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 张圣锐 古汉水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战国后期，秦国夺取汉水上游重镇汉中及成都平原后才取得与楚战争的主动，迫使楚国政治重心东迁淮河中游，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两汉王朝的建立与稳定与汉水流域关系更大，汉高祖刘邦正是自汉水上游开始建立帝业。 “明出子午，暗度陈仓”，是韩信指挥的第一场大仗，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汉中反攻关中的成功战例。但韩信的成功并非仅因其出色的指挥才能，现在看来，畅通的古汉水水系的利用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四百年之后，诸葛亮也数次从汉中北伐中原，他和韩信同面临秦岭天险，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 近日，在新书《秦崩》、《楚亡》发布之时，历史学家李开元结合文献史籍、出土文物与实地勘察地上遗迹，揭示了一系列未解之谜。韩信统领汉军反攻关中，是在武都大地震（公元前186年）之前。那时候，汉水是连通陇西和鄂西的畅通水道，汉水上游地区，舟楫便利，可以沿故道一路靠近陈仓。在这样的交通条件下，韩信“暗出陈仓”的策略，在粮草和兵员的输送上不会有重大的障碍。畅通的古汉水水系的利用，可谓是天助。四百年之后，诸葛亮也数次从汉中北伐中原，他和韩信一样面临秦岭天险，但是武都大地震之后，汉水分断为两条水道，地利之便便不复存在了。究竟山水之利如何影响了这两次重大战役的结局？ 溯源 “中国古人第一次见到的大水是汉水” 在人们的印象中，长江黄河应是中国第一、第二的大江大河，它们的历史也远远超过汉水，古代的江、淮、河、汉四渎之说便是典型的代表观点。 但在地质和考古学界却有一种新说，在长江、黄河形成的七亿年前，汉水便在今日甘肃东南部和陕西省的西南部形成了，由丁咚之泉渐成潺潺之溪，继而发展成浩荡之水，终至形成气候，一泻千里地横贯中国南方大地。最后，携风带气、泥沙俱下、恣肆汪洋地流入东海。以当时的气候条件和江河流域辐射面积推论，汉水当属中国境内的最古老最大的江河。 汉水形成七亿年之后，长江和黄河才逐渐形成。可以设想，在乾坤奠定之时，长江仅仅是一条小溪，或者说长江远不是当今的规模和流向，甚或它确实是汉水的一脉支流。长江成为第一大江源缘于地质发生的强烈折皱和对汉江古老河道的“袭夺”。现在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在一亿五千万年以前才从汪洋大海中隆起，渐渐成为陆地。 直到距今约五千万年前，由于印度大陆板块向北运动，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挤压，使古地中海的东部逐步隆起。形成了原始的青藏高原，长江西流的通道被阻塞，不得不“另行出路”。 随着青藏高原的进一步抬升，形成了今日大江东去的态势。有青藏高原及雄峰巨峦的终年积雪为后盾，长江的水势自然超过源自嶓冢山和玉带河的汉水，因而“袭夺”成为主流。 这种“袭夺”对汉江实行了斩头去身：在源头夺走了汉水的第一源头“西汉水”，使汉水源头向东缩移到现在的嶓冢山，而在汉口以下夺走了辐射辽阔而悠远的中下游水道和水源，使汉水由横亘在中国南方大地的一条巨龙缩身为一条小蛇。 著名历史学家石泉教授通过《三国志》人物围绕赤壁之战的对话发现：当时人们实际把汉水作为长江的上游。由于一直把文献中的“长江”与今天的长江画等号，后来争来争去，赤壁之战总在长江上打。 华中科技大学张良皋在《巴史别观》中作了如此的论断：“中国古人第一次见到、并予命名的大水是汉水。……汉（水）至迟到春秋时期保持着第一大水的地位。我们不要见到‘河汉’、‘江汉’连言，就以为江、河大于汉。在这种构词结构中，‘河’、‘江’都是形容词，而‘汉’作为‘大水’。汉水比往北的渭河、黄河都大，至今仍是事实。” 历史 “汉中形势最重”，对秦王朝统一意义非凡 介于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之间的汉水流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具有重要经济与军事战略地位的地带。古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中游的南阳盆地 、襄宜平原、下游江汉平原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水稻农业区，而且又以南北交汇、地居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强在《汉水流域与秦汉王朝的兴盛》一文中称，春秋至战国前期，汉水流域分别被楚 、巴、蜀、庸等诸侯国割据。战国前中期，楚国是汉水中下游地区最大的势力 ，秦国曾对汉水上游一带有过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并曾一度占领南郑，因巴、蜀等方国的顽强抵抗，但大都无功而返。至战国中期后，天下形势大变， 出现秦、楚 、齐三强鼎立局面。尤其是楚国， 拥有重兵，国力一度称雄， 并且国土辽阔，“楚(西)自汉中， 南有巴、黔中”。应该说同样具备吞并六国、建立一统霸业的实力。此时，汉水流域特别是上游地区是楚西御强秦的重要屏障，对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经过几代君王的不懈努力及商鞅变法等重要改革， 秦国国力渐强，已具备东进决战诸侯的能力。 秦惠文王正是听取了苏秦的意见，将战略重点开始转向西南，先是以“石牛粪金”的假话诱骗蜀王修通了金牛道，为灭蜀打通了道路。但紧接着发生的魏、韩、赵、燕、楚“五国伐秦”军事行动暂时中断了秦国经略的西南战略 。 “五国伐秦”事件结束后，秦虽然损失不大，但要立刻进攻中原，争“天下之朝市”的条件并不成熟，在这种形势下秦国莽撞东进征伐是很危险的。