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穴之士》| 曲飞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文青云，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1976年开始学习中文，拥有哲学、文学、中国语言和历史等多个学科的学位，曾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亚太学院副院长，亚洲社会和历史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史、思想史。

关于本书

《岩穴之士》是第一部对东汉末年以前的中国早期隐逸文化和隐逸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作者以大量第一手史料为依据，追本溯源，探究隐逸文化及其思想依据的来龙去脉。

核心内容

本书把隐士作为中国古代早期特有的一个社会群体来研究，描绘出了跟人们固有印象完全不同的隐士形象，以及隐士这个群体的发展历程，包括了隐士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认证标准、几个主要类别、由盛到衰的历程，以及这背后的原因。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

书名里的“岩穴之士”，其实出自《韩非子》。古时候隐士大多住在山里，所以“岩穴之士”就被用来代指隐士。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汉学家之一文青云。他从1976年起就苦学中文，长期关注中国宗教、思想史的演变，这让他的汉学研究独树一帜。

他的这本《岩穴之士》，是第一部对东汉末年以前的中国早期隐逸文化和隐逸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书里提到的有名有姓的隐士有数百人。作者以大量第一手史料为依据，追本溯源，探究了隐逸文化及其思想依据的来龙去脉。不仅分析了孔子、庄子、司马迁等重要人物在隐逸传统形成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还论述了战国群雄争霸、汉帝国建立、王莽篡政、官吏察举制度、东汉党锢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隐逸传统的影响。很多汉学著作，比如《哈佛中国史》和《佛教改变中国》，都引用过他这本《岩穴之士》。

说起隐士，你想到的可能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躲在人迹罕至的山林里，与世无争，没有多少物质追求，不关心世界，只按自己的意志来安排生活，外部世界也很少能干扰到他们。同时，这些人又很有见识，对天下大势有着自己的洞察和态度，只是不愿意掺和，想跟主流社会保持距离。

但是本书中谈的“隐士”，跟上面这些人不同。本书作者认为，隐士，作为中国古代早期特有的一个社会群体。有时候，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出世，而恰恰相反，是入世。对于有些隐士来说，隐居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实现抱负的一种迂回手段。研究隐士的生活，是了解中国早期社会生态的一个有趣的角度。而隐居生活从本质上说，就是拉远个人与时代、与组织的距离，这种生活态度，也能给我们带来启发。

下面我们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全方位地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隐士。

第一，人为什么要当隐士？在这部分，我将带你进一步理解本书对隐士的定义，谁才是真正的隐士先驱？我还会从理论层面来解释，为什么说隐士的精神底色其实更接近儒家，而不是崇尚自然的道家？

第二，在作者眼中，隐士分为哪几大类？都有哪些代表人物和逸闻趣事？了解了这些人物，我们就会对隐士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

第三，隐士群体的兴衰。你看这本书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所谓早期指的就是战国到汉末，那为什么这个时间段隐士很多，后来隐士就越来越少了呢？这一部分将通过古代政治生态的变迁，来探讨隐士这个“物种”的由盛到衰。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看作者对隐士是怎么定义的。

文青云为隐士制订了一个相对严格的标准。他认为，能够被社会看重，并能影响当世和后世而不入世的高人，才称得上是隐士。可以看出，作者看重的是，你的隐居生活是否具有社会影响力。那么在作者眼中，谁才算得上是开启隐逸传统的人呢？他的结论一定出乎你的意料，那就是：孔子。

孔子的生平，显然并不符合作者对隐士的定义，而且正相反，他是积极入世的代表。然而作者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隐逸生活的理论基础，正是出自孔子。所以孔子虽不是隐士，却堪称隐逸理论的奠基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孔子的学说虽然强调为君王服务的义务，但同时也很强调个人道德操守。当这两种追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孔子给出的方法是：当一个邦国“有道”，也就是符合正义的时候，人应当出仕，为君王效力，而当邦国无道的时候，君子应该辞职，以避免道德上的妥协。这个观点写在《论语·泰伯》里，原话很有名：“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论语》的另一篇《公冶长》里孔子还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的治国大道推行不下去，干脆我扎个大木筏出海漂流去算了。表达的意思，也是把归隐作为没有条件实现政治抱负时的一个合理备选项。

