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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古典音乐领域里，要挑选出一位知名度最高的作曲家，恐怕非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莫属。他的名字几乎已成了古典音乐的图腾，而且它所代表的又是其中最浩然雄健的“主人道德”风格。这是指一种不施以同情、不济以利益，而是直接强化主体、饱满心灵的生命态度。贝多芬的音乐深入古典精神的这种理致深蕴，无人能及。 如果说透过伟大艺术家的作品能真正洞察掌握一个时代的精神与脉动，那么时代、艺术家及作品三者之间维持一个豁通敞亮的关系应是先决条件。艺术家如何将整个时代凝聚在他的作品里，而作品又如何将时代精神以一种美的形式折射出来，这一直是语言所无法解读的奥秘。就欧洲音乐史而言，近千年来除了贝多芬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位作曲家，能以如此强悍的生命来问天索地，为他的时代做出血肉的见证。贝多芬的音乐浑然一体，其纯粹度空前绝后。 大家对贝多芬睥睨豪门、不事权贵的行事风范，一定有所听闻。这位桀骜不驯的作曲家出生于1770 年，真是生对了时辰。因为这正是启蒙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及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两大例证。音乐史上很多作曲家虽才气纵横，但大多有时不我予的慨叹，而贝多芬显然是“正确的人在正确的位置上”。 贝多芬的家乡波恩是个喜欢新进思想的城市，法、英的启蒙精神很快就在此产生影响。波恩的剧院因而时常演出莫里哀（Moliere，1622—1673） 及博马舍（Pierre Auguste Caron de Beaumarchais，1732—1799）的剧作。生性刚毅正直、执拗不阿的贝多芬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自然使他的音乐一直以“穿过黑暗、迎向光明”（Per Aspera ad Astra）为追求的标的。这崇高无比的理念贯彻在他巍然独立的一生里。贝多芬丰实的人文精神及卓然的伦理意识，是透过一种“力的美”实践在音乐中。 这种“力的美”，根植于贝多芬精湛的节奏处理手法，在表现同音反复、动机发展及切分音方面，由于深谙节奏原始撼动力之效用，贝多芬运用少数音符，即能掷地铿锵；虽仅以一二笔勾勒提缀，却有着千钧之势。而且贝多芬运用节奏，不只局限于“音符在时间里的秩序”的范围，甚至进而顾及“和声交替的节奏”“形式铺展的节奏”。这种来自节奏力量的美，让贝多芬的音乐少有柔媚俏丽的一面，虽不是那么甜美悦耳，但令人动心动容。毕竟贝多芬的音乐本来就不是卖弄灵感的产物，而是以扎实手艺呈现峭拔奔放的境界。 在欧洲音乐史上，贝多芬是脚跨古典与浪漫两个世界的巨人，一方面他将古典时期的真实主义、人文主义推到顶峰，另一方面却以锐不可当的力量敲开了浪漫的大门，显现出一片洋溢丰沛生命的新天地。然而，贝多芬的浪漫并不是遁世、神秘、泛滥、幻想的，他的浪漫是引人“向上”“向善”，其不断超越的无比热情，是力与热的化身。是这股热情，揭示了《命运交响曲》（Symphony No.5 in C minor“Fate”，op. 67）中“穿过黑暗，迎向光明”的理念；是这股热情，熔铸了《合唱交响曲》（Symphony No.9 in D minor“Choral”，op. 125）中的万千人心。“热情”是贝多芬的代名词，也是他的创作原动力。 人固然不可貌相，但是贝多芬的精神状态仍可从他的画像中有所领会。从流传至今有关维也纳古典乐派三位作曲家的诸多画像看来，海顿总是端庄、可亲，在颇获尊崇的老年，难免稍微故示高贵，但仍藏不住出身木工家庭的憨厚匠气；莫扎特机灵、敏感，眼中时时散发着吸引人的神秘，仿佛要对你诉说什么似的；贝多芬则严肃、不安，一股难以遏抑的火爆脾气，好像随时蓄势待发。贝多芬是第一位摆脱对贵族依赖的作曲家，所以在仪表、言词、行事等方面不必如海顿、莫扎特有那么多顾虑。他潜在的、无法丈测的一股力量，不管是反叛的力量还是创作的力量，似乎已经不是他那属于中等的躯体所能贮藏、承受的。
海顿、莫扎特及贝多芬是古典风格的三位大师，海顿虽然在晚年离开了宫廷，但基本上他的音乐一直难脱封建色彩。到了莫扎特，一分为二，前半生为贵族服务，后半辈子昂然出走，成为自由的作曲家。贝多芬则是音乐史上第一位彻头彻尾毫无拘束的作曲家，他的每颗音符都跃动着他的自由意志。三人所选择的社会角度，竟然如此微妙地完成了“还乐于民”的过程。这是大环境所致，抑或个性使然？似乎两者皆有。 贝多芬叛逆性格所引发的一些乖戾言行，也许正是这种难驯的桀骜性格的表现吧。例如，他对利希诺夫斯基（Karl Lichnowsky，1756—1814）亲王一向敬重有加，甚至将自己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悲怆》（Piano Sonata No.8 in C minor“Pathetique”，op. 13）题赠给他，却也可以在某个演奏的场合中，因为利希诺夫斯基不经意发出的杂音令他当场中止，拿起椅子，朝着利希诺夫斯基砸了过去，然后愤而离开。回到家，看到了利希诺夫斯基的塑像仍然怒不可遏，直到将之捣烂为止。 贝多芬不仅是个火爆的行动派，他的冷言讽刺也能令大文豪赧然哑口、无言以对。贝多芬与歌德于1812 年相识，不甚投缘，歌德难忍贝多芬的粗野，贝多芬厌恶歌德的宫廷气息，但两位名人在散步途中自然引来不少注目、致敬。歌德在频频答礼后，对贝多芬说：“啊！盛名之累，真辛苦。”贝多芬回答他：“歌德先生，您不要太难过，他们也许是向我问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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