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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對王蒙小說新作《青狐》的報道多半從“性”入手，“年近七十辣筆摧花”、“古稀王蒙也尖叫”之類的，這是他跟媒體之間的游戲規則嗎？王蒙“將計就計”就的是什麼計？ 狐狸精往往用來形容女性，而且不是個褒義詞，王蒙的新作也采用了狐狸這個意象。他為何對女性的同情少，諷刺多？ 《青狐》寫了文壇不少風雲人物的夸夸其談、鑽營投機和爭權奪利，這是王蒙眼中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的文壇嗎？ 2月1日下午，陽光明媚，大風。記者來到王蒙先生寓所，就他最新的長篇小說《青狐》引發的一些問題進行采訪。假如開列應對媒體的高手榜，王蒙先生必定名列前茅，他就像一個出色的乒乓球選手，直拍推擋、旋轉削球無不自如，同時心存善意，從不扣殺。他的笑聲爽朗，他的言辭如他的文字一樣充滿了氣勢不凡的排比句，有時冒出一句話又相當詼諧，對于記者自以為具有“挑釁性”的某些問題，既是準確的回答，又是巧妙的化解。 宣傳·規則 我對“辣筆摧花”之類的說法不生氣 記者︰此前媒體對《青狐》的報道多半從性入手，文章標題都是“《青狐》相伴為愛狂歡”、“年近七十辣筆摧花”、“古稀王蒙也尖叫”之類的，您看了有什麼感受？其實偏愛性描寫的人看了《青狐》會失望的。 王蒙︰我以前曾對記者說過，這里面有將計就計，有以訛傳訛，但都不是空穴來風。《青狐》涉及的女性、欲望話題確實是我以前沒寫過的，但它並未脫離我寫東西對于社會與時代變化的敏感。不管多麼偉大的歷史，都是由一個個男男女女演出的，他們有自己的性格、遭遇和欲望。將歷史事件與對人性的剖析相結合，這兩者並不矛盾。 記者︰但您看這樣的文章、這樣的標題就不生氣？ 王蒙︰就是一笑，不生氣，根本是不沾邊的事，網上也就是起一大哄。還有，閱讀作品有時會歪打正著，有人是為了解悶、看熱鬧或者看秘聞而接觸一本書，但他閱讀時卻能得到許多人生體驗、社會觀察等等，這是好事……我想不出更合適的詞，咱們不是老說寓教于樂嗎？我寫《青狐》用了一種更親和、更世俗的姿態……再上綱上線一點，這就是三貼近的姿態，貼近人民，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笑)……但是小說的內容依然是王某人最關注的社會變化和人在歷史中的命運。讀者不會因為網上說了幾句話就覺得我王蒙是在打擦邊球……(大笑) 記者︰不是網上，是報紙，所謂主流媒體。還有，有些話其實是您自己提供給媒體的，比如要“掄圓了寫”，“老了不在乎了”之類的。 王蒙︰我說過媒體並非空穴來風。書中確實有被社會變化刺激起來的欲望的描寫，這沒什麼可回避的。我投入社會政治生活比好些作家要多，以前對女性的描寫也有許多清規戒律，《青狐》里這方面的東西跟當前整個文學比算不了什麼，但對我個人而言已經算掄圓了，再圓也圓不到哪兒去了(笑)……當然，也可能這話不準確，有語病，但從各方面來說，我都希望寫一本讀者愛看的書。 記者︰您這是跟媒體之間的游戲規則嗎？媒體這麼寫是為了文章扎眼讓人看，有人看這書就能賣。您“將計就計”是就這個計嗎？ 王蒙︰這幾方面同時進行的，有媒體規則，有圖書發行的規則，但與此同時，一上來我就主動講清楚了這本書的內容，我從來沒有給讀者制造一個假相，說你們將看到一本以寫性為特色的作品，我希望讀者往深了看，看到歷史轉折、社會變化和知識分子的反思。所以，也不能說這就是個營銷的手段或計謀。 女性·欲望 我是女作家之友 記者︰您是否認為，人一旦陷入權力和欲望就會變成小丑，洋相百出？ 