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遗集》影印说明

慧然 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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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與戊戌六君子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戊戌六君子就義，給張元濟的思想帶來極大震撼，同時也爲他後來選擇的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調。一九一三年，張元濟佈置極司菲爾路新居東客室，精心挑選掛在墻上的照片，“戊戌六君子照在中間，‘譚嗣同復生’五個字寫得特别大”，後還鎸小印一方，文曰“戊戌黨錮孑遺”。這些恐怕絶非偶然，而是基於對六君子的敬仰和對變法的紀念。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訓政”，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於瀛臺。八月十三日（九月二十八日）譚嗣同、楊深秀、林旭、康廣仁、楊鋭、劉光第遇害，血灑菜市口，時稱“戊戌六君子”。幾天後，户部尚書張蔭桓、禮部尚書李端棻充軍新疆，一場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夭折於胎腹。八月二十三日（十月八日），時任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的張元濟奉旨革職永不叙用，不久離京赴滬，他所經辦的通藝學堂也被并入京師大學堂。

二十年後的一九一八年一月，張元濟輯編的《戊戌六君子遺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張元濟把對當年維新戰友們的深切懷念和祭奠之情，以及對現實的思索，都付諸這部遺集之中。

一群時代浪潮弄潮兒

張元濟（一八六七—一九五九），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出身於書香門第。少年時代隨父母在廣東度過，後回家鄉。一八八四年春，應縣試，得第一。同年參加嘉興府考，得中秀才。一八八九年秋，他二十三歲時又得中己丑恩科鄉試第十名舉人。一八九二年春，他與朋友們來到北京參加壬辰科會試，順利通過貢院初試、保和殿復試及朝考等考試，高中二甲第二十四名進士。不久，光緒皇帝召見欽定其爲翰林院庶常館庶吉士。十年苦讀，他終於成了科舉場上的一名幸運兒。

一八九四年春，翰林院庶常館散館，張元濟被任命爲刑部貴州司主事。在國事日危的刺激下，他潛心於西學，閲讀一切可以得到的西學書報，并廣交友朋，互相切磋。當時康有爲等發起的“公車上書”，拉開了維新派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幕。張元濟後來回憶道：“丙申年（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前後，我們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會，談論朝政。參加的一共有數十人。當時并没有會的名稱，只是每隔幾天聚會談談而已。”“那時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辦一所通藝學堂……教授英文和數學，學生有四五十人。學堂聘請二位教員，一位是同文館的學生，另一位是嚴復的侄兒嚴君潛。‘通藝’二個字就是嚴復取的。”他所交往的一大批京官子弟，大都爲維新人物。

一八九六年六月八日，他在一封致汪康年的信中寫道：“弟近讀公羊，兼習公法。才智太短，進不能寸，惟志在必成，斷不中止。英文已習數月，僅識數千字，而尚難貫通，前月業已從師，擬即日遷寓館中矣。”“讀公羊”“習公法”，兼學英文，這正是通藝學堂學習的主要内容。公羊學，屬今文經學，是漢代盛行的一種經學學派，其中心思想是宣導應變的公羊思想，與重考據、輕實踐的乾嘉漢學相對抗。康有爲的“公車上書”首援即公羊之義；譚嗣同的“仁學”哲學體系，其思想來源之一也是春秋公羊學。梁啓超説他屢遊京師，“最契之友”爲夏曾佑（穗卿）、譚嗣同（復生），稱讚夏“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而這位精通公羊學的夏穗卿正是張元濟的摯友之一。