也就是说，根据孔子的理论，邦国无道的时候，隐逸才是合理的。作者认为，孔子这个观点，是隐逸生活的理论根源。

在《论语·宪问》里，孔子还给出了隐逸的四个层次：“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意思是避开乱世、避开不好的地方、避开不给好脸色的人和避开不友善的言语，这都是贤德君子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儒家的理性和灵活性。理性是，人不能没有追求，一味消极，而是要有入世之心。这也正是孔子不赞同消极避世的原因。灵活性则是，人要学会审时度势，形势不好时退隐避让，不影响当君子。

所以你看，隐逸这种看起来跟儒家主流追求不符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完全可以被纳入儒家理论体系里去的。这也就回答了我们前面的问题，为什么说隐士的精神底色，更接近追求入世的儒家，而不是提倡出世的道家？注意，这个观点就是文青云研究的独到之处。

那隐逸传统里，有没有来自道家思想的影响呢？

其实也有。道家有一个五行理论，认为世界由五种基本元素构成，金木水火土，并且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比如《庄子·刻意》里，根据五行理论，把士人分为五种，其中土属性的山谷之士、水属性的江海之士，都代表着隐士，而他们和金属性的朝廷之士，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就和五行转换是一个道理，是自然的法则。说白了就是，每个隐士，都可以是潜在的“朝廷之士”，反过来也一样。

这样，隐逸就获得了来自儒家和道家的双重理论认证。隐逸和出仕不再被视为矛盾，于是才有了后世的那句名言：“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隐逸生活不一定非要远离世俗与政治，无论是山野、市井，还是朝堂，都可以是隐士的生存空间。

好，说完了隐逸的理论依据，我们再来更近距离地看看古代的隐士，看看他们是以什么为生的，隐居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隐士靠什么为生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自耕自作，自给自足。

那这就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他们的土地是哪来的？战国诸雄因为控制的领土越来越大，多数国家鼓励人民去偏远之地开垦耕作。这样，就为人们提供了政策环境，人可以选择到偏远之地当逸民、隐士。

第二个问题是，同样是种地，为什么你就是隐士，我就是普通农民？这就要说到隐士的几个大致的认证标准。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人设，要让大家认可，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受过教育，有知识技能，却甘愿退居林下，像农夫一样自耕自种，这样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淡泊名利的“隐逸者”。

第二，你要表现出一些被人认可的品质，比如正直、谦退、严于律己、没有不良嗜好等等，让人觉得你品性高洁，不同俗流。

最后，你最好还要是一个“有点来历”的人。我们说了战国以来的领土扩张，使一些人从原来的核心地区，来到边远地区。在当地人眼里，这些“大地方来的人”，拥有不凡的阅历和见识，并且很可能跟体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渠道表达他们对朝廷的看法。所以他们也就成了大家眼中优于本地土著的贤达。

隐士的名声，就是这么营造出来的。讲到这，你对隐士想必就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轮廓了，包括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归隐，怎么生活，又怎么获得名气。

第二部分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作者眼中隐士的不同类别和代表人物。了解了这些人物，我们就会对隐士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

剔除掉那些半神话性质的隐士，比如传说中教授张良兵法的桥上老人黄石公，有确切事迹可考的隐士，在作者看来可以分为六类。

第一种可以称为野隐，就是彻底保持在野身份，不愿介入政治，这也是最符合字面含义的隐逸。

野隐的代表人物有庄遵和梁鸿。庄遵是汉代大学者扬雄早年的老师。他以看相占卜为生，每天挣够了生活费就收摊回家，给人讲授《老子》，他的著作至今存世。

梁鸿就是成语“举案齐眉”的主人公，以高风亮节闻名，他曾是太学生，却讨厌当时盛行的章句之学，宁愿去上林苑养猪。他对章句之学的批评惹恼了当时的皇帝汉章帝，要抓他，梁鸿改名易姓逃到南方隐居。