王蒙︰一個人陷入權力就會喪失最寶貴的東西。但我認為個人的欲望不是，我不是禁欲主義者。社會變化會給人的欲望以干擾和影響，有時是正面的有時是歪曲的，一個人如果不善于處理社會和個人欲望之間的關系，就會把自己弄得狼狽不堪。但我不認為青狐在和男人的關系里出洋相是罪惡，有時過錯在男人。相反，如果一個人群、一種社會規範或者生活方式使得男女因自己的欲望不斷出洋相，那我覺得除了個人應當反思，學聰明點，也應該檢討這個人群的集體無意識，或者社會道德規範本身是否有問題。 高度幻想化的欲望是青狐悲劇的根源。為什麼在生活中也往往越是有靈性、有才氣的女性個人生活越不幸？因為她完全脫離了實際。但換個角度，一個有幻想的女性不是很好嗎？如果一個女人一點幻想沒有，見了你先問級別和房子米數，這也很麻煩。這是解決不了的人生問題，如果解決了也就沒小說了。我常想起老舍先生在《茶館》里的一句話︰人有牙的時候沒花生豆，有花生豆的時候沒牙了。這是對人生各種尷尬的高度概括。人生的窘態和困境是小說無窮無盡的源泉。 記者︰狐狸精往往用來形容女性，而且不是個褒義詞，您寫《青狐》也采用了這個意象，用狐狸來比喻女人。 王蒙︰青狐是女主人公名字的諧音，同時也是為了突出她的女性特征，狐狸是女性的象征，比如女性的堅忍、柔韌、聰明、靈活、多情等等，但這個比喻不包含美好或不美好的價值判斷。 我查過《大百科全書》，青狐這種狐狸實際上是沒有的，青是藍灰色，代表月光。《聊齋志異》中許多狐狸精都極可愛，而我從小就為一個故事特別感動，狐狸吸收日月精華苦苦修煉，為的是變化成人，我說不出它和我所寫的青狐之間有什麼聯系，但這個故事多麼動人啊。 記者︰男作家往往通過寫作來表達自己對女性的認識，然而《青狐》里的女性多是權力狂，小丑，即使是青狐這個刻畫得比較深入的人物，也有很大的問題，您對她們的同情少，諷刺多。 您究竟怎樣看待女性、女作家？ 王蒙︰首先我以前不是沒寫過女性。《青春萬歲》里我寫過一群女學生，她們是在新中國的朝陽下成長起來的花朵、幼樹，我把她們當做美的化身、理想的化身來寫。後來我也寫過許多比男性更純潔、更美好的女性。青狐性格中陰暗的、不健全的東西與其說是她個人的問題大，不如說是她際遇的問題大。她最美好的青春時代受到重重壓迫，得不到美滿的愛情、家庭和事業，改革開放的歷史契機使她的才華、熱情和對愛情的渴望都得以釋放，這沒什麼可譴責和嘲笑的。有幾個女作家看了《青狐》以後告訴我，在閱讀時還是能感覺到我對青狐的憐愛，這我就放心了。 記者︰曾有許多男作家把女性當做理想的化身，歌德說“永恆的女性，引導我們上升”。您心目中特別美好的女性是什麼樣子？ 王蒙︰我不想把女性神化，也不想把男性神化，我用一種平視的觀點寫男女。我寫過許多美好的女性，沒有特別偏愛專門的哪一類型。我可從來沒有吝惜過筆墨歌頌女性，不要以為我寫《青狐》是在和女性為敵，其實我寫的青狐出洋相的時候就是她最可愛的時候……我最受女作家歡迎了，我是女作家之友(笑)…… 歷史·社會 把歷史的遮蔽去掉來看人是一種智慧 記者︰《青狐》主要寫了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的文壇，您是親歷者，《青狐》寫了不少風雲人物的夸夸其談、鑽營投機和爭權奪利，這是您對當時文壇的總體認識嗎？ 王蒙︰當然不是。這是小說很大的困難，小說畢竟不是總結。《青狐》只是在一個特定的角度下，部分地代表了我對那樣一個年代知識分子群體的正視和反思。歷史總是給人以遮蔽，後輩只看到某個人完成了歷史賦予的偉大使命，看不到他當時的尷尬與慌亂。我們常說“群眾的眼楮是雪亮的”，但雪亮是有條件的，一是群眾知情，二是群眾成熟。有時某個人會被群眾當成包公，當成救世主，他也被自己的光環遮蔽著。把歷史的遮蔽去掉來看人是一種成熟，一種智慧。同時我也不認為我這麼寫書中人物就被完全否定了。