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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汉武帝时期的北方边政是怎样的？对其发展有何影响？ 秦末汉兴之际,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各种势力无暇顾及北方防务。而此时北方的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开始向四方扩张领土,并乘机夺回高网、阳山、北假等战略要地,渡过黄河,重新占据了“河南地”。 匈奴的强大及贪欲,锋芒毕露,使得中原大汉王朝自高祖至景帝统治的六七十年间,对匈奴不得不采取“夏夷之防”的被动和亲政策,以求得边境的安宁。  汉文帝曾写信给匈奴单于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于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联亦制之”。在这种主导思想的指导下,即使出现反击战争,也往往是出于消极防御,汉高祖使樊哈南击匈奴,以“不出塞”为限汉文帝以“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为度。所以,一旦匈奴入侵,“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在和亲的数十年间,匈奴并没有终止对汉朝的侵袭,边警频传,烽火数达京都长安。 经过军事征伐,“汉兵深入穷追二十年,匈奴孕重堕荡,疲极苦之”、“民众困乏,百姓未附,国中多不安”,匈奴北退大漠深处,再无力与汉进行阴山以南土地的争夺战。  与此同时,连年不断的对匈奴战争,也使汉帝国付出了昂贵代价,造成整个社会“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耗尽西汉前期多年积累的财富,也使国内矛盾加剧,出现了政局不稳的迹象,“巫蛊之案”便是统治阶级内部对穷兵默武反对意见激化的表现,之后,汉匈双方再无激烈的军事冲突和大的战争出现。  终汉武帝之世,西汉王朝在军事征伐取得胜利的前提下,通过军事性质的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了对北部边防地区的统治。期间,在内蒙古地区沿阴山山脉再次筑长城、修障塞、筑亭遂,健全和完善预警系统增设郡县,迁民实边、就地屯田等一系列政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使中原文化得到渗透、中原经济模式取得推广,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得以强化。 国力的强盛,集中表现在经济上的开放、政治上的统一和国家防务上的强化与完善。汉武帝时期,在北方地区的防务政策集中体现在长城的修筑与完善,及以长城为中心的障塞亭遂系统的建设。在以军事争雄为主的北方地区,其政策的落脚点也必然带着浓厚的军事色彩。汉武帝时期,在西北地区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修筑长城活动,其中,在内蒙古地区就进行过两次修缮工程。  长城防线构成之后,就要保持各个边防城塞之间的联系,因而在汉长城沿线,不仅兴筑了一系列重要军事要塞,而且还兴筑了不少亭、隧等防务设施。《盐铁论·本议篇》载“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伤烽隧,屯戍以备之”。《汉书·武帝记》引师古注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 从考古调查来看,位于内蒙古地区的这六处要塞,出土文物多集中在汉代,而且主要为西汉时期,遗物除戍边兵卒的日常生活用具以外,大部分出土物属于兵器,其中出土的箭簇占有较大比例。汉武帝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入塞后,这些障塞已基本处于废弃阶段,以后朝代使用频率极低。  由于汉以长城为依托,兼顾有塞、障、亭、隧建筑为基地,从而在北方构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纵深防御体系,对有效打击和防止匈奴的入侵起到了积极作用。《汉书·赵充国传》载“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千大众久攻之不能害”。也正是由于有如此严密的防务设施存在,才使汉帝国得以在边疆地区实行郡县制和屯田制,并能顺利建成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边防体系,达到以耕养战,稳定边地人口内流的出现。 汉承秦制,为加强国内统治,实现中央集权,汉武帝实行“推恩令',,进行削藩,剪除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实质上则进一步了扩大郡县制,以达到利于统治稳定的目标。西汉时期的郡县制在秦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  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展,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日益成为汉王朝的首要问题。在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的情况下,解决驻守边疆军队的粮食办法,一是移民实边,即把内陆居民迁徙到边疆,亦耕亦战二是军队就地戍边屯田,达到以耕养战,自食自用的目的。因而,汉政府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和举措就是实行移民实边和屯田的边政制度。 武帝之后,实边之事搁置下来,、随着民族关系的缓和,西汉中期以后的移民规模和次数远逊于前期,寻其原因,社会环境、民众心态的改变,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秦及汉初,经过长期战乱,“民如鸟兽”,习惯了流亡。社会上,战国时期的游学风气还相当浓厚,“择主而事,择地而处”的观念尚在流行,移民活动遇到的抵制较少。  西汉中期以后,南匈奴附汉,社会长期稳定,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人与土地的关系日益牢固。大家族田连吁陌,平民也拥有一小块安身立命的土地。“安土重迁”的思想日益浓厚,背井离乡被视为畏途。正如王符所说,其时“民之于徙,甚于伏法”,移民实边政策己失去了御胡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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