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岁月1943年5月11日傍晚时分，克莱因所在的部队向上级指挥部寻求命令，但是没能得偿所愿。突尼斯的轴心国军队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无法突围也无法从海上撤退，非洲集团军群总司令阿尼姆大将在无力回天的绝境下放弃了战斗，因此很多德军单位既无法联系到上级，也收不到任何命令与指示。克莱因所在的连队位于战线最南端，他们是北非轴心国军队中坚持到最后的一支。预料中的美军轰炸在第二天早上没有发生，他和战友们销毁了轻武器，一边唱着军歌一边把枪栓和枪托扔得到处都是。这群德军的食物供给已经断绝了好几天，水的供应倒比较充足，但是没有弹药继续战斗，连长让他们到宰格万周边可能出现美军的地方去投降。 5月12日早上大约8时30分，这支部队从城镇里走出来，克拉因当时是一名一等兵，投降对他来说是一个多少有些戏剧性的结局。当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走出宰格万时，一队美军坦克在附近停了下来，将他们带到集结场所。尽管当时气候非常炎热，同时美军被告知这些德国兵已经几天没有得到食物，但美国人并没有为战俘们提供任何食品和饮用水，作为胜利者的他们似乎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事情。 ■1943年5月，突尼斯，德意志非洲军团士兵成群结队向盟军部队投降。 ■成为战俘的非洲军团士兵，等待他们的将是刻意的折磨和悲惨的命运。 在宰格万郊外，这些放下武器投降的非洲军团士兵仅被美军看押了一两天，然后他们全部被送到效忠自由法国政府的法国外籍军团手中。由于当时法国本土仍然处于德国的占领之下，非洲军团的士兵们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处境。克莱因和他的战友被粗暴地搜查全身，法国人剥夺了他们随身携带的一切有价值的物品，尽管这是意料中的事情，但对于沦为战俘的德国人来说这只是噩梦的开端。 法国外籍军团用了两天的时间将这些德军俘虏押送到彭多法斯北部，在前往战俘营的路上很多人受到了敌意性的伤害。有一次当克莱因在队伍中前进时突然听见身后出现一阵骚乱，五六个美军士兵驾驶着一辆带有巨大铁丝网的拖车从后面驶来，铁丝网挂在拖车的一侧离地面大约1.5米高，然后径直向这些俘虏开过来。很多来不及躲闪的战俘被铁丝网上的尖刺割伤或戳伤，只有队伍前列发现骚乱的人才有时间躲避伤害，克莱因便是发现这个情况并及时躲开拖车的幸运儿中的一位。 位于彭多法斯的战俘营是一片被铁丝网所包围的区域，面积大概160公顷，克莱因在平地上望过去几乎看不到它的尽头。大约有14000名战俘像牲口一样被赶入营地，由于人数众多，关押地域狭窄，整个战俘营显得非常拥挤和混乱。法国人没有给德军战俘提供帐篷，也不给他们挖防风坑的铁铲，更没有木材或制作遮蔽场所的任何材料，放任他们暴露在白天的烈日和晚上的严寒中。战俘们有时一整天喝不上一次水，两三天吃不上一顿饭，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等待和打瞌睡。克莱因和战友们曾希望能找到逃跑的机会，但这么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战俘营周围全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克莱因从没听过在非洲有德国战俘成功逃跑的例子，大家在身体上备受折磨的同时精神上也极其沮丧。 ■北非的一座露天战俘营中席地而坐的非洲军团战俘，有德国人也有意大利人，周边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戈壁，逃跑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他们刚刚被关押时的状态，有些人还显得比较乐观，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品尝到来自盟军士兵的蓄意报复和非人虐待。 克莱因在彭多法斯战俘营期间有几百名德军战俘死于饥渴和伤病，他曾亲自为好几名死去的战友挖掘坟坑，将他们的尸首草草掩埋。虽然这里关押着超过一万名俘虏，但外界甚至连国际红十字会也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根据国际法的惯例，战俘的数目是要被详细统计并上报的，但该规定不适用于法国外籍军团，法国人任意玩弄和侮辱这些德国战俘，丝毫无视日内瓦公约。