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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致读完。由于修昔底德大名鼎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又被称为代表了希腊古典史学的水平，因此开始的时候读得很认真。但文化差异和学科背景的差异让我读得很是艰辛，完全没有阅读愉悦，唯一的成就感就是好歹把它读完了。 因此，下面的所有文字都只是一个西方历史门外汉的门外自语。 阅读中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啰嗦，正面的说法是细致、详实。这一特点是优是劣，完全看你从什么立场去评说。 中国史学传统强调简洁，要求将最具典型意义、最有说服力的史料精选出来，精彩描述。比如《史记》中写孙子，只讲了他训练吴王阖闾的嫔妃的故事，强调的是孙子军法严明，同时也说明了阖闾能识人容人用人，当然还有情节的引人入胜，阅读体验类同小说。 至于欧阳修“逸马杀犬于道”的史书写作精髓用来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写作风格相对比，就更是鸡同鸭讲了 读完该书后，上网阅读相关文献，终于搞清楚中西史学叙述差异的原因了：中国人重视书面传播，而上古之时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书写材料都很昂贵，而且书写过程（其实是铭刻）很艰难。即使到了春秋时期的简牍时代，在竹简木简上写字既不容易、占据的空间还特别大，随便一篇几千字的短文，可能就得有几分之一车了，所以学富五车，估计也就是十几万字的篇幅吧。 如此一来，中国人当然就要惜墨如金了。 另外，传统中国人都很含蓄内敛，看重的是内秀、厚重，鄙视的是张扬、轻浮、夸夸其谈。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都是那个意思。 而且，中国的传统政治，主要在宫廷内的密室中几个关键人物筹谋而定，这几个人物之间往往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信息交流更加强调的是默契，讲究的是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而古希腊在文化发展阶段则属于口述阶段。古希腊早期文学体现了口头传播的特征，古希腊神话当然是口口相传的结果，荷马史诗就是盲人荷马的杰作，而古希腊戏剧之所以发达，也与口头传播的文化背景有关。 而希罗多德《历史》这样大型书面历史著作，也是被用来大声朗诵的。根据卢奇安的记述，希罗多德曾在奥林匹亚集会上当众背诵过自己的作品。据说修昔底德就曾经亲耳聆听了希罗多德曾背诵自己的作品，感动得痛哭流涕。 同时，古希腊文化的代表城邦雅典，其所实行的城邦民主制度也强化了口头传播的特性。 雅典民主制度是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城邦重大事务的讨论、表决。由于是全体公民直接参政，这就需要政治领袖具备优异的演讲才能，以便于在会议现场当场说服听众。因此，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德谟斯提尼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发表演说的体制。” 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开始，除了专业教师“智者”的教育之外，雅典公民通过参加公共生活如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市政广场、军营等活动，聆听政治领袖、律师、将军的演说来获得相关的教育和知识。 由于是现场演说，演说者必须照顾到不同职业、文化水平、年龄、性别听众的反应，因此，演说词必然啰嗦。现场说和听的人可能很嗨，2500年后的我们读起来肯定不嗨。 还需要强调的是，演说必然具有专业性和表演性。 演说的专业性就要求听众要有专业素养，对国家的专门事务有足够精神的了解，演说的表演性就要求听众要有足够的对演说者的理性分辨力、抗忽悠能力，不会被他的巧言令色所催眠。 在古希腊，由于一个城邦人口少，雅典城邦大约几万人，与现代社会相比属于熟人社会，大家对知名人物都是知根知底。而且人少事务也就没那么繁杂，听众做出准确判断的概率还比较高，因此这种诉诸演说的直接民主制度还可以有效运行。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少则几百万人，中则数千万人，至于美国、日本、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则是上亿乃至数亿人，源于古希腊直接民主制度转化而来的代议制制度能否有效运转就存在很大变数了。 这下我全明白了，怪不得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汉译本60余万字，居然四分之一是演说词，前后长短居然有141 篇之多。 这一下我也明白了，怪不得现代西方社会律师满地走、政客重要事务之一就是每日里打嘴炮。 中西文化差异之大之深，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中国人从1840年被西方强迫打开大门后，国人在强烈刺激下恶补西方文化科学知识，至今已经将近160年了。即使如此，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也未必全面准确深刻。 至于一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西方列强，此前从来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就更是可怜。 中西之间真正相知相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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