我們太習慣于把人看成聖徒或懦夫，這種極端主義的思想方法不承認有中間狀態。我認為我們今天的讀者已經有可能理解不那麼黑、也不那麼白的灰色地帶了。 記者︰20世紀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時代，通常被形容為蓬勃熱烈，充滿理想，而《青狐》中呈現的這個時代讓我感到了混亂、盲目和猥瑣，80年代有那麼糟嗎？您怎樣看待80年代？ 王蒙︰就個人來說，我無意把80年代寫得很低調。相反我寫到了青狐個性的噴發，也寫到了錢文等一批知識分子劫後余生、重回工作崗位的歡欣，這些人湊在一塊兒，對改革開放的文藝眾說紛紜是很自然的事。《青狐》不是個簡單的諷刺小說，它仍有抒情詩的元素。 80年代是巨變、轉折的開始，但人們是不可能經過先期培訓來迎接變化的，人們表現了自己準備的不足，整個國家也表現了對巨變預期的不一致。楊巨艇式的人以為將一套巨大的命題貫穿下去社會就會改變，青狐式的人首先渴望自己的幸福，錢文式的人覺得中國的土地上不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同時也有雪山式的資質不高的人四下活動風雲一時……80年代是充滿激情的、浪漫的開放的開始，浪漫中就有許多不切實際的東西，對社會及個人命運的期待都不切實際。我們付出了相當的代價才走到今天，仍然有那麼多思想感情的不一致。 記者︰那麼您怎樣看待20世紀90年代直到今天呢？它和80年代是那麼不同，簡直像刀切的一樣。 王蒙︰90年代到今天，我們面對的已經不是一個藍圖，而是很具體的東西，比如市場經濟、人均收入、香港自由行、出國的便利、媒體發展等等。在預期變成現實的過程中，又發現了許多新問題，比如腐敗、商業化侵害精神生活等等。但人們面對的是切實的生活，有人對此不滿，懷念浪漫性、期許性、願望性的80年代，但有一點，不管怎麼懷念，不管怎麼詛咒不良現象，任何人都不可能讓社會倒退回去了。 記者︰您不懷念嗎？ 王蒙︰如果說懷念，我是最懷念的，否則今天還有誰那麼認真細致不厭其煩地寫那段生活？如果說不懷念，我是最不懷念的，否則今天還有誰描寫那段生活不僅僅是懷念和熱烈，還帶著冷峻的解剖？……吹上了是不是？(大笑) 理想·現實 我知道烏托邦的可貴也知道它的不足恃 記者︰您是否對所有烏托邦的理想主義的宏大敘事都非常警惕和反感？可您畢竟是少年布爾什維克，那個年代的影響已經蕩然無存嗎？ 王蒙︰我的警惕和我的經歷有關，我完全知道人會在什麼情況下用排他的態度接受煽情、虛幻的許諾，在追求天堂的願望中使自己陷入不幸的泥沼。這對我而言是極其痛心的，是我人生的經驗和教訓。所以我的作品里對于社會人生有更務實的東西，或者說是正視和反思。但這不等于我失去了從小受到的正面影響，我對歷史對人生都有一種正面的估計，我對烏托邦失望不等于我對社會、歷史、人生和愛情失望。我並不是清醒地趴下同流合污，我知道烏托邦的可貴也知道它的不足恃，我知道現實需要正視又希望不斷超越現實。我不否定人生的幻夢，我仍在追求自己的夢，正面的、肯定的、光明的東西在我身心內永存。 記者︰現在是個人主義泛濫的年代。您“躲避崇高”的理念在商業化潮流中完全可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或者被利用得更糟糕。 王蒙︰首先說明一點，“躲避崇高”不是我提出的口號，只是我當年對王朔小說的一個概括，我充分肯定了他的意義，但並未無條件地認同他躲避崇高的傾向。有一個問題，我們往往擺脫不了非此即彼的“零和模式”，我講理想，你以為我是憤青，我說現實，你以為我是市儈。一個人應該充分了解現實、認同現實同時也充分批判現實、超越現實。