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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密谋十七年的逃亡》这一作品，黄裔斩获第一届非虚构写作大赛二等奖，这个被誉为“中国版飞跃疯人院”的故事，成为非虚构文学史上第二售出百万价格的版权。黄裔说她写完了之后，把故事拿给主人公老徐看，老徐看完说，觉得写得非常好。黄裔说，她写这个故事的意义已经完满了。 一 2012年夏天，我结束了硕士课程的学习，决定以精神障碍者的平等权利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我最初关注的并不是那些确诊精神障碍者的非自愿住院与治疗——那时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有精神病，那把他／她关起来治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关注的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精神病”，而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失去自由的正常人。 比如电影《换子疑云》里，安吉莉娜·朱丽饰演的母亲就是一个遭遇“被精神病”的人，这部电影也是让我开始关注这一议题的诸多因素之一。 2012年秋天，我写完了这篇论文。那时，我对精神障碍者权利有了新的认识—— 在当前国际人权法的框架下，精神障碍者应当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权利，这其中就包括对住院和治疗享有知情同意权； 在精神障碍的康复方面，国际人权法体系倡导“去机构化”，即应当逐步减少或关闭封闭式的精神病院，支持精神障碍康复者在社区中居住、康复并充分参与和融入社区。 作为一名人权法研究生，我完全接受并认可这些国际前沿的标准。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实我还是会想，精神病人哎，真的可以不关起来吗？我开始思考“正常”与“疯癫”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谁能够决定“理性人”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不理性”的，他／她的意愿是不是就不应该被尊重了，他／她是不是就没有权利为自己做决定了呢？…… 短短几个月的研究并不足以让我想明白这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在一家公益机构实习。这家机构主要做精神障碍者权利的研究、倡导和个案支持。因为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做精神障碍者权利的民间机构，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很多求助电话。老徐就是求助者之一。 他打电话到我们机构，说已经在精神病院里住了近十年，尝试过多种方法出院都没有成功，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通过正规途径出院。经过讨论，我们机构决定接手这个个案，案主化名徐为。当时正值《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夕，负责个案的同事认为可以把这个个案做成“《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二 我在机构里主要负责研究工作，对于个案支持的部分并不是特别热衷，但徐为这个案例是例外。对于我的研究而言，这个案例实在是太典型。我建了一个名为“个案－徐为”的文件夹，准备收集对研究有用的信息。 2013年的时候，机构给徐为联系了一位律师，协助他将康复院和大哥告上法院，理由是康复院和大哥不让他出院的行为侵犯了他的人身自由权。9月17日，法院正式启动了法律程序。 那时我已经结束了在机构的全职工作，到英国继续学业。我读书的大学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残障研究重镇。大约二十多年前，这所大学里的残障研究学者试图重新构建人们对残障的认知。他们指出，残障并非个人悲剧，也不应完全归因于个人的疾病或缺损；残障是个人的疾病或缺损与社会障碍、污名和偏见互相作用的结果，造成障碍的不是残障者，而是这个对多样性缺乏包容的社会。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的博士研究的议题是残障人士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行使自主权并得到法律的承认。这也是徐为这个个案的核心问题——如果徐为能够行使自主权，他就能为自己是否出院作决定。 2013年到2017年间，我一边进行自己的博士研究，一边为国内的残障权利研究和倡导提供学术支持，其中也包括和以前的同事一起记录徐为这个个案的进程。我将它作为研究的素材仔细分析、写进学术报告里，有时候我免不了会想，这些对我的研究有重要作用的素材对于徐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媒体报道了、出庭了、所有的法律程序都走了一遍，可是都输了——徐为仍被关在康复院里，他唯一的诉求并没有实现。 徐为一审败诉的时候，同事让我从专业角度写一篇分析，那时我一边写，一边感到荒谬。