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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青岩苗族芦笙手 （一九〇二年，鸟居龙藏 摄） 鸟居龙藏所著的《苗族调查报告》汉译本一册是我通过孔夫子旧书网邮购的。书后有当年所作跋语：“此书邮购于长春博士书店，费六十五元。版权页已佚，查资料知系民国二十五年版，又知第一章为编译者略去，殊可憾，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装订线已断，几乎裂为两册。今日无事，携往木匠铺钻孔穿线，如古书然。尧礼记于丙戌年九月廿八日”，封面、扉页、末页皆钤“湖北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藏书”印。丙戌为二〇〇六年，于今十有三年矣。 作者鸟居龙藏，一八七〇年生于日本德岛县，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先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国学院大学、上智大学和中国北平的燕京大学任教，在长达六十七年的学术生涯中，以日、法、英三种文字撰写专著三十七部、各类文章五百余篇，计千万余言，涉及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苗族调查报告》是其一。 一九〇二年七月，三十七岁的鸟居龙藏离开日本，由上海溯长江而西、沅江而南，由玉屏进入贵州，开始了为时四十天的贵州民族考察。他的考察路线，与滇黔驿道基本一致，沿途经过镇远、施秉、黄平、清平（今凯里）、平越（今福泉）、贵定、龙里、贵阳、定番（今惠水）、清镇、安平（今平坝）、安顺、镇宁、永宁（今关岭）、安南（今晴隆）、郎岱（今六枝）、盘州，然后进入云南，由滇东北入川，到成都后又南下至宜宾，顺长江东归。一九〇七年，鸟居贵州考察的成果《苗族调查报告》由东京帝大理科大学人类学教室出版。一九三六年，第一个汉译本出版。 日本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来黔考察 《苗族调查报告》是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研究贵州苗族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从关于苗族之文献、苗族之名称区别及其地理分布与神话、苗族之体质、苗族之语言、苗族之土俗及土司、苗族之花纹、苗族之笙、铜鼓等方面去考察、记录和研究，正文后附四十五组苗族、仲家（布依族）人物、村落、房屋、服饰、纺织器具、乐器照片。各部分详略不一，最详尽者是苗族之体质、苗族之语言、苗族之花纹、苗族之笙、铜鼓五章。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我不是这方面的专门家，无从置喙，但从汉译本出版后我国学术界的反应，也可以看出一斑。一九三七年二月，杨汉先先生发表《苗族述略》一文，引述《苗族调查报告》中对苗族性格的论述：“苗人之性格如何，一言以蔽之，阴郁沉静也。欲知此种性格，可就其容貌或表现于外之音乐、色彩及花纹等观察得之。”面容极其忧郁；乐歌避用铜锣、皮鼓等喧嚣之乐器，而常用清静之笙或笛；服色也阴郁。然后说：“在我个人的观察，大半与鸟居氏的意思相同。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即是苗人受了地主的剥削，从不见起来反抗，却只留下一些悲惨的故事，或阴郁的诗歌给子孙们讲述歌唱。”杨汉先是贵州人，苗族，他认同鸟居氏对苗族人性格的分析，也说明鸟居此书的确有过人处。同年江应樑先生发表《评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一文，认为“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一书，就大体上说，尚不失为一本完善的民族调查书籍，虽其中缺漏的部分很多，但其可贵之处，则在显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七章至第九章“其见地的确很高。三章中研究方式最完善者为铜鼓，研究方法最严谨者为笙，研究结论最精彩者为花纹”。一九四四年，岑家梧先生在《贵州民族研究述略》一文中也说“黔省民族正式作人类学上之调查者，当推日人鸟居龙藏”。任可澄先生总纂民国《贵州通志》，也多处引用了《苗族调查报告》。 该书也有若干错误与缺漏，如鸟居也明白“苗”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苗”，泛指贵州所有少数民族；狭义之“苗”，专指苗族，“本书所记则仅纯粹之苗也”。鸟居所说的“纯粹之苗”，包括红苗、青苗、白苗、黑苗、花苗五种苗族支系，但在后文中又将仲家（后称布依族）列入苗族之中。又说“徵之今日之事实，中国南部此时尚使用铜鼓者，均得谓之仲家”，实际苗族也有用铜鼓者。江应樑先生肯定了其长处之后，又说该书存在三个缺点：一是“缺乏历史演变的研究”，二是“生活实象之叙述太简略”，三是“苗人文化研究之缺略”，而且“鸟居龙藏氏此书，虽尚能以极客观的态度写出，但历引欧美学者主张苗民非中国民族的论调而不加以评论，很易使读者得到一个坏印象。中国史书之谓‘苗夷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见解，今日我们正当指出其谬误而推翻之，若在读外人所主张之苗族与汉民为对立的两个民族之论调而不加以批判，那真是前门逐虎、后门入狼了”。由于汉译本的出版时间是一九三六年，日本全面侵华前一年，我国学者在关注该书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也非常警惕其是否别有用心。鸟居来中国西南考察的一个目的，是“寻找日本民族的根”（中薗英助著《鸟居龙藏》贵州考察一章即题为“贵州苗族地区寻找日本民的根”），他怀疑日本民族来自台湾土著，台湾土著与西南的苗族在人类学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要亲自前往调查。遍览本书，他没有说到此事。说明他还是本着科学的精神，没有证据，推论就不能成立。
日文本原书共十章，汉译本略去第一章“旅行顺序及日程”，改第二章为第一章，共九章。江应樑先生大不以为然，说“表面看去旅行日记虽似无关大体，但我们要知道他考察的时地及考察进行中的详细情形，则非读旅行日记不可，何况旅行日记中，也许有散碎的资料为正本中所寻不到者”。正好与鄙人的看法相同，所以几年前我主持省文史馆《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编务时，将商务版汉译本列入出版计划，邀请民族学家、贵州民族研究院黄才贵研究员校订并补译第一章。不过第一章并不是详细的旅行日记，而是简要的旅行顺序和日程。其旅行日记于一九二六年，以“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之名由富山房另行出版，收入民国文献大系时，也请黄先生将此书贵州部分译出，附录于后，使这个译本更完整、更有趣味。 定番（今惠水）苗族芦笙手（一九〇二年，鸟居龙藏 摄） 鸟居龙藏来贵州前，考察过我国辽东半岛、台湾（当时是日据），后来又去了东三省、内蒙古、河北。日本侵华时期，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据中薗英助著《鸟居龙藏》记载，鸟居持自由主义学者的态度，与日本军方的要求不一致，受到军方的监视。《鸟居龙藏》还引述了鸟居的学生、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的回忆：“在这个严苛的状况下，鸟居先生站在校门口，向一个一个走出校门的教授与学生弯腰道歉。部分的教授想要携出个人的重要图书、用品，幸亏鸟居先生照料才能带走。”“鸟居先生当时身受日本当局的压力，但是对中国籍教授与学生，始终是不惜寄予由衷的同情与关照。”燕大关闭后，他一家仍滞留北平，专心治学，不问政治。日本战败后，燕京大学复校，他又回到燕大任教。直到一九五一年才离开居住了十四年的中国，回到日本，一九五三年在东京病逝，享年八十有二。 编辑：刘 辉 编审：肖 燕 签发：况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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