我的理想主義不是因為愚蠢而是因為智慧，我的執著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在什麼都知道的情況下依然保有一份信賴、一份好心情。我不要零和，我希望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雙贏。 至于我表述的想法讀者會怎樣解釋利用，我還得看，至少到目前為止，從我受到的批評和攻擊來看，被利用壞了的可能性不大，因為理想主義者和市儈都在批評我，這說明我不會成為他們任何一種人的工具。 記者︰我曾在網上看過一個對您的自述《我的人生哲學》的評論，那位網友說您在教人怎麼圓滑，怎麼在政治和生活中打太極拳。 王蒙︰有不同看法很自然，我的自述也講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講了某些情況下的反擊。而且如果看了《青狐》，打太極拳的說法就不攻自破了。一個打太極拳的作家能寫《青狐》嗎？一個50度溫吞水的作家能寫《青狐》嗎？能寫這麼辣嗎？(笑) 對號入座 我慎用了自己的話語權力 記者︰《青狐》會讓一些對文壇比較熟悉的人產生對號入座的想法，我也听到過一些這方面的議論。您寫作時考慮到這一點嗎？您听到什麼反映嗎？ 王蒙︰我是把《青狐》作為藝術品來寫的，我希望以此寫女性、寫才華、熱情和月光。到目前為止我听到的反映和議論都是正常的，大家都把它當文學書來看。至于某些背後的竊竊私語，不值一提。 記者︰有些東西是不是貼得太近？ 王蒙︰沒有。 記者︰您曾在一篇小說評論中寫道︰如果書中的另外一些人物也有寫作能力，那將會是怎樣一個文本？作者怎樣把自己的話語權力變成一種民主的、與他人平等的、有所自律的權力運用？您慎用自己的話語權力了嗎？ 王蒙︰我寫《青狐》是比較注意這一點的。我從未把作者本身或創作主體神聖化。你會發現，即使許多偉大的作品，也總是在書中塑造一個原告作為作者的代言人，他們往往吃大苦、受大難，是悲情的、背負著十字架的傾訴者，比如《悲慘世界》就是冉阿讓拉著珂賽特等幾個受苦者控告世界。我要強調，不管我是否寫得刻薄，我絕沒有自戀，絕不是一個控告者或裁判者，相反我是和筆下的人物共同承擔對歷史與社會的反思。《青狐》里沒有苦主哀哭，沒有原告鳴冤，沒有法官判刑，這是最基本的態度。 記者︰《青狐》里的不少文壇人物都被諷刺挖苦，而您把所有反思的能力都放在了錢文這個形象身上，他明顯帶有您自己的影子。 王蒙︰錢文其實也有他的困惑和尷尬，他只是比較低調。其實在理性上王模楷的反思、分析能力比他要強，只是他過于高明引起了錢文的反感，像這樣什麼都能看明白、永遠不會上當的人是很難共事的。也有人看了書覺得錢文很窩囊、猥瑣，這應該允許讀者有一個評論空間。 記者︰是啊，這樣錢文在理性上、感性上就都完備、都適度了。書中錢文的看法是您當年的所思所想？ 王蒙︰有的不是。錢文對周圍冷靜觀察的態度是我當年的態度。批評家陳曉明曾經說王蒙有一種“勝于生活”的追求，好多人不明白是什麼意思，我能體會，這就是錢文的態度。說傷痕文學咱也傷痕，說開會咱也開會，說擁護咱也擁護，說歡迎咱也歡迎(笑)……但又不是那麼隨大溜，總保留自己那一份清醒，保留自己因為滄桑帶來的一份明晰，比生活高明那麼一點點。 王蒙︰我全部都是困惑(笑)。我寫《青狐》的同時也在寫一組超短篇《笑而不答》，已經寫了210則，表達的是人生的各類困惑，笑而不答是因為無法回答。清醒與困惑也是共生的，一個什麼事都糊涂的人也不會有困惑，吃了睡，睡了吃就完了。你要連月亮、火星都看清楚了，困惑不就更大了？你起急不起急啊？怎麼還找不到一個伴兒？還是沒看清楚踏實得多，心里還裝著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和王母娘娘哪(笑)…… 采訪手記 狐狸問題 《青狐》寫了一個面孔像狐狸的女作家，才思如狐狸般靈動，性格也有狐狸的狡猾。