而为了富国强兵则必先兼并巴蜀与汉中之地，这已成为秦国是否能走出困境、实现战略转折的军国大事。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 316 年）是东进灭周还是西南征蜀，秦国上层发生激烈争论。 经过激烈辩论后，秦果断决定出兵伐蜀。借巴、蜀交恶之机，司马错挥师沿褒斜道南下，很快占领汉水上游与成都平原。这实际上等于打开了楚国京畿腹地的西门户，对楚的国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后，秦不断蚕食楚境，从秦惠文王十四年到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先后攻占楚召陵、方城、鄢、南郡等 20 多座城池，特别是白起攻陷楚郢都，更给楚以致命一击。 楚国政治重心被迫东迁淮河流域，从此国势走向衰落。秦取汉水中上游后，秦武王派重臣任鄙为汉中郡守，以新城为治，并两度亲临新城察，以视重视。兼并蜀地与汉水上中游地区， 对秦国的发展与统一进程意义非同寻常 ，结果使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一跃而成为七国之首雄。 清代著名地理学者顾祖禹说：“汉中形势最重，春秋以降属楚，楚为最强，秦不能难也；秦惠文王十三年攻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而楚始见凌于楚矣。”到秦始皇执政时，南方“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方已拥有上郡、太原、上党，东有河东大片土地，政治地理形势已一片大好。显然，攻取汉水流域成了秦在战国后期逐步强盛的关键转折。 古汉水流域的陆上交通 秦汉时期古汉水水上交通艰难险阻，陆上交通发挥着重要作用。秦汉时关中、洛阳通往汉水流域的交通路线计有褒斜道、故道、傥骆道、子午道、武关道、方城、三鸦道 、“义阳三关道”等陆路信道。 当时汉中郡是关中通往蜀地、云滇的必经之地，有秦蜀交通咽喉之称。关中与汉中之间阻隔着著名的秦岭天险，虽直线距离不过近300公里，但山势高峻，鸟道蜿蜒，许多地段仅有栈道相通，古有“蜀道难”之叹 。 由于汉中盆地地处秦蜀交通网络辐射中心，北有故道、褒斜、傥骆、子午四道通往关中， 南有米仓、金牛、荔枝等道通往蜀地，乃秦蜀间驿传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秦汉王朝均十分重视对汉中南北交通道路的整修。 故道（又称陈仓道或嘉陵道），是关中至汉中间最早通行的道路。后来汉高祖刘邦以“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奇袭三秦也是选择这条路线。不过从整个秦汉时期的实际情况看 ，当时最重要、使用最频繁的仍是褒斜道、武关道。 褒斜道由汉中向北入秦岭沿褒水河谷与斜水河谷可直达关中岐、眉一带，为关中通往汉中、蜀地的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故司马迁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虽然也较为险峻崎岖，但比起故道的“迂回多阪”，仍然较为近捷，因此秦汉两王朝均选褒斜道为中央入巴蜀的正驿大道。 秦人开通了褒斜道后，加强了与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拥有了稳定的西南后方，国力迅速提升，故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之说。 到了汉代，汉王朝对褒斜道的通塞更为重视，多次诏员组织整修，以保证驿路的畅通。东汉明帝时，汉中郡官员还奉诏组织刑徒在褒斜道南端褒谷口开凿了一个巨大的山体隧道以便利通行，被现代学者誉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工开凿的山体隧道。 武关道（又称蓝关道、蓝田道），即从长安东南经今西安市蓝田县至商洛市丹凤县武关镇，翻越秦岭沿丹水河谷通往汉水中游南阳盆地、荆襄平原的著名古道。与褒斜道一样，武关道在秦汉时期是沟通关中与中原、荆襄的主要交通干道。 战国时，武关道是秦进攻楚国最近捷的道路，《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恫吓楚怀王说：“大王不从秦，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公元前312年，秦出兵武关道在商丹一带与楚决战，楚兵大败；秦昭王十二年(公元前 297 年)， 秦以与楚结盟诱骗楚怀王至武关，劫至咸阳，最后怀王困死秦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汉水中下游设南阳郡和南郡，武关道即成为从咸阳至东南江汉间的驰道；秦末天下大乱，刘邦所率沣、沛义军自洛阳攻取南阳，经武关进至灞上，秦子婴献玺投降，秦朝宣灭亡；汉代，随着函谷关地位的下降以及汉王朝与江汉地区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武关道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西汉王朝也曾多次诏令整修武关道，并在关塞屯重兵防守。 武关道在秦汉时频频被用于军事，显示出其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还有刘邦赴汉中的子午道、韩信、曹参反攻三秦的陈仓道（即故道）以及傥骆道、方城道等，秦汉时也曾被用于军事交通，对于沟通关中、中原与汉水流域发挥过一定作用。 嘉陵江旁的古陈仓道。  本文来源：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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