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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正是一群极具农耕禀赋的周人，在继承了其先人的农耕传统并把这一传统推广到他们所建立的西周的每一个角落时，才第一次确立了我国以农耕为基础的大陆农耕文明的发展方向。周人曾偏居西陲，在与戎狄、乃至中亚文化交流中，一方面将青铜冶炼术推至了顶峰；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的农耕工具、农耕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日趋富足。正是这一伟大的成就，最为周人引以为傲，同时，也给周人带来了久远的潜在的威胁。大概也是自那时起，中原王朝已然成为了周边游牧部族眼中“肥美的羔羊”。  周原遗址 近些年来，在甘肃天水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于秦先人的墓地中出土了大量金饰品。专家认为，之所以在此地，出现这种与中原玉石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正是由于早在丝绸之路几百年前的周代初期，西戎已然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  斯基泰人的金器 或许是有迫于古印欧人（众多网友所称的雅利安人便是其中迁徙到古印度的一支）、斯基泰人等游牧部族在向周边辐射、迁徙的过程中，挤压了西周周边戎狄部落的生存空间，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将戎狄推到了周人的边缘。更或是中原富足带给戎狄部落的巨大诱惑。贯穿于整个西周时期，戎狄的侵扰几乎从没有间断过，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及至西周末年，周厉王、宣王两代在抗拒戎狄侵扰的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虽暂时将戎狄遏制在周王国以西，周王国也损失了大量的人口及财富，以致陷入崩溃的边缘。  镐京复原平面图 直到公元前771年，因不满申后被废，太子被逐。作为申侯“娘家人”的申侯引戎狄之兵攻破镐京，幽王连同太子伯服在战乱中被杀，王妃褒姒自裁。一把大火将昔日盛极一时的帝都烧得只剩些断壁残垣。府库财货掠劫一空，被源源不断地运回西戎。镐京百姓也在戎人的烧杀抢掠之下惨遭蹂躏，苦不堪言。 至此，盘踞京师的戎王哪里还管申侯之约。本欲引兵迫使周幽王复立宜臼的太子之位以及申后之位的申侯，自是懊恼不已。不得不向卫侯姬和、晋侯姬仇、秦君赢开三路诸侯发出密书，相约前来勤王。戎王攻破镐京追击幽王之时，因护卫幽王逃离骊京势单力孤为戎人所杀的郑伯友世子掘突也自领一军，星夜前来复仇。好在又有申侯于城中呼应，行囊满满的戎王无心恋战，弃城逃回西戎。  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周王室外患未平，内乱又起。再次将危如累卵的周王国推向即将倾覆的边缘。如果将戎狄的进犯视作一次军事上的失利（当然，也有经济）的话，那接下来出现的“二王并立”局面，则是在政治上给予周王室雪上加霜的沉重一击。 内乱的平定必然会在经济、军事以及政治上给周王室造成莫大的损失，这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也让周平王继位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这使得自西周立国以来，周人所秉承的宗法、礼乐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于此，不妨先简述一下周代的宗法、礼乐制度。这是早在西周立国之初所建立的一整套道统、德治思想于国家政治上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将姬姓、姜姓等贵族联合起来以实现对殷商遗民及其他部族的统治。在这个层面上讲，所有诸侯国的贵族与周王室的利益是一体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所以，当一个诸侯国出现对此制度的破坏必然遭遇以周王室为核心的所有诸侯国的群起而击之。相反，当周王室出现对此制度破坏之时，天下必然也距离孔子所言“礼崩乐坏”的时代不远了。  镐京之乱平定后，申侯、鲁侯与许文公拥立废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一方面，大力拥戴平王的申侯自然有引戎兵祸乱镐京的失德之处；另一方面，作为废太子的宜臼继位怕也是有些不合礼制之处的。而与此同时，虢公翰于携地拥立为携王的王子姬余继位为周携王，毕竟幽王及太子伯服已死、宜臼先被废太子之位，又被驱逐出镐京，此时由宣王幼子姬余继位，于宗法礼制而言，倒也并无悖逆之处。更有其施政包容的理念也为诸多诸侯国所赞赏。 所以，当周携王于郑武公、晋文侯合力攻伐中，兵败身亡，“二王并立”的局面终结后，周平王虽然实现了周王室内部政治的稳定，却丧失了政治上的权威性，埋下了东周以后“诸侯不朝”的祸患。  平王东迁，岐丰之地逐渐被秦人自戎狄手中夺回，连同丰邑、镐京并入秦人版图，秦后期的都城咸阳便在于此地。在以地利最为兵家看重的冷兵器世代，此地自然被视作“王天下”之地。以至于，自秦朝开始，直至唐朝，历代王朝多定都于此。由此可见，周王室的东迁洛邑，无疑又是一次糟糕透顶的政治错误。正如，《东周列国志》所载，当平王朝议东迁事宜时，年逾九旬的卫武公曾劝谏道：“镐京左有骰、函，右有陇、蜀，披山带河，沃野千里，天下形胜，莫过于此。洛邑虽居天下之中，其势平衍，四面受敌之地。吾王若弃镐京而迁洛，恐王室自是衰微！”卫武公一语成谶，东周的命运也就已然如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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