這部小說將女人比做狐狸來贊美和諷刺，女性與狐狸，女性與月光，女性與欲望，女性與想像，女性與歷史，女性與權力……從男性視角出發的眾多關于女性的經典命題一一呈現，對于女性主義批評者而言，《青狐》是一頓可以饕餮的大餐。 狐狸精、狐媚子，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女性的經典描述。然而或許是《聊齋志異》的光芒太盛，書中的青鳳、蓮香們太過美麗，使我們容易忘卻祖先還留下了大量關于雄狐的傳說，其實《搜神記》、《搜神後記》、《太平廣記》乃至《聊齋志異》里有不少狐狸精都是男的。男狐狸大致有三種類型︰第一是采花賊，多半因為欲望而不是愛情喪了命；第二是“胡博士”，才學廣博，雄辯滔滔；第三是頑童，專愛開人玩笑，惡作劇不斷。歷史和文學畢竟大半是男人寫的，男狐狸的才華和機智被逐步放大，于是《聊齋志異》中出現了胡四相公、皇甫公子那樣俊雅博學、才調風流的濁世佳公子，而被欲望和愛情蠱惑的“狐狸精”則成了女性的代名詞，區別只在于她們是心懷叵測還是為愛情獻身。其實《青狐》里三類男狐狸精都有，只不過王蒙先生顯然無意探討男性和狐狸的關系，狐狸僅僅成為指向女性的一個文化代碼。 狐狸在西方文化中也是一個重要的符號。西諺雲︰狐狸知道許多事，而刺蝟只知道一件事。(可理解為狐狸機變百出，刺蝟只一計防御。)這個命題被思想家以撒·柏林發揚闡釋，寫成了著名的《刺蝟與狐狸》。刺蝟型的人將一切歸于某個單一、普遍的原則。而狐狸型的人追逐許多目的，排斥無所不包的一元論。柏林舉例子，黑格爾、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等人是刺蝟，蒙田、歌德、普希金等人是狐狸。以此而論，王蒙先生似乎應該被歸到狐狸的隊伍中去。他念念不忘對于宏大敘事、烏托邦理想的警惕和反思。 烏托邦現在被批判得夠徹底了，但隨之而來的是我們對現實幾乎無條件的認同，以為一切成就和丑惡都是發展中自然而然的現象，于是我們沒有願望，也沒有能力去想像和創造一個不同的世界。這種想像和創造，需要借助刺蝟的力量去完成。 再做一個聯想。記者在采訪時曾和王蒙先生談到西方文化中另一個人格比喻︰唐·吉訶德和哈姆雷特。大致來說，唐·吉訶德像刺蝟，哈姆雷特像狐狸。可王蒙先生說他兩樣人都不要做，他的努力方向是第三條道路。真能如此嗎？人真的能滿懷理想奮斗不息同時又小心謹慎事事懷疑？我很懷疑這種水潑不進的完美人格的存在，兩種氣質並存有可能，但很難想像它們能和諧共處。 曾有人對我說，從王蒙小說中還是能看出強烈的“少共情結”，畢竟，火紅的年代烙印了他的青春。然後這只刺蝟在國家與個人命運的震蕩中變成了一只狐狸。但悖論在于，假如一個人用多元論的方法應對社會生活、思想文化領域中所有的問題，那這只狐狸還是狐狸嗎？他不是也只知道一件事嗎？柏林對托爾斯泰的形容很有趣︰天性是狐狸，卻自信是刺蝟。套用一下，也許王蒙先生天性是刺蝟，卻自信是狐狸？ 王蒙和新疆的淵源: 那年那月，“《春之聲》之爭”與舞廳解禁 他，是中國著名作家，也在風雲激蕩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為引領中國文化事業的重要官員。他在任期間，中國正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文化領域涌現的很多新生事物，在爭議中成長。他見證、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是以怎樣的勇氣和智慧在推進的。而他，也是其中一股力量。 他就是王蒙。