從一八九三年的夏曾佑日記中，我們就能見到張菊生的名字。一八九六年後兩人在京師期間，交往密切，“訪菊生”“菊生來”“寄菊生信”等記載比比皆是。一些維新人物的聚會，兩人常常均在座。後來夏到天津，在孫寶琦辦的育才館任教，時常往來於津京之間。凡夏至京都，兩人少不了見面聚談，張去天津也總是第一時間拜訪夏。兩人一同“長談”，一同訪友，其中除浙江籍的友朋外還有嚴復、康有爲、梁啓超、黄遵憲等人。夏來京，許多次就下榻於通藝學堂。如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記：“晨附汽車，發天津，晚至京城，寓菊生諸人學堂。”又如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一日日記：“附汽車入都，寓通藝學堂。晤菊生、書衡、螺舲作夜談。”二人各自停留數日，幾乎天天見面。

張元濟與戊戌變法的兩位主角康有爲、梁啓超都有接觸。他在政治主張上似乎更傾向於梁啓超，對康的激進主張則多有保留。他後來回憶説：“那時守舊黨派反對新政的空氣已甚濃厚，我就勸康有爲適可而止，不可操之過急，并勸他趁機會到南方去開辦學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材，將來自然有人幫忙，一面可以緩和緩和反對的勢力，但康不肯聽從。”又説：“詔下之日，長素留居日下，日日鼓吹變法甚力。余謂長素，八股既廢，千百年之錮疾一旦掃除，聰明才智之士必將爭入學堂，講求實學，一二十年後人才輩出，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勸長素作一結束，不必更求其他，即日南下，盡力興學。而長素不從，且益激進。”顯然張更傾向於“今之自强之道，自以興學爲先”的主張，與嚴復的思想更爲接近。

張元濟與戊戌六君子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如林旭（暾谷），癸巳科福建鄉試解元，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從上海到北京，即來拜訪張，交來汪康年的信，給張留下深刻印象。在給汪的回信中他説：“林暾谷交到手書，謹誦悉。林公下車即來，與談數刻，絶無浮囂氣。其人可謂精鋭矣。亦願入館讀西書，從此又得一美材，可喜之至。”林旭後來加入通藝學堂學習，引爲同志。又如楊鋭（叔嶠），夏曾佑的日記中已多次記載他與張見面時，這位叔嶠經常在座。時汪康年、梁啓超在上海創時務報，一八九八年一月，張元濟與楊鋭、馮志先在京代派上海寄來的時務報，代派處稱時務報分館，對人手與經費等都作了仔細規劃。

康廣仁（幼博），康有爲胞弟，是一個性格剛毅、才幹卓絶的維新人物，梁啓超稱讚他“精悍厲摯，明照鋭斷”。他早年曾在故鄉經辦不纏足會，一八九七年初又在澳門擔任《知新報》經理，後又到上海倡設女子學堂和經理大同譯書局，一八九八年初來到北京，協助其兄參與變法。百日維新中許多重要的變法主張，諸如策劃聯絡英國，廢除八股，改變生童歲科各試，乃至最後策動袁世凱包圍頤和園等事，他不但是建言者，還是執行者。所有這些，局外人無從得知，而當事人却瞭若指掌，洞若觀火。梁啓超認爲：“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其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於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梁氏還將康廣仁同譚嗣同相提并論，認爲六君子當中“惟復生與幼博爲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於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於復生，兩人之才真未易軒輊也”。現在缺乏直接的史料證明張元濟與他有過接觸，但是在夏曾佑日記中也許能發現某種間接的聯繫。一八九八年五月十六日（閏三月二十六日），夏曾佑從天津抵達北京。第二天，“訪卓如，與卓如、孺博、幼博小飲”。下午即“訪菊生、弟三、書衡，暮歸”。卓如，梁啓超；孺博，麥孟華；幼博，康廣仁。夏在京停留的三四天中，天天與張元濟、康有爲等見面，談什麽，日記没有記載，但可以想象都是變法維新的大事。不能排除康廣仁在京的半年多時間内與張元濟見過面。至於譚嗣同、楊深秀、劉光第，也没有發現張元濟與他們直接交往的史料，情况可能相同。這一群時代浪潮弄潮兒雖然主張不盡相同，經歷、貢獻與最後歸宿各異，但是他們當時求新求變、救亡圖存的改革信念是一致的。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詔定國是，實行變法。十三日，翰林院侍讀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摺，保薦康有爲、黄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啓超。幾天後，康有爲與張元濟先後被光緒召見。就在康、張被召見的當日，帝黨首領翁同龢被逐出京，張元濟就意識到朝局會有重大變化。雖然譚嗣同、楊鋭、林旭、劉光第四人入軍機處，參與新政，包括張元濟在内的維新派不斷上奏摺，向光緒提出變法主張；然而，后黨已密謀政變。果然不久，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被扼殺於摇籃之中。“戊戌六君子”就義時，楊深秀四十九歲，楊鋭四十一歲，劉光第三十九歲，譚嗣同三十三歲，康廣仁三十一歲，來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僅二十四歲。

