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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人们习惯于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评判人物，往往将大臣划分为奸佞与忠良两大类。然而，社会与人性是复杂的，有些人物是不能简单归类的。比如裴矩，历仕隋唐两代，在隋末表现为奸佞，在唐初表现为忠良，前后竟然判若两人，这一现象着实耐人寻味。
裴矩是隋朝著名外交家、战略家，曾不费一兵一卒就离间突厥，借内耗削弱其实力，从而减轻对中原的威胁，为日后唐朝战胜突厥埋下伏笔。他还经略西域，致力于中西商贸和文化交流，使西域四十国臣服朝贡于隋朝，拓疆数千里，史称“交通中西，功比张骞”。
此外，裴矩还是著名的地理学家，曾编写《西域图记》三卷，不仅记载西域四十四国的地理资料，还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从地中海东岸通往敦煌的三条重要通道。以此三条道路可绘制当年丝绸之路的全部图景，扎扎实实给唐帝国的统治者奠定了稳固平顺的基础。因此，在隋炀帝执政期间，裴矩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的事情，尤其在外交策略、安定边境方面立下卓越功勋。 但是，裴矩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往往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倾，则矩以闻；若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裴矩洞悉隋炀帝心理，为迎合他的好大喜功，居然出了不少“馊主意”，既为自己换来佞臣名声，也在客观上危害隋朝国运。
大业六年（610），裴矩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元宵庆典，向戎狄展示国家繁荣富强。全国数万名艺人召集到洛阳汇演，丝竹喧嚣，灯火辉煌，闹腾一个月，耗费惊人。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大聚会把街道市场整饬一新，店铺铺上地毯，树木缠上丝绸；为炫耀富有，免费向外国人提供食宿，外国人享用美酒佳肴，不用付钱就拍屁股走路。如此做秀，既浪费钱财，又滋生浮夸风。为助炀帝成就“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梦想，他不顾国内民变频起的局势，支持发动对高丽战争，三次出兵过百万，终究无功而返，严重消耗国力，动摇国本。这也是隋朝由盛转衰的开端。 大业末年，裴矩随炀帝出巡江都，当时义军四起，卫兵士气低落，逃跑不断；于是他向炀帝出点子，把江都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炀帝大喜，立即下令照办，包括尼姑、道姑在内的众多女子顿时成为“慰安妇”。 隋炀帝被弑后，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随后又被河北义军俘获，为窦建德所用；窦建德兵败被杀，裴矩率余部降唐，此后又被李渊父子委以重任，先后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书。供职于唐廷，裴矩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唐太宗即位之初，裴矩更能诤言直谏，敢于为皇帝纠错。有一次，唐太宗得知许多官员涉嫌受贿，决意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人以财物行贿，测试他们是否廉洁。有个官员接受了一匹绢缯，太宗很生气，要把他杀了。裴矩进谏说：“官员接受贿赂，确实应该严惩，但陛下使用财物试探他们，让人落入犯法的陷阱，恐怕不符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圣训。”太宗感觉裴矩言之有理，欣然纳谏，并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褒奖他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看朕脸色行事；如果每件事都能如此，何愁天下不治！”
针对裴矩在隋唐的不同表现，司马光这样评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也。”司马光的见解十分精辟，他认为裴矩前后判若两人并不矛盾，只是遇到不同的君主，做出不同的反应。 在我眼里，裴矩仿佛是上帝赐与那个时代执政者的风向标和催化剂，他能帮助贤明的君主出谋划策，独当一面，畅通完善治国方略，为盛世锦上添花，也使昏聩残暴的君主得到纵容和献媚，变的更昏聩更残暴更荒诞，加速腐朽政权的覆灭。在我看来，从某些方面来讲.....顺势而为的裴矩所做所为并无可指责。
要知道：君主的好恶、志向既“政策”与“制度”能最大程度的直接决定一个王朝、臣子、子民的命运，如始皇临政，放眼天下，引进贤良，改革强国兴兵，赏罚分明，勇武经国，则麾下秦军成噬血的虎狼之师，战场上奋勇向前，不斩敌首级誓不归还，成所向无敌的雄师。如唐太宗治国，赏罚严明，从善如流，魏征等人才有条件如明亮的星宿般拱绕在他的周围，交相辉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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