克莱因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期间受尽了虐待，每天战战兢兢度日如年，也看惯了法国人的残暴和冷血。 在克莱因进入彭多法斯战俘营几周之后，法国人强迫其中一些战俘为他们排雷。此时北非战事已经结束，法国人要把自己所铺设的地雷清除干净，没有战俘认为可以拒绝法国人的要求，因为所有人都非常清楚拒绝意味着死亡。大约100名战俘走进了离战俘营大约1.6公里外的草丛里进行扫雷，克莱因在这项工作开始的第一天就听到了那边传来几声爆炸。法国人一心想折磨甚至消灭这些德军战俘，他们故意不予告知地雷的具体位置和采取的何种布设方式，也不给战俘们任何工具或设备来帮助他们排雷。进入雷区的德国战俘只有靠徒手摸索排雷，这种排雷方式让他们的生命得不到任何保障，连人带雷一起爆炸的情况成为家常便饭。 ■在北非埋设地雷的盟军士兵，铺设完毕后会将布雷位置详细标注在地图上。但是法国人故意不给德国战俘雷区位置图，导致他们在排雷时伤亡惨重。 清理地雷的行动日夜不停地持续了三周，法国警卫每天要做的事情仅仅是抓出一些德国战俘并下达命令。所铺设的地雷在地里已经有四五个月时间，沙子掩盖了它们的位置，这使得排雷工作相当困难。法国人故意不提供雷区的布置图，但克莱因等人知道他们肯定有类似的地图，因为德军中每个师指挥部都有个专门放置雷场地图的盒子，而所有的军队都会保存己方的雷区布置图以防误伤自己人。法国人所要做的就是拿出这些地图看看地雷在什么地方，但他们并不想这么做，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在排雷期间大约有50名德国战俘死于非命，另有更多人被地雷炸伤。 新战俘营1943年7月，克莱因和一批战友被押往突尼斯城附近一座较小型的战俘营，这段80公里距离的转移花了三四天时间。战俘们的身体状况很差，行进速度很慢，但这些曾经一起战斗并有着深厚同志友谊的人们沿路相互关照帮助，所以没有一个人死于前往新战俘营的路上。法国人在行进的几天路途中只为战俘们提供了一次饮用水——仅仅带来一个水罐，为了喝到水上千名干渴至极的战俘围了过去，他们没有任何容器所以只能用手盛水，这意味着大部分水会洒进沙土中浪费，而且水的味道也像汽油。看守们在旁边哈哈大笑，克莱因看来法国人是有意让水的补给变得严重不足，这又是一次蓄意的折磨。 新战俘营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附近荒无人烟，包括克莱因在内的3000余名战俘在这里继续被关押了大约两个月，期间又有数百人死于饥渴和疾病。战俘们10到12人组成一个小组，法国人每天只给每个组一条面包。为了公平起见，分面包的人将得到最后的部分，所以食物的分配比较均衡。水的供应一如既往的缺乏，在那段时间里这些战俘每天所渴望的仅仅只是水和食物，那就是他们生命的全部。 在新战俘营期间俘虏们得到了一些帐篷，并被允许构建一种固定的简易建筑——他们可以在一个长宽各45米的区域内挖一些1.5到1.8米深的防风坑，但必须制作台阶来进出这个区域，然后再往坑里放稻草、粘土和不能饮用的水，最后50-60名战俘走进去用脚踩实这些泥浆，这项工程夜以继日地持续了两周。如果用来和泥浆的水比较清澈，战俘们便会将其直接饮用。 ■上图为北非战役结束之后，位于突尼斯境内的一处大型露天战俘营，关押有上万名非洲军团战俘，周围有大批装载有物资的车辆出入。在克莱因的回忆录中，他们在战俘营期间遭受了法国看守可怕的折磨，很多人因此而丧命。 当德军战俘建造好了防风坑准备入住之时，法国人突然告诉他们要重新搬到另一个营地，于是俘虏们只得把帐篷卷起来，将数千个帐篷支柱和树桩堆积起来烧掉。当德国人准备好搬迁时法国人又传话取消了这次行动，战俘们只得住在这些空旷的大坑里，没有帐篷或其它任何能抵挡太阳暴晒的东西。原来这又是法国人和德军战俘玩的一场“游戏”而已。 战俘营里没有任何医药供应，尽管其中有一位德国医生，但是法国人不允许他医治战俘。这名医生经常会悄悄四处走动，尽最大能力帮助伤病中的战俘，由于没有药品，所以这种帮助也非常有限。在关押期间有大量德军战俘死于法国人的虐待，活着的人常被召唤去挖掘坟墓以埋放死尸，法国人根本不在乎这些战俘的死活，相反他们非常希望这些德国人尽早从世界上消失。 随着关押时间的持续，克莱因的身体越来越差，随后陷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周。