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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不是长安客 :那段混迹西安高校的时光

 寻梦向天歌 2019-03-17

作者 | 邹赴晓


一九九四是个什么年份,一个城市和一个外乡人的关系因何交错从而质感起来,如果不是遥望和揣想,那一定就是回望和暗叹。如同此刻,二0一九年三月上旬的某个下午,对于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个人命运而言,从一九九四年九月开始像一只探头探脑的风筝在西安交大的北门口被几个东北来的同学接过行囊,到一九九七年和在西北大学念书的四川籍老乡周渔从蛇皮袋子里倒出的大量来稿以选出最后一期《表达》诗歌大展的稿件付印,那一截时光横断面上的人与事模糊、粗糙而亲切----尽管我对约我写一段文字的西村说,应该还没到怀旧的时候吧。但时间公平的双手总是端着一碗残酷的清水波澜不兴:毕竟事实是,二十多年就那么过去了。

而与此相关的背景是,一九八九,一个在四川的小镇上读着职业高中的小伙某根神经被写作的欲望折腾得够呛而偏科严重,显然对广阔农村大有作为的信心不足,在半推半就的“农转非”的诱惑下来到陕甘川边界嘉陵江边的一个国营冶炼厂握紧了铁锹和钢钎,肉身在炼狱而诗歌是呼吸。幸好还有磁带中的崔健、唐朝和黑豹。星辰在夜空,我在夜空下工厂的燃料堆上仰望。而我的未来会一直在野蛮抒情的高高的黑烟柱下面吗。幸好那个叫做燕子砭的地方,还有着每天几班的汽车,由于是宝成线上一个小站的缘故,也还有着每天停靠的一列绿皮慢行火车,让我得以有空或突发性地跳进车门,敲响若干个本地县城里陌生的朋友的办公室的门,掏出一叠诗稿,或者在南去的嘉陵江边的某个小镇溜达一阵子并找个小旅馆旁边的小酒馆独自喝上两杯,在次日上班之前又准时换好工作服戴好两个即将变灰变黑的劳保口罩出现在工厂的铁门前。对了,铁门旁边的传达室,是我去得最多的场地之一,在轰隆隆的鼓风机的声响中和少见多怪最后见怪不怪的异样眼光中,时常从一部黑色的老式电话机旁的桌子上取走三三两两的邮件,薄的是信件,厚一点的和宽一点的多半是诗歌类的报纸或杂志。

以上罗嗦那么多,是想说明我那时的处境是一个暗写的尴尬:作为一个醉心诗歌写作的炉前工在按部就班的同类中显得多少有些不务正业,而一纸大学文凭的缺失又使得摆脱生活沉重的路径视线模糊。但是青春的好处是可以挥霍,管他呢。有朋友的善良漂亮的姐姐偷偷在工厂总部的办公室替我打印油印诗集,帮蜀地朋友策划的民间报纸反响也还不错,包括收到西村兄寄来的一本《倾斜》的扉页上印着的“打倒诗歌”不也全是荷尔蒙的味道么。但隐隐的不安仍旧如一块随时滚下山坡的石头,直到工龄四年左右的时候,一封来自西安交大人文学院新闻班的信封被我撕开封口。

来信展开后是八开大的稿纸,抬头印着“中国西北诗人工作室”,龙飞凤舞的笔迹是从东北来到西安的诗人西岸的。不知到他从哪里知道些我的情况,邀请我来上一个类似作家班的学习班,学杂费减免还可以兼职办一份叫《人生导报》的报纸。更重要的,是可以一块写诗喝酒啊。这似乎无法拒绝。背着朋友送我的牛仔包,坐了将近一天的慢行火车穿过秦岭,交大,我来了。结果却是,被来迎接的早到的几个同学在北门口接进去,从东门口走出来。经过一段似乎是梦里出现过的路段,南沙坡76号,一个院子已经住了不少来自天南地北的多半有着作家梦的男男女女,接我的同学里有杨贵军和刘伟(浮楼),记得他俩也是《表达》诗报最初的编委。 

混迹西安高校的日子由此开始。揣着一堆课本,不时从交大的东门进进出出,换着不同的教室听课,拿着碗筷去食堂打饭,沿途看看黄昏时操场的女生在列队练习女子防身术,和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开玩笑说她们也太过于自信了吧。

貌似岁月静好的读书生活在后来的一场秋季的雨季里变得潮湿起来。事实是,于我而言,说好的学费减免的事情似乎变得不太可能,而那份旨在指导人生的报纸据说老板有了自己的问题。接下来也知道了所谓的作家班不过是新闻自考班,但是如影随形的贫穷这只恶犬,又在准备随时扑上来扯着你的裤管回到秦岭南边的轰隆隆的鼓风机声中和浓浓的灰烟之中。最终坚持了多久?两个月?三个月?记不太清了。里尔克说挺住意味着一切。而我只能选择折衷:回去上班,但每年两次考试前一周,过来蹭宿舍蹭辅导课,后来的几年,就这样从交大蹭到了西大。

喝酒聊诗的日子当然更值得回忆。喜穿标志性大红色毛衣的四川小个子周渔郑重推荐的泸二(泸州二曲)成了聚会标配,我们从交大周边的南沙坡喝到了刘家庄,再喝到了西大周边的边家村,也甚至喝到了陕南老乡晾晒粮食的屋顶上。