第二种是帝王师友。这种隐士能对帝王产生直接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汉初年的“商山四皓”。

商山在今天的陕西商洛，皓是白色的意思，商山四皓，就是隐居在商山的四个白发老头。他们本是秦始皇的文官，秦末战乱，就入山隐居。刘邦几次请他们做官，他们都没答应，而后来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改立他和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这时刘盈的母亲吕后请出了商山四皓，他们对刘邦说，“我们之前不肯奉诏，是因为陛下您不尊重读书人，而太子礼贤下士，所以我们愿意辅佐他。”刘邦一看太子能把自己都招不来的人请出来站台，可见羽翼已丰，动不得了，终于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商山四皓这种能对帝王产生影响的隐士，被认为是隐士的最高境界。

第三种类型，是与帝王亲近的侍臣。最有名的代表要数东方朔。

关于东方朔的传说很多，他的真实面目应该是一个带有道家色彩的宫廷宠臣，他的官阶并不高，但知识渊博，言谈诙谐，所以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往往能以幽默的方式劝谏汉武帝。由于不触碰权力，东方朔得以在严酷的汉武帝时代自保。

第四种类型，是政权的不合作者。他们是出于对儒家理念的信守而归隐。

和第一类的野隐者不同，他们原本都是有志于政治的，但由于不能融入时局，或是对政权不满，他们或主动被迫，选择了归隐。

主动归隐的，比如汉昭帝时期的河北儒家名士韩福。他被汉昭帝召见，但表示不愿为官，而更愿意回乡教学，汉昭帝没有勉强他。比他更激进的是王莽时期的隐士龚胜、龚舍兄弟，他们认定新朝不合天道，宁可自尽也不为王莽效力。他们属于以死来捍卫正统理念的隐士。

而被迫归隐的，主要就是东汉党锢之争的失败者，比如当时的几个名士集团“八俊”“八顾”“八厨”。俊是指有才华，顾是指有名望，厨就是厨师的厨，意思是说他们能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党锢之祸，是严酷的政治迫害，这些被迫隐居的人未必想当隐士，但由于他们都是很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我们前面说过，这种影响力是作者对隐士的一个重要认定标准，所以在这本书里，他们也都被归入隐士之列了。

还有介于主动和被动之间的，比如参与过汉灵帝时党争的太学生郭泰。郭泰在党争时编顺口溜、写文章鞭挞宦官之祸，褒贬朝臣，算是那个时代的意见领袖。但党锢之祸爆发后，郭泰立刻闭嘴不谈政治，回到乡下，教学为生，评价人物时事，也不再触及权贵。由于郭泰学生众多，在知识分子圈里影响巨大，宦官集团也不敢动他，郭泰得以善终。

第五种类型，是寄身于体制内的学术型隐士。东汉在洛阳设有皇家藏书馆，名叫东观。不少隐士为生计在东观任职，代表人物有马融、张衡、蔡邕等人。马融是东汉儒家的一代宗师，张衡就是发明地动仪的那个张衡，蔡邕是汉末名盖一时的文豪、书法家，也是女诗人蔡文姬的父亲。这些悠游于体制中心的儒者，或长或短地在东观任职，他们著书立说，研发仪器，不仅被万众仰慕，也繁荣了汉朝文化。

第六种类型，是出于宗教目的的，比如苦行僧、炼丹术士等等，这种隐士已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就不多讲了。

从上述六种隐士的类别来看，虽然作者认为汉朝以来隐逸传统的盛行，很大原因是隐逸能带来名声，是一条走仕途的绿色通道，但仍然有很多人选择当隐士，真的是为了远离政治，践行自己信奉的人生哲学。

