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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居龙藏和伊东忠太的争论 后来，鸟居龙藏多次回忆起年轻时那次中国内陆之旅。 那是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前往苗族聚居地贵州作田野考察。 鸟居龙藏从武汉进入湖南后，自洞庭湖溯流而上直达贵州镇远。尔后，他一路向西，经偏桥、兴隆、平越、贵阳，抵达了处于黔中地区的安顺府下辖的平坝县。 他很可能并不是太清楚，那条像绳索一样套在云贵高原表面的崎岖山路，竟然就是贵州和云南沟通中原的主要通道。 这年10月的最后一天，鸟居龙藏穿过弥漫的浓雾来到平坝县饭笼驿，也就是今天的贵安新区天龙镇。当时，这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 在那里，鸟居龙藏看到一群装束奇特的妇女：她们身着青蓝色的服装，宽袍大袖，衣长过膝，腰间系着黑色的长丝腰带，行走时随风飘摆。更奇特的是她们绾起的发髻上，一撮头发突起，并插着凤凰状的头簪。向导告诉他：这些人是苗族的一支，叫作凤头苗，又叫凤头鸡。 然而，鸟居龙藏的学识提醒他，向导的说法很可疑，多半不可信。此后，经过研究，鸟居龙藏在他的著作里断言，凤头苗不是苗族，而是汉族。 鸟居龙藏认为，凤头苗或者说凤头鸡的来源乃是：“为了国家而落户在偏僻之地”，并“受尽了劳苦”;“在贵州中部所形成的汉族地方集团，成为了凤头鸡由来的起因。那些变成了土著的屯兵的子孙，也就是今日的凤头鸡部落。” 事有凑巧。在鸟居龙藏的贵州之行半年后，他的朋友、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也来到了贵州安顺。在距饭笼驿100多里的镇宁县，他同样看到了一群鸟居龙藏曾经深感兴趣的凤头苗。伊东忠太没有带翻译，他通过笔谈的方式和镇宁的官员进行了交流。 地方官员告诉伊东忠太，这些人叫凤头苗，它们与黑苗、花苗一样，都是苗族的分支。 这样，当伊东忠太看到鸟居龙藏的研究成果时，自然不敢苟同。一个坚持说凤头苗是屯兵的汉人的后裔，另一个坚持说凤头苗就是苗族分支。 孰是孰非，几十年后才渐渐尘埃落定。 话说建国之初，学者费孝通深入云贵高原考察，他也注意到了被称为凤头苗的这个族群。经他考证，鸟居龙藏的意见是正解。 凤头苗的打扮看似怪异，其实是受到兄弟民族影响的明朝汉服。凤头苗就是汉族，因为他们多居住在屯堡里，是故命名为屯堡人。 那么，这些屯兵的汉人是谁派遣来的?他们来安顺做什么?他们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忆? 朱元璋定云南 朱元璋因缘际会，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并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于1368年在南京称帝，建号大明，成为中国历史上两个草根出身的大一统王朝的开创者之一。 尽管是大一统王朝，但明朝的疆域并不大。明初，元帝北狩，占剧北方;东北是女真族地盘，后来虽建立了奴儿干都司，但属于羁糜性质;西北是亦力把里部;西南是效忠元朝的梁王以及众多部落政权或割据政权的天下。 以安顺为例，它属于当时占据四川和重庆的明玉珍所建的夏国。朱元璋要想开疆拓土，北伐之外，他看到了另一步棋，那就是西征。即把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元朝时，政府在全国设立行中书省，这也是我国设省的初始。其时，今天的贵州没有建省，贵州的地盘，分别属于邻近的云南行省、湖广行省和四川行省。 不过，尽管没有在贵州建立行省，但考虑到贵州的重要位置，元朝修建了一条从东到西横贯全境的驿道，这就是从中原通往贵州和云南的大动脉。鸟居龙藏当年在贵州经行的，就是这条路。大约从14世纪初开始，安顺成为这条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371年，明军击败夏国，占据四川、重庆，但偏居一隅的云南却仍掌握在梁王手中，是已经走向末路的元帝国的一块飞地。朱元璋希望兵不血刃地进军云南，他先后派出三批使者前往昆明，对梁王晓以利害，希望他归顺中央。 但梁王系元朝宗室，死忠故国。他不仅拒绝归顺，还把两批使者处死，原本已臣服中央的普定府，也在梁王的胁迫下，重又燃起反叛的烽火。 和平进军云南成为泡影，龙颜大怒的朱元璋决定以武力征服。 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朱元璋令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副之，统率步、骑兵30万讨伐云南。