由于极度的饥渴和虚弱，他甚至无法站起来入厕，到后来连爬动的力气也没有了。战俘营里没有医院没有病床，他只能躺在地上或散兵坑里听天由命。克莱因在1943年5月12月被俘，到9月时身高1米82的他仅剩41公斤，只有被俘前正常体重的一半。与这些非洲军团战俘的遭遇相比，德国人对待法军战俘的待遇就好得多，德国占领军在法国本土的表现也得到了当地人的尊敬和认可。 在另一片大陆在克莱因等人离死神越来越近之际，幸运女神眷顾了他们，一位美军少校的突然出现拯救了他们的生命。这名少校在前行的路上惊讶地发现，在荒无人烟的撒哈拉沙漠边缘有数座颇具规模的战俘营，他和红十字会以及战俘管理处有些关系，然后得以进入这些战俘营内部探查，结果映入眼帘的是很多快要饿死病死的战俘躺在里面。当时大约有60到70名战俘已经陷入昏迷不醒的濒死状态，另有大约12000名仍然活着、虚弱不堪的德国人。昏迷中的克莱因没有看到这名美军少校，后来他的战友告诉了他整个事情的经过。 第二天这名少校带着20多辆救护车赶来，由于法军的阻扰，他被迫和100多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一起强行闯入战俘营。少校找到100多个状况最差的战俘优先送到医院收容所，幸运的克莱因便是其中一员，美军把他放进救护车并给了他一些食物，然后把他们带到突尼斯城内的德国红十字会医院。当德国的医务人员看见这些奄奄一息的德军俘虏时，惊呼地叫起来：“你们遭遇了法国病（French disease）！”克莱因等人起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随后了解到几乎所有在法国人手中的德军战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虐待，所以德国红十字会人员称之为“法国病”。这批德军战俘异常虚弱，经医务人员的细心照顾才让他们慢慢康复，将他们从死神手中抢救了回来。 ■相对于落入法国人之手，美军管辖下的战俘营各项条件要好得多，非洲军团战俘不仅可以按时得到食物和饮水，还能分到遮阳挡雨的帐篷。 关于被俘后的经历，正如克莱因所说的那样：“法国人对我们施以暴虐，而美国人则帮助了我们。”身体恢复后的克莱因与同伴们被带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在那里乘船穿过地中海到达中转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最后到达美国。美国人为了运送这批战俘组织了一支由七艘轮船构成的船队，克莱因成为首批抵达美国的德军战俘之一，他们在靠近纽约市的埃利斯岛登陆，并被一种在德军战俘看来非常奢华的运输方式——乘坐带有豪华车厢的火车——前往美国中部俄克拉荷马州的“通卡瓦”印第安人保留区。德国军队通常使用货车车厢来运送士兵，所以当他们进入有着漂亮装套座椅的普式车厢时表现得大为惊叹，这对刚从法国战俘营里死里逃生的德军战俘来说简直是难以置信。克莱因和他的战友们乘坐火车行进了四天三夜到达通卡瓦，随后进入美国人专门为关押德军战俘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战俘营。战俘营四周竖立有铁丝网环绕，每个营房由50人组成，250人组成一个连队。克莱因在美国期间曾被数个战俘营轮换关押，其中就包括位于阿拉巴马州著名的艾利斯维利战俘营。 ■克莱因等人抵达美国时乘坐的普式车厢，这种豪华型列车车厢由19世纪美国发明家普尔曼设计，常用为特等车厢。 ■1943年抵达艾利斯维利战俘营的德军战俘，几乎全部为在突尼斯战役中俘虏的非洲军团士兵。艾利斯维利战俘营为美国专门设立的模范战俘营，是对外宣传的标杆。 孔泽事件克莱因在进入通卡瓦不久，战俘营里便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1943年11月的一天，克莱因和他所在连队的人员被营房代表（营房代表是每个营房选出来代表战俘与美军人员沟通的德军人员）要求在午夜11点30分赶到食堂，这让他预感将会有事情发生，因为食堂通常在晚上8点就关闭，而且在那里的集会也是秘密举行的。大约有近200名战俘准时赶到食堂，营房代表们带来一张来自美军的地图，其中一名代表说：“今天一个美国军官给了我一张汉堡的防御图！”然后代表们告诉大家关于地图的事情：一名德国士兵下午把这张地图献给了美国军官，这名美国军官又把地图交给营房代表，并告诉他们说这张防御图不完整，盟军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防御体系布置图，各个防御掩体间的距离、高射炮掩体的位置都需要被详细填写。