第三部分

那为什么在汉朝会出现这么多形形色色的隐士呢？下面的第三部分，我们结合从西汉初年到汉末三国的历史，来看看隐士这个群体是怎么由盛到衰，直至消失的。

汉初，刘邦因为形势需要，搞了半封建半郡县的混合体制，分封了刘姓宗亲和韩信等七大异姓王。此后刘邦在政治上的一切作为，核心目的就一个：把分出去的权力收回来。刘邦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项人才制度，叫察举制，要求各封国按人口比例，每年向中央提供人才。这既是保证中央的人才储备，也是釜底抽薪，把各个封国的人才挖过来。

此外汉朝还采用征辟制。“征”是指经皇帝的名义下诏聘用在野人才，“辟”是指地方长官聘用在野人才。

那怎么鉴别、选取人才呢？无论察举还是征辟，一个重要的考评标准，就是名气。

而我们前面说了，在当时的环境下，隐士这个群体，有着非常良好的名声，所以隐士就容易被察举或征辟。

这样，隐逸生活就成为一种获得名气的手段。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扬名的办法：拜老师结成学术共同体、严格按照丧制服孝、施恩不求回报等等。对比一下不难发现，隐逸，其实是这当中成本最低的，只要表现出不走寻常路的节操，有人传颂就行。

隐逸的回报是名声，而名声的回报，是有机会做官。汉初，对于这些民间逸才，朝廷授予的官职通常是郎官，不算太高。但王莽掌权后为了树立形象，厚待隐士，所以进一步抬高了隐士的公众形象，将隐逸的回报率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

王莽前半生的人设就是“谦恭下士”，后人都说他这是虚伪作秀，其实未必。在篡汉前的公元4年，王莽就曾给学子们盖了上万间宿舍，对学子、士大夫们以平等之礼相待。篡汉之后，为了证明新朝统治的合法性，王莽必须表现得更加求贤若渴，大力征寻并厚待隐逸者，不管他们是否合作。

薛方在西汉末年就是著名隐士，王莽称帝后，按非常高的规格礼聘薛方。薛方婉拒了他，说尧在世的时候，就会出现巢父和许由这样的隐士，现在我想做巢父、许由。王莽未必不知道这是托词，也不怪罪。另一位隐士郅恽上书王莽，劝他恢复刘氏江山。王莽将郅恽下狱，但还给他找台阶，派亲信暗示郅恽，让他承认自己上书是一时糊涂。郅恽不配合，王莽也就不了了之了。国学大师饶宗颐曾总结了78个王莽篡汉期间拒绝合作的隐士，他们多数没受什么惩罚。

后来王莽倒台并且被批臭，这样一来，那些拒绝跟王莽合作的隐逸者们就更显得有见识、有风骨，整个隐士群体在社会上的风评进一步被推高。隐逸更加成为一股潮流，从个体行为选择转化为群体行为选择。

到了东汉，隐逸热又添了一把火。东汉的创建者刘秀，在推翻王莽的赤眉、平林、南阳三大势力中，本来没什么优势，而他却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这让刘秀与王莽一样，迫切需要在野贤良的归附。刘秀对在野隐逸者的回报更高，甚至对那些拒绝招揽的人，他也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与宽容。严光曾是刘秀同学，刘秀登基后亲自去请他做官，严光也不肯。后来严光去刘秀宫中叙旧，晚上睡觉严光睡熟了把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不以为意。第二天，太史奏告，有客星冲犯帝座。刘秀笑称:“只是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与我睡在一起罢了。”

有名气、有面子、有回报的汉代隐逸传统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这就形成了一种晋级模式，隐逸，也从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谋身之道，甚至可以说，成了实现政治抱负的一种迂回手段。

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就是诸葛亮。虽然他后来在《出师表》里自称“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事实上他在隆中隐居的时候就注意研究谋划天下大势，显然是深怀政治抱负。《三国演义》里罗贯中以诸葛亮的口吻写了一首诗，非常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志向，里面有一句：“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意思就是，我现在隐居起来读书弹琴，其实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出山建功立业。后面的事我们都很熟悉了，他等来了刘备的三顾茅庐。这堪称是一个隐士通过隐居培养名望、走上仕途的典型范例。不过，诸葛亮的时代其实已经是隐士时代的尾声了，我们后面会讲到。