這一切，對張元濟的思想帶來極大的震撼，同時也爲他後來選擇的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調。

聊盡後死者之責任

戊戌政變的深刻教訓讓張元濟記憶猶新，終生不能忘懷。一九〇三年初，他辭去南洋公學譯書院總校的職務，擔任商務印書館首任編譯所長。同年八月，就把戊戌政變寫入由他撰序的高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該教科書上下兩册，起自“三皇制作”，下迄“兩宫回鑾”。卷七“國朝”篇，有“林則徐毁鴉片”“英兵來攻”“寧波之戰”三節，叙鴉片戰爭概况頗詳。對歷次不平等條約賠款、割地數字，均有較詳盡的記載。在小學教科書中披露這些内容，可見編者的膽識和憂國憂民之情。“戊戌政變”一節曰：

光緒二十四年，皇上憂國事之日非，鋭意振興。除楊鋭、林旭、劉光第、譚嗣同爲四品卿，使參預新政。繼又命康有爲督辦官報。此外名士多不次擢用。夏秋數月間，革新之詔數十下。廢八股，改文武科舉章程，使歸實用；詔海内士民上書，廣開言路；詔京師及各省府廳州縣，遍立學堂，學者以次遞升，予以出身，以獎勵實學；廢天下不入祀典之庵廟寺觀，盡改學堂；工商能出新制者，得保獎專利；裁汰諸冗員，又裁減無用之兵。士民條陳新政者日數十摺，報館、學堂、學會亦次第興辦。

這無疑是我國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戊戌維新的首次記載。離政變發生僅僅過了五年！在黨錮未開之時，能有如此精闢評述，雖則該教科書署名“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但我真懷疑它出自張元濟之手筆。

民國初的一九一三年，張元濟佈置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新居東客室，精心挑選掛在墻上的照片，“戊戌六君子照在中間，‘譚嗣同復生’五個字寫的特别大”。後還鎸小印一方，文曰“戊戌黨錮孑遺”。這些恐怕絶非偶然，而是基於對六君子的敬仰和對變法的紀念。

一九一六年，他把輯印《戊戌六君子遺集》提到了議事日程。

民國後，康有爲與張元濟同在上海居住，兩人時有往還。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有爲約張元濟往其寓所晚餐（張元濟日記云：“康長素約在伊家晚飯。遇龍伯馴、鄺善甫及徐君勉之子。”），很可能談到了輯集六君子遺著的事。因爲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張元濟日記“編譯”欄記云：“擬印戊戌六君子集。函詢長素伊弟及楊深秀有無遺著。”此前，六君子其他幾位的遺著，是否已落實了呢？從張元濟後來爲《戊戌六君子遺集》所撰的序言知道，他通過朱祖謀、王乃澂、王式通、李拔可、何天柱等人已得到譚嗣同、林旭、楊鋭等人的詩文，獨缺康廣仁與楊深秀，才向康有爲求助，無奈康有爲也没能提供其弟的著述。