军抵湖广，明军兵分两路： 一路由胡海、郭英率5万人作偏师，经由四川永宁向乌撒(贵州威宁)前进;一路由傅友德自帅，从湖南沅陵、芷江直驱贵州，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 这个战略要地就是地处黔中的普定，也就是今天的安顺。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人认为，安顺“襟带楚粤，控制滇黔，地踞省城上游，为滇南孔道，真腹地中之雄郡也。”一句话，安顺处于联结中原与云贵的交通线上，乃是进出云南的门户和咽喉。 当梁王失去了作为屏藩的安顺，驻守在云南东大门曲靖的元军已然无险可守。 接下来的战事顺利得异乎寻常：明军十一月下普定，十二月进入云南曲靖。在南盘江的一条小支流白石江畔，决定云南前途的关键一役中，明军大获全胜。消息传到昆明，绝望的梁王把匝瓦尔密和部分臣属跳滇池自杀。 挟平定梁王之余威，此后，蓝玉和沐英又攻克大理，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武林高手加情圣段誉家族的大理段氏至此灭亡。此外，鹤庆、丽江和金齿等部族政权悉数归附。 值得一提的是，梁王自杀后，他的部分活下来的家人和臣属318人，被朱元璋流放到耽罗。耽罗就是今天中国人热衷的旅游度假目的地韩国济州岛。元明之际，孤悬大洋的这座岛屿，却是人们视为畏途的流放地。 以平定云南等战功，主将傅友德后来封颖国公，蓝玉和沐英俱有封赏。其中，沐英留守云南。有意思的是，傅友德和蓝玉先后都因故被朱元璋处死，蓝玉更是被剥皮实草。只有远留滇中的沐英，不仅自己得了善终，其子孙也世代镇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 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里被韦小宝苦苦追求的小郡主沐剑屏，按金老爷子的说法，就是沐英的后人。 在以人力和畜力作动力的明初，距首都南京两千公里外的云南和贵州，不仅路途迢遥，更兼地表崎岖，山河阻隔，并且夷多汉少，时降时叛。 对朱元璋来说，拿下云南和贵州容易，如何治理它们，反而成了一个伤脑筋的大问题。 星罗棋布的卫所 1368年，当朱元璋刚刚在南京建国称帝，开国之初，他就制订了一项重要军事制度，这就是卫所制。《明史》称，“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 卫所制度创立后，不断加以完善和规范。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上下共计有329个卫，以及65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东自辽北，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 当天下既定，卫所军人的职责重心就由出征打仗转向屯垦生产。洪武七年(1374)朝廷颁布屯田法，其法规定：全国的卫所，处于内陆的，两成军士守城，八成军士耕种;处于边地的，三成军士守城，七城军士耕种。 卫所制度的创立，实现了朱元璋的初衷，那就是寓兵于农，镇守与屯垦两不误。为此，朱元璋颇为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随着云南和贵州被纳入明王朝版图，卫所制度也随之在云贵高原落地生根。按明制，每个卫设5个所，每个所设10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设2个总旗，每个总旗设5个小旗，小旗是最基本的单位，统帅军士10人。 那么，这些星罗棋布的卫、所、百户所、总旗和小旗，它们在选择屯驻地时，又本着怎样的原则呢? 如前所述，安顺地处黔中，自元末开辟驿道以来，它就是由云南穿过贵州，进而进入湖南，沟通中原的要津之地。在贵州设卫置所，就是为了保障云南的安全，而云南的安全，驿道的畅通和把控至关重要。 因此，安顺的卫所大多沿着交通线布局。此外，由于卫所需要大量良田分配给军士，而贵州多山，耕地较少，卫所在布局时，还得考虑尽量靠近土地平旷的肥沃之地。 在今天，安顺是贵州下辖的一个普通地级市，似乎与省内其它地方并无二致。但如果足够仔细地话，你就会发现，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喀斯特地形广泛发育，云贵高原山岭纵横，沟谷深切，贵州竟然是全国惟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级行政区。 安顺一带，虽然四周仍是高耸的山峰，但在峰林峡谷间却隔三插五地分布着一些相对平坦的盆地。如今贵安新区的腹心地带名叫平坝，这个县的得名，就是它得天独厚地拥有4块面积超过万亩的坝子。 