稍后加入的两张常见的年青甚至可以说英俊的面孔是交大绿岛诗社的阿桑和阿飞。一个外向,一个内敛。他们几乎总是成对出现。印象中和他们的成员在校内做过一次交流,参与过一次校外浐灞河边的野炊。某次酒后的黄昏同他俩和周渔一起合力推倒过一个荒野中的残墙断壁。一群人窜去师大路月亮门里诗人逸子开的先锋书店找黝黑结实而少言寡语的原人玩的那次也应该是他俩的提议,恋爱中的原人和他的女友卖书间隙给一帮饿鬼兄弟演示了“诗歌一家亲”的其乐融融,“夏天,啤酒,西瓜鸡”,估计聚在一起的脑瓜中,这一幕都将难以抹去吧。

当诗人西岸已经悄然消失,1995年8月学友周渔创办出第一期《表达》诗报的时候,西安高校能接触到的其他的诗歌类报纸似乎只有西安建筑大学的《夏风》和陕西教育学院的《九月枫》了。谭克修毕业后,《夏风》的主持是一个叫杨龙江的胖胖的小伙。接触过几次。而《九月枫》的主持是一个来自陕北的后生,来信约过我一篇诗歌类文字,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了。与此有关联的是我当时谋生所在的工厂所在地宁强县,一位职业中学的老师王有泉就毕业于陕西教育学院,且主持参与过更早时候的《九月枫》,我们在1991年也合作出了一期民间报纸。当期报纸上还有陶醉的一首诗歌。他当时应该在西安纺织学院念书?

始终是家境尚好但不知道他老父亲是否知情的周渔自费印刷的《表达》诗报办到第四期的时候,不知道是周渔免费得到了一些《西安晚报》的划版纸样想实践下《报纸编辑》课的课程要求还是《表达》确实该在校内校外的一些关注的目光中伸展骨骼了,四开的报纸让我看到了当年《诗歌报》的模样。这里就得顺便说到一份刊物对一个人的影响:1989,当年那个高三偏科严重的学生想给自己订份报纸,在小镇的邮局订报册上划下《诗歌报》并收到第一期报纸后,靠,诗歌居然不是徐志摩、汪国真和课本中的那一类。只要是创新,各种风格皆可收纳。于是对《语文报》所登载的那一路温情与爱的中学生诗歌的调调不以为然。直到郑重其事的和周渔策划推出16个八开横版的《97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大展》的时候,其实于我,也有向《诗歌报》的先锋性和包容性遥远致意的成分。当然作为回应和欣慰,已经还在但改成刊物出版的《诗歌报月刊》选载了诗评家沈奇和我的一篇诗论,而以扶持大学生诗歌知名的《飞天》杂志等,选载了周渔和其他同仁的诗篇。时至今日,我想周渔和我,当初真的想展现一下年度民间诗歌和高校诗歌创新写作风貌的努力,我们都尽力了。那一年,周渔将暂停出版《表达》回到家乡,而我已经正式从那个陕南的冶炼厂辞职,在西安南郊一个著名的卖壮阳药的保健品厂找到了一份广告文案的工作。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起一个人:丁小村。和他的通信之初是知道汉中西乡县一中居然有个语文老师给学生们讲授当代汉语诗歌,后来这个老师居然又回到了西安,和他的朋友办了个好兄弟广告公司,虽然我去敲响过这个公司的门但大门紧闭,但我一直没跟他说过,兄弟我96年秋天的某个时刻敢于把穿了六年的工作服扔向对我指手画脚的某张面孔说“老子不干了”的潜在动力之一,是他说的:出来吧,连秦巴子都从宝鸡出来了!

穿插其间的回忆是,青龙寺下,刘家庄71号,和周渔合租的民房时期,一块相去不远处铁路新村垃圾派诗人曹光辉家,多次在他光着膀子挥斥方遒时匆匆告别;西大校园,不堪宿舍的蚊子叮咬,我和周渔在西大的旗杆下铺着床褥睡觉,一周过去,疑似月亮也能把皮肤晾得黝黑;在西何家村的某个路边烤肉摊旁,《三秦都市报》工作的诗人师涛抱个西瓜差不多就要绕村三圈才找到我们喝酒的地方;再后来被师涛形容为长相貌似波特莱尔的小伙领着辽宁《空房子》诗报的杨春光来西安聚会于师大校门旁的小饭馆,师涛给路漫打电话而路漫有事缺席。之后杨和路就永远的缺席了。 

阿桑毕业离开西安时送了我一年顶红色的帽子。是他念念不忘的小宇姐留给他的。

原人送过我一套三本名家谈散文之类的书,说是他和朋友一起编的。

等我从汉中宁强县辗转来到西安的时候,丁小村似乎又回到了汉中。秦巴子倒是一度和我在同一个旅游杂志社共过事。

不可思议的事是,我现在的办公室,就在师大路旁不远,每次经过笔直的那条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哦,一个月亮门,一个书店。

或许是老毛病犯了,曾经在2014年出过一期《新唐诗诗历》,收录了岛子、丁当、东岳、方兴东、韩东、马永波、马非、南嫫、唐欣、谭克修、杨争光、杨于军十二位在西安生活过但现在几乎人在外地的一些诗人作品,以彩色印刷的方式。

命运如同游弋的岛屿,而岁月的涛声几乎从未停歇。

那个从西安交大给我写信的人,如今人在何处?

其实,谁人不是长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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