根据《精神卫生法》，精神疾病的住院治疗以自愿为原则，只有当这个人具有危险性时，才可实施强制住院。徐为在康复院十多年的记录都显示他不具有危险性，根据法律，是否住院应当由徐为自愿决定。他要求出院，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诉求；让他出院，就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依法办事”；保障他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社会应有的最基本的正义。 可是在他身上，偏偏就是实现不了。徐为被诊断为精神病人，并且因此被视为弱者，因为弱，所以连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和资格都没有。但正是这样一个弱者，却在年复一年的坚持追求出院。那些将他诊断为弱者的强者在做什么呢？在我围观徐为的这些年里，我又为他做过什么呢？好像什么都没有，我就坐在安静明亮的图书馆里，纸上谈兵。 2017年，徐为的案子在走完了所有程序都失败后，就陷入了死胡同。以前的同事纷纷开始新的生活，有的结婚生子、有的继续学业。我完成了博士论文、通过答辩、顺利毕业、回国。 随着这些变化，我对徐为这个案例的跟踪近乎停滞，只剩机构里还有工作人员跟进。有次律师说，在徐为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但其实，我心里对徐为出院已经不报什么希望了。 三 一直到7月份的时候，徐为的律师突然跟我说，事情出现了重大转机。我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赶快找到律师说，想和他一起去看徐为。 9月底，在律师的协助下，徐为和女朋友春春一起办妥了出院手续，又在春春家人的支持下，租了一间房子，开始新生活。我和他的律师一起去看他们，在去之前，律师提议说，我们应该听徐为完完整整地讲一遍他的故事，把他说的记录下来。 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站在电梯口迎接我们。看到他们的第一眼，我在心里想，我该叫他什么呢？我不该叫他徐为，那是他作为个案案主的化名。从现在起，他不再只是电脑里那个“个案－徐为”的文档，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律师叫他老徐，我也叫他老徐。 老徐答应给我们讲一遍他的故事，这一讲，就讲了整整两天。第一天，从他幼年对母亲的模糊印象起，讲到他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再讲到他被卷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场出国潮，混迹澳大利亚的十年。几天后，我们又约好去他家，继续听他的故事。这一次，从他在澳大利亚被遣返回国讲起，讲到他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诊断、出院，再讲到他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里面住了十多年，然后一通电话打到我们机构，开始漫长的诉讼。事前征得了老徐的同意，我们对这两天的谈话进行了全程录音。我再把录音转成文字稿，这好几万字，就是老徐大半辈子的故事。 我想把老徐的经历写成文，但迟迟没有动笔。在此之前我已经做过不少质性研究，按学术研究的标准，研究者在收集质性数据时应当注意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因为这关系到研究的信效度。验证数据真实性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通过其他的信息源多方验证一个数据，或者在访谈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同一个问题换一个方式提问。 因此在动笔写老徐的故事之前，我叫上大学室友和我一起去探访老徐之前住了15年的康复院。论地理位置，康复院是坐落在上海城市副中心的热闹地段，但通往康复院的那一条路却是隐藏在纵横交错的地面马路、闸道、高架桥、天桥和铁路中间。我们前后换了三个出租车司机、问了五六个人、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康复院的大门。 在那里我见到了好几个老徐提到过的人，其中就包括总务大人，他身材高大，看起来很健康，戴着黑框眼镜，文质彬彬。我问他，是不是真的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呀，他笑着说，是啊，住了30多年，住在这里蛮好，不太想离开了。 这间老徐拼了命想离开的康复院里，竟然还有不想离开的病友，而且不止一个。除了总务大人外，另一位衣着考究的大爷也跟我们说，这附近一片都已经拆迁了。他很担心康复院也会被拆掉，如果拆了，他该住哪呢？这位大爷也是老徐提到过的，几年前他还是想尽快出院的，但几年后，他已经悠悠然然地住在这里，跟我们说，这里就是他的家了。 老徐的这些叙述信息是可以通过验证的，但还有一些是他的“感觉”。老徐常常说到他的“感觉”：好像有人跟着他，有些事情好像是专门安排好的……在他的叙述里，这些感觉自出现起就没有完全消失过。虽然所有的叙述都具有基本的一致性，但我还是没想好这些要怎么处理。 从整理完录音文字稿到真正开始写老徐的故事，这中间隔了好几个月，这期间，我常常去找老徐和春春玩，也和以前的同事一起带他们远途旅行。老徐通过电脑和微信帮我们机构做一些工作，大家都觉得他做得还不错。