据统计，这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超过万亩的山间坝子也只有区区18块，平坝一县竟独得其四。 地处贵州腹地的安顺在拥有珍贵的盆地的同时，它还具有另外的优势：古人认为它是“边鄙之都会，滇黔之要区，楚粤之屏藩”，“右临粤西，左控滇服，形势雄远，屹为襟要。” 也就是说，要想控制贵州和云南，安顺是一个必须牢牢抓在手里的先决条件。当傅友德讨伐梁王时，他首先攻占安顺，并以此为大本营。当卫所制度在云贵高原全面铺开，安顺又是一个军事中心。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明代，云贵总督并不驻扎在昆明或贵阳，而是半年驻曲靖，半年驻安顺;在清代，指挥全省军队的贵州提督，其官邸也设在并非省城的安顺。 冷兵器时代，战略家们对安顺的考虑是这样的：当以安顺为中心建立起完善的卫所制度并修建了通往云南、四川和广西等邻近省份的驿道后，安顺便成为一个北可攻四川，南可下广西，西能进云南的军事要冲。 曾经遍及中国的几百个卫所，随着大明王朝的灭亡而成为历史。如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仅存于史书典籍，或是还能找到一些残垣断壁以供凭吊，但安顺地区的卫所，却一枝独秀地形成了独特的屯堡文化并延续至今。 离明朝最近的地方 和今天的义务兵制及志愿兵制完全不同，就军人来源而言，明朝执行的是世袭的军户制。一个家庭一旦编为军户，从此他的子子孙孙都只能有一个职业，那就是从军。 若为军的长子死亡或老病，则由家中其它兄弟顶替。倘遇到全家男丁都死亡或老病的，就到其原籍族人中找人顶替。并且，一旦定为军籍，不仅从军者要到所属卫所服务，其家人也要随之迁居到相应卫所。 对服役的军士，国家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多的可达百亩，少的只有20亩，一般在50亩左右。这些土地，由军士及家人耕种，不许买卖。军屯初行时，为了以示鼓励，国家不收租赋。但从洪武七年起，也开始征收。 军屯之外，作为解决边陲将士粮饷的补充，明朝还有相应的商屯和民屯。所谓商屯，就是以盐引(盐引，相当于贩卖食盐的指标)为回报，吸引商人把内陆的粮食运到边地。久而久之，商人发现与其长途运输，不如雇人在当地耕种利润更大。于是，商屯由此产生。 所谓民屯，则是由政府组织，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官迁来黔中，名曰“移民就宽乡”。对这些移民，政府发给农具、耕牛、种子、田地，并免税三年。 那么，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最初的屯堡人规模到底有多大呢?据修撰于明朝嘉靖时期的《贵州通志》记载，安顺地区的三个卫，其所辖军人分别为平坝卫5890人，普定卫8864人，安庄卫9976人。 三者相加，近25000人。如果加上随军的家属，再加上记载不明的商人和平民，其数至少在10万以上。以这10万人为源头，一条波澜壮阔的屯堡文化之河汩汩流淌了600余年，并成为全国几百个卫所中，惟一把影响传递到今天的硕果仅存者。 通过诸种记载，我们大体可以还原当年的情景：随着明朝军队攻占一地，他们随即选择那些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筑城设卫。其下的各级组织，从千户所到百户所再到总旗和小旗，也以卫为中心，分布在周围以作拱卫。 所也好，旗也罢，它们既是军营，也是农场;既是作战单位，也是生产单位。服务于斯的一代代军人们，他们入则为民，出则为兵，上马杀敌，下马耕田。 换言之，这些大多来自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的军人们，他们组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文化水平、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都要高于毗邻的少数民族和本地汉族。 再加上同为世代从军的军户，虽然他们并非都是同乡，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职责和共同的生活背景，使他们有了一种“大老乡”的文化认同。 其情其景，略如几百年后三线建设时内迁的军工企业，它们也是一个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外界的风吹草动很难对它产生影响，固有的文化得以传承。 于是乎，几百年后，当大明王朝的文治武功早已灰飞烟灭，我们却能从屯堡人那里感受到大明的真实存在，它像一块明朝的文化活化石，引领我们走进那个遥远年代。 