在改革開放初期，他便以具有意識流風格的《春之聲》等作品一再引發文壇的關注和爭議。在作家和官員的身份中，他找到了平衡點；而作為參與改革開放的見證人，他的人生與中國文化領域的改革開放有諸多的交集，並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明天生發無窮的期待。 爭議帶來文藝的成長 “在我們的生活里，在我們每個人的心房里，在獵戶星座和仙後星座里，在每一顆原子彈核，每一個質子、中子、介子里，不都包含著春天的力量、春天的聲音嗎？”著名作家王蒙《春之聲》中這一段流水般文字當年曾被加上了“食洋不化”的罪名。而今，《春之聲》卻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濃墨重彩的一筆。 王蒙自1953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青春萬歲》， 1956年創作了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因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在新疆伊犁一呆就是16年。1978年，王蒙的《組織部里來了個年輕人》被重新正名，王蒙全家從伊犁遷回北京。接著，他19歲動筆的處女作《青春萬歲》時隔多年以後得以問世。 壓抑了16年的王蒙文思泉涌，海闊天空，開始了他的文學“井噴”。1983年至1984年兩年間，他共發表94篇長短文章，平均每8天一篇新作。而具有“意識流”風格的《春之聲》又一次引發文壇的關注和爭議。“我無非喜歡在文學中搞一點想象、變形、隨機、靈動、散文化和詩化的文體擴展，我不想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的小說綁在一條繩子上。”王蒙說。 爭議不僅只對王蒙，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層出不窮；也不僅只對文學，關于走穴、關于實驗性繪畫與雕塑、關于的士高的扭胯動作、關于突然紅極一時的表現貧窮和落後之作、關于《一無所有》……有多少現象就有多少說法，但在紛繁的爭議中，中國的文藝創作逐漸走向更廣闊的天地。 “現在正時興回顧八十年代，那時的文藝確實常有新意。”王蒙說，“爭議很多，說法不一，但是沒有什麼不好。整個格局已經形成，文藝正在開拓，精神生活正日益活潑，希望與不安，矛盾與生機，嘗試與創新都在發展。” 1983年，王蒙出任《人民文學》總編輯，他下令組織“土得掉渣”的作品，也希望來點言不及義的唯美貨色，這在當時是很大膽的。“我們的精神空間有多大，精神生產的成績就有多大，而一切固步自封，作繭自縛，畫地為牢，只能是害人害己，弱智弱心。”王蒙說。 開放營業性舞廳 那是人民的需要 直上高位，百事待舉，1986年，王蒙當上文化部長。就在他走馬上任的前三四個月，文化部、國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聯合發文，嚴令不準開設營業性的歌舞廳。 “我想起了一位年輕一點的作家給我描繪，說是工人宣傳隊的隊員在舞會周邊巡邏，生怕一男一女之間產生了愛慕之情。”王蒙說，“這也未免太前現代，太中世紀了。” 王蒙認為，娛樂場所的開放是人民的需要，決心要開放營業性舞廳。摸摸底，說是有關部門主要擔心開放舞廳後會有流氓地痞前來搗亂，核心問題還是怕有傷風化。“我說，那就太好了，各地舞廳應該歡迎執法部門前來監督視察，可以穿制服來維持治安……” 王蒙的雄辯使此事順利通過，從此中國大地上開舞廳才成了合法，得到了老百姓歡迎。