到了东汉末年，新的政治形势，使隐士不再受欢迎。

汉灵帝时期发生了党锢之祸，宦官集团打败了清流官僚和外戚组成的联盟，上百名清流官僚被诛杀，数百人被迫辞职，归隐。

这时候，归隐就从一种主动选择，变成了政治斗争胜利者对失势者的处置。被迫隐逸者虽然受到舆论同情，但他们失去了以往隐士最有价值的资源：政权的好感度。他们不再被视为在野的贤才，而是变成了被政权防范打压的对象。隐士的名声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兑换成出仕的机会，隐逸生活的吸引力自然也就大大下降了。

到了三国时期，隐逸甚至成了一种高危生活方式。当权者强迫隐逸者出山为自己效力，不从者甚至有生命危险。比如蔡邕，还有荀彧的叔叔荀爽，这些名士原本看不上董卓，但还是在董卓的威逼下被迫出仕，蔡邕后来还作为董卓党羽遭到清算。还有我们更熟悉的名医华佗、著名道士于吉，他们原本也是隐士，由于得罪了曹操、孙策，而遭杀害；襄阳名士庞德公，也就是庞统的叔叔，他虽然得以归隐，但要时刻与实力派保持稳定关系，战战兢兢，没有了刘秀时代隐士的那种从容。

作者认为，隐逸传统持续到三国时期，就接近尾声了。虽然隐士的生活态度和风范在后世受人赞赏，但对隐逸生活的集体践行，就很少再出现了。东晋著名的隐士陶渊明、谢灵运，他们的隐逸生活都只是个体行为，从政治影响力上来看，他们显然不能跟之前的隐士相比了。

再之后，随着皇权的扩张，“隐士”这种带有不合作者、甚至在野监督者属性的群体，就越来越不能容于统治者。而且隋唐开设科举之后，隐逸作为晋身之道的价值也大大降低。所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隐士，就逐渐消失在历史中了。

总结

到这里，这本《岩穴之士》的主要内容就说完了。我们说了隐士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认证标准、几个主要类别、由盛到衰的历程，以及这背后的原因。

隐士群体的产生，得益于战国以来各诸侯国版图的扩大，新增土地为隐逸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汉朝以来，封建制逐渐向集权制过度，中央和地方的人才之争，造成了很大的人才缺口，需要向民间求贤。而隐逸生活带来的名气，使隐士很容易被发掘录用，这也使隐逸变成了一种仕途的捷径。王莽政权和东汉为了政治稳固，尊崇隐士，进一步抬高了隐士的地位。东汉后期，宦官等新治势力的崛起，挤占了隐士的政治空间。汉末乱世，一切秩序失衡，隐逸生活的条件已不具备。后世随着皇权的加强，隐士在政治上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处，直至消亡。所以，所谓隐逸传统，也就停留在了中国早期。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中关于隐士和所谓隐逸传统的定义，都是作者文青云的一家之言。中国历代史书里，很多都有关于隐逸者的传记，对隐士的界定标准也都不尽相同。所以本书中作者提供的，只是他的一个观察角度，不要把这当成一个绝对的结论。

最后，关于隐士这个话题，我们再多说一点。要说隐逸传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其实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也提到过。他说，隐士对社会并没有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

所谓“没有积极贡献”，并不是否定隐士的价值，而是说他们不通过革命、改良之类的积极手段去争取自由，而是通过避世、不合作的态度，来追求个体自由和个性解放。这等于为中国人提供了另一条通往自由的路径，尽管这条路经在历史上被挤压得越来越窄。也可以说，这就是隐士的价值所在。

隐士，多数是一些跟社会主流相比，不合时宜的人。合不合时宜，说白了就是个人与时代、与组织的关系是否融洽。这是贯通古今的普遍困扰。隐逸作为一种处世选择，其实就是降低欲求，拉远个人与时代、与组织的关系，以保持心灵的相对自由。《岩穴之士》这本书说的虽然是中国古代早期人们的困扰，但对于今天的我们同样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