朱祖謀，字古微，號彊村，浙江吴興人，官至禮部右侍郎，著名詞人，曾上書反對仇教開釁，觸怒西太后，幾獲罪。王乃澂，字聘三、病山，四川中江人，歷官知府、布政使等。王式通，字書衡，山西汾陽人，原籍浙江紹興，曾在編書局、學務處等任職。李拔可，名宣龔，福建閩縣人，任商務印書館協理、經理等職。何天柱（澄意），廣東香山人，履歷不詳，民國後曾編有《三名臣書牘》。張元濟爲輯編《戊戌六君子遺集》可謂煞費苦心，正是爲了聊盡後死者之責任。

唯一一部六君子合集

丁巳十二月（一九一八年一月）《戊戌六君子遺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綫裝六册，該書將當時能得到的六君子遺文遺詩，加以彙集。全書包括譚嗣同《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三種，林旭《晚翠軒集》，楊鋭《説經堂詩草》，劉光第《介白堂詩集》，楊深秀《雪虚聲堂詩鈔》及《楊漪春侍御奏稿》，康廣仁《康幼博茂才遺稿》。這是迄今爲止唯一的一部六君子合集。張元濟在序文云：

丙辰，余將謀輯《戊戌六君子遺集》，先後從歸安朱古微祖謀、中江王病山乃徵、山陰王書衡式通、閩縣李拔可宣龔、南海何澄意天柱得譚復生、林暾谷、楊叔僑、劉培村四參政，楊漪村侍御遺箸，獨康幼博茂才詩若文未之或見，僅獲其《題潘蘭史獨立圖》絶句一首。屢求之長素，謂家稿散漫，且無暇最録，以從闕爲言。然培村之文，經病山馳書其弟索久不獲，漪村之詩，則止於壬午以前，書衡求後集於其嗣子，亦不可得也。戊戌距今才二十年，政變至烈，六君子之遇害至慘且酷，其震駭宇宙，動盪幽憤，遏抑以萬變，忽忽蹈坎穽，移陵堙谷，以禍今日；匪直前代之鈎黨株累，邪正消長，以構一姓之覆亡已也！故輓近國政轉變，運會傾圮，六君子者，實世之先覺；而其成仁就義，又天下後世所深哀者。獨其文章若存若亡，悠悠者散佚於天壤間，抑不得盡此區區後死者之責，循斯以往，將溷於叢殘，舊文益不可輯，可勝慨哉！默念當日，余追隨數子輦下，几席談論，旨歸一揆。其起而惴惴謀國，蓋恫於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計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測之禍，果發於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爲諸君子求遺稿而刊之。生死離合，雖復刳肝瀝紙，感喟有不能喻者矣！復生遺箸尚有仁學一卷，石菊隱廬筆識二卷，兹編所録，止於詩文。丁巳初夏，海鹽張元濟謹識。

梁啓超稱譚嗣同“志節、學行、思想，爲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其詩亦獨辟新界而淵含古聲”。他所見譚嗣同題麥孟華扇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朦朧業眼來。燈下骷髑誰一劍，尊前屍塚夢三槐。金裘噴血和天鬥，雲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梁稱讚“其言沈鬱哀豔，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譚的著作早有刊布。《莽蒼蒼齋詩》一八九六年（丙申）於金陵刊行，在維新人士中廣爲流傳。辛亥年（一九一一）譚嗣同的侄子譚傳贊以“譚氏重刊”名義，將其叔《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與《遠遺堂集外文》三種重新刊布。

近代文獻的輯印，有時并不比古籍順利。林旭與李拔可爲同鄉友人，他的《晚翠軒集》文稿由李發現并於一九〇五年首次刊行。李拔可後來輯印《墨巢叢刻》也收有此集，并在“丙子十二月”（一九三七年一月）寫的序文中叙述得到林旭遺稿與流傳的經過，也提到《戊戌六君子遺集》。文曰：

