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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至明中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矛盾交织、冲突迭起的错综复杂局面。艺术和审美领域，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美学思想，其特点一是主“意”尚“神”，强调细腻地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艺术趣味逐渐流行。与此相关联，主“平淡”尚“清新”，追求自然之美的审美倾向，也日趋明显。 二是重“道”轻“文”，是理学家的普遍主张。 三是“以禅喻诗”，成为这一时期的世风时尚。在这个时期，突出地表现上述倾向的著名美学家则是司空图(晚唐)、苏轼(北宋)、朱熹(南宋)和严羽(南宋)等人。  司空图诗品解说(修订本) 首先，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主“意”尚“神”，强调细腻地表现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艺术趣味逐渐流行。例如，杜牧提倡“义以意为主”，张彦远主张“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等，都强调艺术应以表现人物内在精神世界(“意”)为根本特点。  诗人杜牧画像 另外，与隋唐五代绘画注重形神兼备的审美风尚不同，宋代的文人画表现出重传神、重神似的审美倾向。邓椿明确地说：“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日。传神而已矣”。  《千里江山图》局部-王希孟 与此同时，在艺术和审美领域中出现了主“平淡”、尚“清新”、追求自然之美的审美倾向。苏舜钦说：“会将去古淡，先可去浮嚣”；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欧阳修坚持为文“务求平淡典要”，方回强调写诗“意味之自然者为清新”，而集中体现上述美学倾向的则是苏轼和司空图两人。  欧阳修纪念馆 苏轼本人工诗词、善书画，在艺术上堪称“行家”。他强调写文章“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传神与相一道”，明确强调艺术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特价值。  苏轼潇湘竹石图 但是，苏轼在中国美学史上更重要的意义却在于，他作为后期封建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身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委婉曲折地流露出一种欲进(高升)不能，而欲退(退隐)也不成的深沉苦恼，一种对理实企图超脱而又无法真正超脱的感伤情绪，一种对人生试图解脱而又事实上不可能得到解脱的怅惘心理。  《苏东坡》图 似乎悟解了人生真谛，并将这种悟解渗透进审美和艺术领域中，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视为现实美的极致和艺术美的上品，从而赞赏“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推重“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主张“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成，乃造平淡”。他对自然之美的这种追求和爱好，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千百年来，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苏东坡词集》 其实，在苏轼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崇尚平淡清新的审美倾向，早在司空图的《诗品》中即已初见端倪。司空图的《诗品》虽然全面介绍了意境风格“雄浑”之壮美和“冲淡”之优美两类诗歌，但是在这二者之中他明显地推重“冲淡”之优美，司空图的这一审美倾向，透露出早在晚唐，时代的审美理想就已由崇尚。雄浑”之壮美向崇尚“冲淡”之优美转变的信息。  司空图《诗品》 当然，司空图在中国美学史上的贡献不止于此。他在对审美感受的经验性反省中，已经领悟到诗美的本质所在了。具体地说，他已经明白，“全美”之诗必然是“象外之象”与“韵外之致”的统一，能给人以。味外之旨”审美享受的艺术品。  司空图《诗品》解说 在他这里，所谓的“象外之象。与“韵外之致”的统一，也就是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景物与情思的统一，这是就诗美而言的；而所谓的“味外之旨”，也就是能从有限的艺术形象中品出无限的意味来，这是就“全美”之诗的美感特征而言的。  苏轼词意图 所以，在司空图美学中，“三外”(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乃统一的有机整体，也是艺术美的本质所在。另外，司空图还就“全美”之诗的构思和创作规律发表了“思与景偕”和“万取一收”的重要观点。 前者强调主体应从与自身的情思相融合一的客体景物中去发现美，后者强调主体应善予将大千世界的美凝聚进有限的艺术形象中，创造出含蓄不露，耐人寻味的艺术意境来。司空图的以上认识，都是相当深刻的。所以，司空图美学实是前期封建社会美学向后期封建社会美学转变的重要标志。  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 其次，就在这一历史时期，理学家们出于巩固封建政治秩序的需要，巧妙地将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道德规范(“理”)高扬成统治宇宙万物的至上法则(“天理”)，从而对后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随着理学的兴起，文道关系论紧接在唐代古文家韩愈、柳宗元之后，在宋明两代重新提出。诚然，由表面看，宋明理学家所鼓吹的“道”与唐代古文家提倡的“道”，是一码事，二者所指都是孔孟之道，但实际上，古文家尊奉的“道”与理学家鼓吹的“道”二者差别很大。 《二程学谱》 这表现为，唐代古文家提倡“道”除了积极维护宗法伦理之外，还包含着发扬个体人格的独创性成分，其锋芒针对六朝以来骈体淫靡文风，并且这些古文大家均重道又重文。 比如，韩愈认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以及李汉(韩愈之女婿)坚持“文者贯道之器也”等等，所体现出来的都是这种倾向，而宋明理学家则不然。虽然这些理学大师之间的具体观点因人而异，但在重道轻文这点上，他们的旨趣是一致的。 韩愈简笔画 例如，周敦颐主张“文所以载道也”，将“文”看作“道”的传声筒；二程则公开宣扬“作文害道”，要求取消文学艺术，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将文与道的关系看作本末主从关系；王阳明则说“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认定“道”(理)是根本，而“文”就包括在“道”的里面，只要专于“道’，“文”自然就表现出来。 南宋理学家、思想家朱熹 宋明理学家将“道”(理)视作统治宇宙万物的最高法则，认为“道”(理)就是一切，“文”是微不足道的，极力贬低艺术和审美的价值，这股思潮的恶劣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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