在采访中，我注意到，安顺一带的地名非常奇特，除了军事意味浓重的屯、堡、所、卫之外，还有不少是以动物来命名的，诸如狗场、牛场、马场、猴场、鸡场。这其实就是屯堡文化留下的印记。人们把它称为甲子场。 原来，在卫所制度实施之前，贵州地处化外，夷多汉少，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业十分落后，甚至可以说没有。随着卫所遍地开花，商业的兴起及繁荣成为必然。 以安顺为例，设卫建城后，安顺居住着众多官员、军户、民户和匠户，其日常所需，显然不可能通过自给自足来完成。 至于毗邻的乡村地区，屯堡与村落交错，汉庄与苗寨相伴，大量农副产品需要交换;而来自江南的工匠们，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具，这些都需要有集市进行贸易。 于是，在边远的黔中，集市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为了区别这些集市，也为了方便人们赶场，赶场的时间用甲子推算，每十二天一场，周而复始地循环。 至于赶场的地点，也是当地人约定俗成的。久而久之，这个赶场地点可能原本只是一片荒地，渐渐地出现了商铺和居民。对这些新的居民点，便以赶场的日子来命名，比如逢子日赶场的称鼠场，逢丑日赶场的称牛场。 至于猫场，十二生肖中没有猫，那是因为人们觉得叫虎场不吉利，于是以猫替虎，猫场就是虎场，逢寅日赶场。 本寨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在安顺城外不到20公里的地方，林立的山峰间，有一块平坦的坝子，本寨和被称为云峰八寨的其它七个寨子就散落在青山绿水中。 作为明朝初年大军屯驻的核心区域，本寨及周边寨子都建有寨墙和碉楼。居民的房子看上去有点近似于江南地区的四合院，但外墙都用石头包裹，显得特别坚固。 此外，巷巷相通、户户相连的结构，让人一下子就领悟到当年的设计者是要把它打造为一座宜于固守的军事堡垒。 爬上其中一座碉楼，我惊讶地看见，寨子中的不少房屋，除了墙是石头砌成的，就连房顶上盖的也是石头。这让我想起在天龙屯时听过一位老人的顺口溜，说的就是屯堡建筑的特点：“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面石头的墙”。 原以为，像这种石头建筑，且又以备战为目的，很可能粗糙简单。但仔细观察，却并非如此。这些动辄几百年的老建筑，传递出了浓烈的江南汉文化气息： 屯堡人家的门头，常常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刻。最为典型的是吉语口彩的蝙蝠(谐音福)、梅花鹿(谐音禄)，麒麟兽(谐音寿)和喜鹊(谐音喜)。一些有身份的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他们的门板上还雕有诗词书画。 在一户人家的天井里，我看到两个相对的地漏，一个雕的是鲤鱼，一个雕的是龙门，这是主人希望儿孙们鲤鱼跃龙门。这些繁复的雕刻及其图案的象征寓意，使得屯堡建筑与当地兄弟民族民居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寨所倚的靠山，是孤峰突起的云鹫山。山深草茂，云气蒸腾。登上山顶，我看见一湾清流从村前的稻田旁流淌而过，高耸的碉楼和石头的四合院散落在田野里。看上去，这不像边远偏僻的贵州，这像梦里水乡的江南。 在天龙屯，我看到了鸟居龙藏曾经深感兴趣的穿着蓝色服装的妇女。先前，我以为她们是出于旅游需要而扮演的。但在更边远的云峰屯和九溪村，我同样看到了相同装束的妇女。根据专家的说法，这就是明朝的汉服了。 在其它地区，从明朝到今天，服装早已经过了多次大浪淘沙的变革，即便要穿，也是出于舞台表演所需或是旅游服务所需了，真正把它作为日常服装的，只有在安顺的屯堡了。 只不过，这身装束在明朝司空见惯，但随着王朝更替，时过景迁，原本正常的装束却被视为不正常，甚至被误以为是苗族服饰，因而也才会把屯堡人称为凤头苗。 在黑暗的历史河流上，随着时光流逝，真相往往被淹没，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安顺的屯堡，是一个比故宫、长城和十三陵距离大明王朝更近的地方。故宫、长城和十三陵虽然都是大明遗存，但它们已经失去了热量而成为冰冷的文物。 惟有在安顺，在天龙屯、云峰屯、鲍家屯这些小地方，大明王朝还没有走远，600年前的生活方式仍在小范围内继续。 【作平按：本文已见刊于《同舟共进》2017第9期，此处有删节】 苹果朋友赞赏专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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