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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法制度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也是帝王拉拢大臣的一种手段，给或是不给大臣赐“谥”是帝王的特权，他人不可僭越。对于大臣们来说，死后若是能获得朝廷赐予的谥号是一件十分荣宠的事情，自古以来，很多为官者不爱财，却逃过不爱名这道槛，而有时对于皇帝来说，贪名其实比贪财更可恶。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出巡在保定行宫驻跸，这天晚上他收到二份特殊的奏折，上第一个折子的人是一个退休的官员名叫尹嘉铨，他离职时最后一个岗位是大理寺卿。尹嘉铨在在奏折中给乾隆皇帝提出一个十分过分的要求，他希望皇帝开恩，给去世的父亲赏赐一个谥号。 按例，大臣是否赐谥是需要皇帝特旨或是经过朝廷商议的，任何官员都没有资格向皇帝讨要，况且讨要谥号也不是为臣的本分，有违君臣礼节。不过，尹嘉铨的理由很充分，他认为父亲尹会是一代理学名臣，品德出众，孝行感人，曾任河南巡抚，还得到过乾隆帝亲自赐诗的荣誉。  对于这样一位在地方上颇有政绩在官场上又有很好口碑的官员，朝廷给他个谥号也不为过。可尹嘉铨却进一步提出让乾隆帝在赐给他父亲的诗中挑出两个字作为谥号，如此，即圆了君臣之义，也成全了他的一片孝心。 乾隆帝算不上是小气之人，可错就错在尹嘉铨过于高估了自己，其实他给乾隆帝的印象并不好。类似于此类“讨要”的做法，乾隆在多年前已经领教过一次。当时尹嘉铨任山东布政使，有一次借着觐见乾隆的机会，曾当面讨要孔雀花翎，并且说要是这次讨不到花翎就无法回家向老婆交代。 乾隆时期，花翎是官员身份的一种象征，能获赐花翎的人并不多。一般只有宗室、在京堂官以及外省督抚才有资格佩戴，其他人若无特殊功绩很难获得。很明显，尹嘉铨作为布政使是不具备这个资格的。乾隆当时就很不舒服，当面就给拒绝了。  这件事让乾隆觉得尹嘉铨是一个贪名之人，他一心一意要做“大圣大贤”的那种人。没想到，时隔多年，尹嘉铨故伎重演，恬不知耻地为父亲讨要谥号。谥号是国家重大的政治事件，通常由礼部主持，内阁议定，皇帝亲批方能赐予。如果大臣都向尹嘉铨那样擅自请谥，那国家法度何在，体统何在？ 尹嘉铨的心思乾隆一眼就能看出，他真正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父亲，而是借着这个“非常之举”为自己博得一个孝子之名。尹嘉铨自认了解乾隆，认为如果请谥能成，那么孝子之名也就顺理成章实现；如果请谥不成，皇帝也不好拿这样出于孝心的请求来怪罪他。 大清入关后，宣扬“以孝治天下”，乾隆当然不会因此而治尹嘉铨的罪，但重重地敲打一下尹嘉铨还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乾隆帝在奏折上批复：“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议处，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轻饶！”  应该说，乾隆还是有点度量的，尹嘉铨请谥这个事也就翻篇了，这晚上在保定行宫看到的第一份奏折让乾隆帝的心情有些低落。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乾隆帝看到的第二份奏折又是尹嘉铨的，看完奏折后，乾隆脸色煞白，盛怒之下，拿起御笔批复：“竟大肆狂吠，不可恕也！” 尹嘉铨的第二份奏折到底说了什么，让乾隆如此震怒？原来，尹嘉铨的奏折内容是说：我朝出了好几位名扬天下的理学名臣，比如范文程、李光地、张伯行等。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实践了孔夫子的教导，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因此建议皇上将这些人入祀孔庙。  尹嘉铨这个建议犯了大忌，给谁入祀孔庙是皇帝的特权，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明目张胆地侵犯皇权，是可忍孰不可忍。乾隆马上派人将尹嘉铨锁拿入京，并发出六百里加急，命北京和山东两处官员，抄了尹嘉铨的家，并将其交部议处，尹嘉铨也因贪名落下了悲惨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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