陪伴老徐和春春逐步适应新生活的这几个月让我有机会和他们建立更深的了解和信任。 最后我根据那几万字的录音文本认认真真写一个关于老徐的故事，不掺杂我的专业视角，不夹带权利倡导的私货，不给读者划重点，不夸张、不猎奇、不讨论他的经历在客观上合不合理，也不揣测那些看似离奇的片段是不是与他的精神病诊断有关。我力图呈现老徐他自己眼里的世界，当然也包括那些他的“感觉”。 老徐的律师和以前的同事都希望我能重点写一写那段漫长的诉讼，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过程中有很多节点都对精神障碍权利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我最终还是没有接受这个意见。这段诉讼当然也可以写成一个故事，但那是另一个故事。可以是律师的故事，我的故事，但不是老徐的故事。老徐对诉讼那段时间的叙述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好像有了希望，更加失望，绝望，绝望得绝望。那些所谓的重要意义都是我们赋予的，对于老徐来说，这些意义都不算真实。 我希望从这个故事开始，他再也不是“个案－徐为”里的那个徐为，不是“《精神卫生法》第一案”当事人徐为，也不是新闻当事人徐为。他就是老徐，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上海退休爷叔，和女朋友一起买小菜喝小酒过小日子。 Q： 真实故事计划 H： 黄裔（法学博士） Q： 谈一下获奖的感受？ H： 能够得奖当然很开心啦，毕竟有钱。其实感受最深的时候并不是获奖的时候，而是看到这个故事超过10W ，而且故事下面有很多很暖心的留言的时候，就觉得得不得奖都没有关系了，对于这个故事来说，能够得到理解和善意就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 Q： 期待自己的故事被改编成什么样的影视作品？ H： 首先，希望这是一个人的故事，和所有人的故事一样，有起有落，有希望有遗憾，有坚持有妥协，又和他所在的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精神障碍，只是这个故事里的一部分，就像讲一个胖子的故事，必然会讲到他/她胖，但胖不会是一个人的全部，也不会是他生命中所有事情的归因。精神障碍是老徐的一部分，但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有逻辑，体面的人，所以希望能够完整的刻画出他；第二，希望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不是一个自强不息的精神病人的故事，也不是一个被浪漫化的天才精神病人的故事，老徐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也希望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常的日子。第三，希望是一个欢喜的故事。老徐和春春经历过很多的艰难，但是他们都不是苦大仇深的人。在我认识他们以后，他们对我的好，就像我姨妈姨父对我的好，他们对周围的人也都很有爱。因为他们经历过很多艰难，所以在现在的生活里会有更多的乐观和善意，我希望他们的故事也能让人感受到他们经过大起大落之后的淡然和善意。 Q： 给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的寄语和感言。 H： 非常感谢能够有这个比赛。在看到比赛公告之前，我一直没有想好要怎么讲述老徐的故事, 讲完之后又应该怎样传播出来。这个比赛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在一个主流社会的语境里讲一个人与边缘群体和边缘议题有关的故事。而且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编辑马拉拉，非常专业，尊重作者和故事，整个修改的过程沟通都很顺畅。因为有专业的编辑，真实才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尊重。今后，希望这个平台能够一直在，特别是能够让没有什么机会发声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机会，自己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成为一个媒介，让人们认识到这个社会的多样性，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也希望真实故事计划能够坚持这种专业性，尽管这可能会很难。 Q： 谈一下未来的计划和打算。 H： 我的主业是做反歧视与平等权利方向的法学研究，未来也会继续做这个，要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如果能够成为一名自己的著作摞起来能够比自己高的法学家就更好。我的研究能够带我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他们中有一些仍处在社会边缘，没有很多机会发声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如果这些故事能过成为一股微小的力量去推动社会更加多元和包容，那就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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