武不但不听，反而将陈子昂降为军曹。陈子昂就是在这种满腔抱负和爱国热情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遂登上幽州台“怆然而涕下”！这是创作的直接原因。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指出：“……文章道敝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2］陈子昂就是在这篇《序》中，吹响了反斥当朝淫艳颓糜的“宫体诗”、恢复“汉魏风骨”的号角，成为中国古代打起复古旗帜的第一人。陈子昂写下这篇《序》时，当时的文坛又是怎样的形势呢？较陈子昂稍前以王勃为代表的“初唐四杰”也进行了文风革新，但两者在“骨气”、“文章之道”以及改革的方向和措施等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３］，而且在陈子昂提倡文风运动时，“初唐四杰”基本作古了。与陈子昂同时代的占文坛统治地位的沈佺期、宋之问以及“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却是“……绝大多数诗篇，都是应制，奉和诗作……这些作品显然远远地离开了人民，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状况，他们极少关心，甚至漠不关心的。”［4］又如《新唐书.宋之问传》说：“于是张易之等蒸呢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这些反映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坛代表们贪图富贵、谄媚权威的心态，因而其作品也就缺乏艺术感染力和积极健康的内容，他们主要对律诗的定型有着重要的贡献。沈宋虽曾有过超出应制、奉和的圈子的作品，但基本是他们被流放岭南时所作。如沈佺期的《渡汉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宋之问的《度大庾岭》，等等。陈子昂大声疾呼、力主革新，而应者廖廖，此时登上幽州台，能不“独怆然而涕下”？这是创作的间接原因。
二、解读陈子昂独登幽州台时的感慨
诗人走向幽州台，想到国家的命运危岌、前途暗淡，感叹世道沧桑，乃悲痛万分，当歌以哭：“过去的和将来的明主，你在哪里？我何时才能见到你们，何时能给我一个施展才华、力挽狂澜的舞台？幽州台啊幽州台，你曾凝结了多少悲壮的故事，融铸了多少英豪的血泪！枉我陈子昂空怀宝剑，报国无门。面对着你，纵有千言万语，我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化作千行热泪，蹒跚着踏上你的台阶，请你慢慢抚慰我心灵的悲痛，听我细诉衷肠！”这就是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的第一重感慨——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失意感。陈子昂现存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对他的这种悲痛的失意感也有很好的印证。“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
陈子昂在文坛上的革新运动，无论愤慨也罢，大声疾呼也罢，然与他同调者廖廖无几。与他志向相同的“初唐四杰”已早早地辞世；而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这些盛唐诗坛上的璀璨的巨星却还不曾出生，这种“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滋味不得不使他感到异常的孤独。继而，诗人又想到与他同时代的“沈宋”和“文章四友”的淫艳浮藻之文风、应制取宠之媚态，一种陡兀孤寂感如暴雨骤袭，瞬间将无奈的“我”置于空旷无依的“悠悠”的苍穹之中。“独怆然而涕下”，一个“独”字妙不可言，有如柳宗元的“独钓”之意境，刹那间万籁俱寂，百川滞流，无不为展现于面前的这样一位壮志满怀、爱国忧民的伟大诗人而“涕下”！这就是陈子昂的第二重感慨——知音难觅、独立苍穹的孤悲感。
长篇历史小说《陈子昂》虽不能作为史实资料，但从某些侧面对陈子昂四十二年历程的起落荣辱有过系统而深刻的描绘。解读中国的历史，“从孔夫子弃鲁周游列国开始，文人的生存更多地依附他人，更不用说实现人生的抱负了；……于是乎他们的命运便与渴望权力与拒绝权力连在一起，成为文人们难以摆脱的人生情绪和命运锁链。”［５］像陈子昂这种刚直不阿、率真坦诚、忧国忧民的文人又何尝不是呢？陈子昂与武周王朝的隔阂，在仕途上的失意惆怅，在文坛上的孤掌难鸣，使年近四十的他逐渐“念”时光之“悠悠”流逝，叹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和无奈。“前不见古人”，不是前无古人，而是“我”既不见古人，古人亦不及见“我”。“后不见来者”，也不是后无来者，而是后人“我”不及见，后人也不及见“我”。见“我”和“我”见的，只是这个时代；而偏偏在这个时代，既无古代英雄，亦无将来俊杰。人生之苦短，过客之匆匆，生不逢时的“我”啊，几时才能见到“我”想见的人呢？这是陈子昂的第三重感慨——岁月无情、时不我待的忧生感。
明朝诗人李于鳞曾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是唐人绝句的压卷之作，而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以“古人”和“来者”为纬线，以“天地”为经线，以他那颗独一无二的心灵，穿梭时空，超然物外，与“古人”和“来者”进行着无限的交流。这首诗本是登临之作，而全篇没有一字描写所见所闻的。难道诗人没有看到听到周围的一切吗？不是的。此刻，诗人已穷通古今之变、尽阅人世沧桑，纵临千载，旷视四海，眼前的景物和个人的荣辱在浩博的宇宙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唯有这宇宙，这时空是永恒的！这是陈子昂的第四重感慨——物我一体，超越有限的时空感。
回头再读这首诗，看诗人那种百感茫茫的复杂心情，那种感时伤怀的忧郁情调，那种俯视旷野的孤高抱负，都从简短四句中崩发出来；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述“两句五言,两句骚体,就那么直截了当地喊了出来”。而此中是悲是愤？是爱是恨？是高亢还是跌宕？是狂歌还是痛哭？欲说还休……
[1]彭庆生《陈子昂生卒年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2期
[2]《陈伯玉文集》卷一
[3]杨林《陈子昂与王勃的异同》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3月，第17卷第1期
[4]万青《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云南蒙自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9月，第14卷第3期
[5]高卫红《生命绝唱中的灵魂寓所》内江师范师院学报，2003年，第18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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