营房代表愤怒地说：“你们能够想象吗？这是我今天接到的东西，就是这张图！” 在克莱因等人看来，对于每一个具有荣誉感和爱国心的军人来说，把祖国城市的防御图送给敌方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坚强并对祖国充满热爱的德国军人即使已经沦为战俘，也不能容忍任何对德国的背叛行为。为了找出“叛徒”，战俘们传阅着地图以辨识笔迹，克莱因站在后面一队还没有得到观看，第一队的人就很快指证出提交地图的“叛徒”——孔泽（Kunze）下士。孔泽本人当时就在食堂，他立刻被周围敌视的人群所包围，这名被美军感化并有些害羞的下士的脸红了起来，很快承认地图是他所画。战俘们私设了一个法庭，由一名军士、一名下士和营房代表组成，该法庭经过20分钟讨论后宣判孔泽死刑。人群开始愤怒，一些战俘咒骂着“叛徒、卖国贼、胆小鬼”的口号开始猛推和殴打孔泽，场面非常混乱。孔泽最终被愤怒的德军战俘打死，克莱因后来回忆认为孔泽的死因是由于其中一人用装满马铃薯的箱子猛击了他的头部。天快亮时战俘们把孔泽的尸体用绳索捆绑起来吊在了街灯柱上，他们在尸体上写着：“这就是叛国者的下场！” ■位于美国本土的战俘营内，德军战俘在美国看守的监视下进行劳动，他们虽然身处万里之外，但很多人依旧相信德国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不能容忍同伴的背叛行为。 孔泽之死很快惊动了美军警卫，他们发现尸体后立刻展开对整个连队的审问，克莱因和全连队的战俘都被监禁起来，他们的衣服被收集去做血点研究和各种检查。两周后，美军释放了他们认为和孔泽之死无关的人，并最终确定了五个嫌疑目标关押起来，实际上这五个人都没有参与殴打孔泽。五名嫌疑犯被送往布拉格堡，美国人为他们专门组建了一个军事法庭。1945年5月20日也就是德国投降两周后，克莱因在战俘营里的公告栏上读到：“在俄克拉荷马州通卡瓦与孔泽之死有关的五名德军战俘于德国投降日——1945年5月8日被执行死刑。”没有参与对孔泽进行殴打、完全清白的人被判处死刑，这是克莱因在美国关押期间所发生的最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把真正的凶手揭发出来，因为绝大多数德国战俘都认为他们在处理孔泽下士这件事情上的行为是正确的。关于该事件的真相，45年后（1990年11月30日）的《洛杉矶时报》有一篇相关的文章进行过详细的报导。
■美国本土的模范战俘营——艾利斯维利战俘营内的德国非洲军团战俘，可以看见他们当时还能保留军装上的鹰徽，但不能扎上能提升军人精气神的皮带。 后记1946年5月，汉斯·克莱因幸运地从战俘营获释，返回了自己的家乡。但更多的德国俘虏并没有能够直接回到祖国，他们被送往法国和英国强制劳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克莱因回国后开始了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结婚生子，重操旧业当了一阵木匠，后来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退休之后，他接受过美国记者的采访，还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克莱因在1998年逝世，他一直以自己是非洲军团的一员为荣，把在北非的经历当成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时光。当然，在法国战俘营的几个月则是最糟糕的极端，他差点把命丢在那里。对克莱因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曾是一场保卫德国利益的战争，他和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们最终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成为德国战败的牺牲品。
■德意志非洲军团热带遮阳帽原品，它的原主人和本文的主人公克莱因一样，是一位曾在北非作战的德国空军士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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