“雖然有一個省的人大通過了一個正式決定，不執行文化部等部門關于開放營業性舞廳的決議，但後來實際上成了一紙廢文。可見老百姓有這樣的需求，關鍵是管理好。” 這只是一個例子。這個例子足以說明解放思想在中國是怎樣可貴，帶來發展的能量。 1987年9月，根據王蒙的建議，我國舉行了第一屆中國藝術節，成為我國盛大的藝術節日。“過去文化部門常常搞文藝調演，現在集中成搞一次藝術節，不是更有意思嗎？”王蒙說。但是，這一想法也曾被質疑為搞“虛假繁榮”。後來，鄧小平親自為藝術節題了節名，才讓一場風波歸于平靜。 “政治生活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救國救民的理想，是改變面貌的熱情，是不惜一切的愛國心社會主義心，是畢竟扭到一起來了的效率和組織性，是當機立斷，敢于對歷史對人民對人類負責的大氣。”王蒙說。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想請讀者接受一點藝術拓展 不能不費一點力氣 “現在，僅僅從一些文化生活的細節進步之中，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生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些觀念的樹立是十分不容易的。”王蒙說。如選美、音樂劇《貓》的引進、藝術總監的稱謂、招標選拔劇院團長等現在看來司空見慣的事，王蒙當年都曾親歷它們萌芽之艱難。 “我曾經試圖在任職期內做一兩件影響全局的事，有些開了頭。”1988年，王蒙召開了全國文化工作會議，制定了藝術演出團體改革的文件，基本上明確了分類改革的方針，即分別哪些是國家重點扶植的，哪些是推向市場的，但這在當時也引起了很大爭議。 身為文化官員的作家王蒙老覺得自己有一個使命，充當黨和作家同行們的橋梁，充當文藝探索者的保護者。1987年初，王蒙的妻子推薦他讀了《北京文學》上刊登的余華的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王蒙寫了《青春的推敲》一文，重點贊揚了此作。 王蒙也為殘雪的《天堂里的對話(續篇)》而感動。“完全是詩一樣的句子。一種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對于愛情的蒼白而冰涼的體驗……”王蒙在評論中不得不邊評邊講解，充當一個絕不討好的解說員的角色。“殘雪受到了頗多聲討，殘雪的特殊風格使她難以被理解。”王蒙說，“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的文學能夠包容殘雪，那至少說明我們在藝術上已經有了更好的雅量，我們的精神生活有了更廣闊的空間。”他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想請讀者接受一點藝術心靈上的拓展，不能不費一點力氣。 而中國文藝就這樣曲徑通幽，發展到現在，能包容更深入更豐富的主題和形式。 “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的和平時期的核心事務——經濟建設已經走上了不可逆轉的改革開放之路，進步是巨大的。”王蒙說，“我相信時間，相信時間有利于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北京青年報》尚曉嵐 賈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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