當暾谷被逮時，聞其巾笥尚有朱書票擬，暨與德宗造膝問對，又如家人父子之言者，亦皆散失，不可得見。越數歲，大舅沈公濤園，以京兆尹出而提刑粤東。予自江寧來别諸滬濱，忽於廣大海舶行李中見一篋衍熟，視之，知爲暾谷故物。不鑰而啓，則晚翠軒之詩與孟雅夫人崦樓遺稿在焉。既恫且喜，遂請以校刊自任。歲乙巳，居崇川，事簡多暇，爲之付印一千部，分貽知好，轉瞬輒罄。厥後爲涵芬樓收入《戊戌六君子遺集》中，寢以風行。然私念暾谷平時書劄墨瀋具在，縱論時事，臧否人物，有爲一代興亡所係者，宜與天下後世以共見。於是，復與林丈筱綸、鄭丈叔昭、表弟沈劍知從事收集，重爲晚翠軒補遺詩十三首，崦樓補遺詩十四首，并檢濤園、馮庵二長者題記，輯爲一卷，益以暾谷手簡及其應試文字，附卷末。嗟乎！是區區者，假令當日不邂逅於舟次，則暾谷與孟雅夫人之餘緒，足以傳後而不朽者，或將展轉散落，豈不更可痛耶？

林旭遺稿的來由叙述甚詳。商務版《戊戌六君子遺集》中的《晚翠軒集》顯然按李拔可乙巳年刊本印行。《晚翠軒集》曾“三墨本”，以一九三七年《墨巢叢刻》版爲備，除詩外，有“補遺”“外集”“遺劄”和附録。

楊鋭的《説經堂詩草》與楊深秀的《雪虚聲堂詩鈔》，丙辰之前都有刊本行世。前者有“蜀藏”版楊叔嶠先生詩集，後者有光緒七年（一八八一）《雪虚聲堂詩鈔》刻本。劉光第的《介白堂詩集》二卷，光緒癸卯（一九〇三年）也有鉛字排印本傳世。唯獨康廣仁遺著最爲少見，這也是張元濟求助於康有爲的主要原因。

康廣仁（一八六七—一八九八）傳世之詩只有二首，其中之一即收於遺集中的《題潘蘭史獨立圖》，最早似見於梁啓超的《飲冰室詩話》。詩曰：“迢迢香海小闌干，獨立微吟一笑歡。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與人看。”梁啓超云“其犧牲一身爲後來國民幸福之心，活現紙上，讀竟悵然”。潘蘭史，即潘飛聲（一八五八—一九三四），號劍士，别署老劍、劍道人、獨立山人，廣東番禺人，近代文學家、思想家。張元濟一九四四年撰寫《爲陳思明題康長素書劄》也提到這位“長素門下士”。

東市朝衣胡太酷，覆巢餘卵亦難完。

只應溝壑供填委，土芥臣原一例看。

這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張元濟所撰追述《戊戌政變雜咏》組詩中的一首，詩注云：“四卿既誅，黨人捕逐殆盡。有勸余出亡者。余有母在，此求生害仁之事，余何能爲？惟有順受而已。”記的即六君子遇害的事。六十年來，作者一直把對六君子的追懷記於心間，這種追懷經常袒露在他的詩文之中。

當然《戊戌六君子遺集》是六君子合集，并非全集，今天《譚嗣同全集》的大部分、劉光第的《衷聖齋文集》等均未收入其内。前些年有人從舊檔案中還發現了康廣仁的一封致星海先生函，反映出他對清末官場苛斂厘金、貪污盤剥以致生民塗炭現象的疾惡如仇，與其亟亟要求更張舊法的情懷。星海，即梁鼎芬。但是，《遺集》却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六君子合集。一九一八年一月初版，於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國難後第一版”。一九六六年十月，臺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書》，其中《戊戌六君子遺集》即按商務印書館版影印，全一册，分布面精裝與平裝兩種版式。